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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则办理了停薪留职，打通了所有关节，正儿八经的白手起家做起了房地产开发的生意。
张桂老家里也来了好多的乡亲，那都是前来打工挣钱的，他们都是盖大楼的好把式。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就曾有书生气十足的政协委员说，现在我们的城市里，在盖大楼的都是些平时在家乡垒猪圈的农民，用这些人盖房子，那质量能有保证吗？
其实此言差矣，这些农村出来的劳动力，人人都是心灵手巧的，他们很快就能够掌握盖大楼的技能，在各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带领下，这些朴实的农民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君不见，那万里长城，还有那大运河，还有那数不清的中国历代的大小工程，哪一件不是历朝历代的“农民工”兄弟们给修建、开凿、雕刻描画出来的呢？真正能够给各项工程造成损害的，从来都只是那些掌权贪赃损公肥私的国蠹。劳动人民历来都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构建着我们民族的国家大厦，而那些国蠹，就只是些在啃食败坏我们民族国体的蛀虫。
任何因为无知或邀宠而发表看不起普通劳动者言论的所谓知识分子，都是一些没有脚后跟没有风骨，而只是会屈膝献媚的文化奴婢，胁肩谄笑之态，令人作呕。
第三篇 灵变第41章 官和商的友谊（）
第三篇 灵变
第41章 官和商的友谊
在马宏的建筑工地上，包工头杨得财正在领着人放线挖沟，他承包了这里三栋楼的工程。
马宏虽然对于建筑工程来说是个门外汉，但是他经的见的事情太多了，他深知一件工程层层转包的危害性，所以，他找来的建筑队伍，都是经过他严格甄别筛选的，为了省钱，他也不用大的建筑施工单位。
八十年代末期，内地的商品房也就只有六层高，马宏的项目不大，只有十八栋楼，一栋楼四个单元，每层两户，除去地款、设计费、以及各种税收，还有建筑成本等等，概算的结果是，马宏本人将会从这一个项目中获得有两百万元的收益，当然，这还没有刨去要给有关领导烧香进贡的钱，毕竟不是他马宏自己一个人在荒山野岭之中捡到了一包金元宝，城市里面，稠人广众的，大家可是都大睁着两只眼睛盯着看呢，能够帮上忙的人，能够在马宏赚钱的道路上把关设卡的人，自然也都应该是见者有份儿的。
马宏是个聪明人，他把有关部门的人挨个算下来，感觉是庙多菩萨更多，要是挨个都烧香的话，那还哪有他马宏自己的钱了呢？要是有的烧香磕头，有的就不再意思意思的话，也不好，那样一来，自己的路子就会是越走越窄了。
思来想去，马宏觉得还是背靠大树才好乘凉，自己只找到一个得力的靠山也就够了，只要是这个人能够罩住方方面面的一切，自己在下面拉大旗作虎皮，靠关系打通关系，用公家的权力来办自己私人的事儿，也就一切都玩儿得转了。
于是马宏就看上了市委书记王忠臣。
王忠臣不到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又是刚刚换届上来的，最起码还有三年的在岗时间，三年之内，自己也就可以搞完了不知有几个像现在这样的项目了。
在反复思谋筹划之后，马宏就在王忠臣的办公室里给王忠臣送去了一张用自己名义开办的银行卡，并告知了密码，还有那卡内存有的二十万块钱人民币，并说自己别无所求，只是将来在遇到过不去的难处时，希望王书记能够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
王忠臣见马宏这么会办事，不由得也被感动了，说道：“老马，你也太见外了，在场面上，我们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但是关起门来，我们就都是自家兄弟，我还得管你叫一声大哥呢。”
马宏赶忙说道：“王书记，您能这么说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印染厂这个项目我也只是试试身手，以后，我还会在您的领导下再干更大的项目，到时候，您就是后台老板，我就是前台为您充当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马仔，以后，我工作上的进展，我会及时向您汇报的。”
王忠臣笑道：“老马啊，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能走出这一步就很不简单嘛，我也很想干点自己的实事儿啊，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当再大的官，手里面没钱，一退下来也就还是个穷人，谁还会再买你的帐啊？我也很想能够有自己贴心的一班子弟兄一起来干点实事儿啊，兄弟们在一起都能够多挣几个钱，以后也好安享晚年啊，要不，这一辈子也就算是白干了。”
马宏说道：“可不是啊，眼看着那些有钱嘞老板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动不动还都得低三下四地求助咱给办事儿，咱要是还穷嘞都站不到人前去，那也太给咱政府丢脸了不是。”
王忠臣抹了一把自己发亮的脑门儿，笑道：“说嘞对，说得好啊，哈哈哈哈。”
二人通过了这次交心，便成为了真正的朋友了，以前马宏天天上班给王忠臣开车，他们二人却也并不是朋友，但是现在，他们二人真正的成为了朋友了，而且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朋友的朋字是两个月亮，两个月亮在一起是可以彼此都照亮对方的，这样相得益彰就是朋。朋友的友字，其甲骨文的写法是在表述两只右手同时向着一个方向在抓取的动作，一看便知，这就是在共同谋取利益的意思了。朋友二字，真的是很微妙的，究其原因，所谓朋友都只是因为利益的关系才会在一起，人世间不存在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友谊。只不过清高不俗的朋友在一起，受益的是彼此的品德和学识技能；讲信义的朋友在一起，虽也都是为了利益，但是他们获取利益时所遵循的原则却是道义的原则。至于那些乌合之众，缺德损友，其实也就只是一些见利忘义之辈罢了，这些人就如同是猪狗，眼中是只有食物，而没有什么道义信念的。
马宏对于自己的事业算得上是用心良苦了，他整天的都在外面忙于奔波，应酬各式各样的人和事。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他还特意给几个工程监理人员额外地多开了一份奖金。
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宏的事业也还算是一帆风顺。
第三篇 灵变第42 章 杨顺才创业（）
第三篇 灵变
第42 章 杨顺才创业
杨得财能够承包马宏手中的工程，完全是因为他的堂弟杨顺才的关系，杨顺才也是和许卞山、郑东奎一起出资的基金会的股东。
杨得财和杨顺才是没有出五服的堂兄弟，杨得财是乡下人，名字还是按照家族的字辈给起的，其实他是应该叫做杨德才，是德才兼备的意思，乡下人没文化，也不讲究，同时也是迫切的想要摆脱贫困，有了钱财自然就不会再受穷了，所以平常人打趣他的名字，就按照得到钱财的意思来叫他了，久而久之，他也就认了，心想，这个名字好，吉利。
可不是嘛，他十六岁进城来打工，一开始就在建筑工地上提泥运砖，后来就磨练摔打成了技术工人，再后来就成了领工的技术员，再后来就成了包工的小老板儿。
杨得财现在虽然还是个一脸忠厚相的农民，但他可是比那些上班拿死工资的城里人要阔多了。现代社会，活得有没有尊严，腰包鼓不鼓说了算。杨得财感觉自己的命运，真是很有点儿从奴隶到将军的意思了。
其实，当代中国的所谓农民工，就是当代中国正真的无产阶级。这些人一离开家乡，走进陌生的大小城市，只有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够生存下去，在乡下的时候，这些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有房有地有车——砖瓦房、承包地、自行车，但是一到了城市里，这些人就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无产阶级了，不敢正视他们，只是含混地称其为“农民工”，这是那些自称在走马路的中国人所做的很奇淡的一件事。
好了，书归正传，还是让资本论在自由市场和政府管控与官僚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纵横捭阖之间自己去发挥自己的神奇魔力吧。
*的精灵在等待着爆发的时机。
话说那杨顺才，父母本都是旧社会里进城来讨吃食的穷苦人，解放了。也就落户做了城里人了。*好啊，一无所有的穷人，过得日子都不是日子，**一来，这些穷苦人就真的是都翻身得解放了。
杨顺才他爹进工厂当了工人，后来退休了，就由独生子杨顺才进厂接了班，这都是文革以后的事了。
改革开放，杨顺才就开始不安分了。用他爹的话说，这孩子忒不本分。
杨顺才说。本分。我要是个富贵人。我就整天守住自己天酒地的本分，你让我改，我都不改，可我现在是个穷人啊。没钱，没地位，没身份，这就是我的本？我的分？我守它干什么呀？咱家也该改改风水换换门厅了，都说穷不过三代，这都几代穷光蛋了？还让我守本分，也像你一样窝囊一辈子？
他爹七老八十了，也的确是一辈子窝窝囊囊，到老了还要受自己儿子的教训。但想想，儿子的话也在理，但是他还是为儿子担心，不过他也实在是管不住自己的儿子了，也正是因为他的无能。才成就了杨顺才的一番事业，要是这窝窝囊囊的父亲在家中很有权威的话，那这杨顺才也就完了，太过于强势的父亲，是培养不出独立自主敢作敢为的儿子来的。
那年月，杨顺才是什么小生意都做。
起初他是趁着下班时间做。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保守的很，有经济头脑的人要想赚钱，那就跟捡钱差不多。
杨顺才从批发市场上面买来些秋衣秋裤袜子之类的东西，在马路边的树上扯根绳子一挂，地上展开块布一铺，就算是开张了，一个月下来，挣得钱超过自己大半年的工资了。
两个月后，杨顺才就到厂子里面去办了个病休，也不知他是从哪弄来了张医院的诊断证明，说是自己得了乙型肝炎，还是什么大三阳，传染的厉害，为了自己同车间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健康考虑，他必须得病休了。
那时候的工厂里面，其实也就是几个当家作主的领导说了算，起初那几个官僚还不同意，杨顺才就买了些烟酒之类的东西，去了一趟车间主任家，去了一趟厂长家，他病休的事也就算是办成了。病休半年，这期间奖金没有了，工资照发。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领导们经过研究（烟酒）的结果。当然，这些过去的领导，要是说起来他们的人和事儿，也真是怪有些丢人的，但是和时下里索贿受贿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或多少个亿人民币的贪官污吏比起来，那时候的领导还是蛮可爱蛮幽默的嘛。
杨顺才心里憋不住的感到可笑，在背地里便骂道，他妈那笔，一群腌臜孙，我让恁吃我嘞屎喝我嘞尿，还啥*奖金嘞，哄他妈傻逼吧去？？？？？？一群傻逼！他马那笔？？？？？？
有学者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从诞生以来就从来也没有壮大过，在旧社会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先天不足又后天失养。
其实这种理论是太过于片面和短见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分等级的，官僚资产阶级就从来也没有先天不足过，更不存在后天失养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新旧中国，一个阶级的诞生，其本质属性总是相同的，就像是狗肚子里面就只能是生出狗来一样，而不会说是在旧社会里狗肚子里生出来的还是狗，一旦到了什么新社会了，狗肚子里面也就会生出来一只不咬人的羊了。
杨顺才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代民间民族资产阶级，他就具有着和旧中国的民间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的特性。为什么这么绕嘴地说杨顺才是民间民族资产阶级呢？因为还有非民间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呀，那可是手眼通天神通广大的一个阶级呀。
杨顺才这种中国的民间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着狡黠、世故、隐忍而又充满了愤恨的复杂情怀，他们这种人的起步，也真的是不太容易。
病休后，杨顺才继续摆摊儿做小买卖，但是，好景不长，也不知是他妈哪儿来的一班子龟孙，胳膊上带着个红袖章，开着小卡车，土匪一样的一见到他们这种摆地摊儿的人就跑过来抢他们的东西，杨顺才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感觉这些人就跟他小时候见过的“打办室”的人似的。
“打办室”全称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那是文革时候的新鲜事物了，是为配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应运而生的。那年月，乡下农民进城来卖个炒生，都跟电影里的*地下党秘密接头一样，一位农民大叔悄悄地凑近几个喝小酒的工人兄弟身边，干咳一声，低头细嗓地说道，要不要生米儿？今天下午刚炒嘞。
杨顺才的家当全都被新型打办室的人（也就是如今“城管”的前身）给抢去了，他也是年轻气盛，和人家打了一架，确切的说，应该是他被那群人给臭揍了一顿，他也还手了。这场冲突，最后还是以杨顺才的落荒而逃而告终。
杨顺才跑到二道湾背街上的一个小教堂里，趴在水龙头上面洗干净了自己鼻孔里面流出来的血，望着落日残阳，心中又是落寞又是开心。落寞的是，这个世道可是真他妈的不好混啊；开心的是，自己也不算太吃亏，他当时捡起了一块半截子砖头，一下子就把为首的那家伙给开了瓢儿了。那年月，在中国的中小城市里面几乎到处都能够轻易地找到一块可以用作武器的青红砖半截头儿，而用砖头去热烈地碰撞敌人的脑袋，并碰出血来，就叫做开瓢儿。
杨顺才还有一点感到开心的是，那一堆秋衣秋裤，他早就想赶快脱手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就全脱手了，还外带自己的那辆破永久加重二八自行车，那种车可是真皮实啊，带上个二三百斤重的东西都不带打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