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们交易的则是南安县的走私商人，他们同样对熊汝霖抓捕衙役的事一无所知，赶着满载货物和银两的马车前来接头。结果五百团勇鼓噪而出，水手和商人们猝不及防，全被当场擒住。货物和银两均被视为赃银而扣押，但最大的收获，还是那八艘武装商船，和几十条鸟铳。因为朱由检在密诏中早有安排，知道熊汝霖根本没有家底，便许南安县凡是查获走私船只和武器，可先自行使用。
后科科地方敌球由冷接远鬼
这样一来，熊汝霖的民团初战告捷之后，便有了战船和武器，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至于那些走私商人，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因为郑芝龙在名义上还是福建水师总兵，他们便赶紧把郑芝龙抬了出来，希望用郑芝龙的名头把熊汝霖吓唬住，然后大事化小，出点银子也就完了。
不想熊汝霖冷笑一声道：“尔等刁民，十分大胆！朝廷已开海禁，不是不让尔等出海，因何官府登记？不就是逃避税银么？单是走私也就罢了，还敢诬陷郑总兵大人！来呀，每人重责二十，看他们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1525章 南安市舶所（）
走私船主和商人受刑不过，只好承认是自己走私，与郑芝龙无关。熊汝霖要的就是他们这一句话，立刻把这些人全部收监。
当然，原来的那帮衙役也早关起来了，再从民团团勇中选拔正义感强、服从指挥、身体强健的，成为全新的一批衙役，共一百人。反正衙役并非官吏，明面上也是服徭役的，薪水还得知县老爷个人掏腰包。就算知县把他们全换掉，改用自己的人，也完全说得过去。
熊汝霖还故意派南安县丞、主簿二人，去泉州府汇报案情。其实从衙役的供词中，熊汝霖早就知道这二人也是走私的参与者，不过这两人既是朝廷命官，又与郑氏的联系比较密切。熊汝霖故意不抓他们，一方面是麻痹郑芝龙，另一方面也是欲擒故纵更多参与走私的势力暴露出来。
这两个家伙离开南安县以后，果然心急火燎地跑去给郑氏在福建的代理人、也就是福建都司副指挥使郑芝虎送信。那时郑芝虎还没有逃跑，但郑氏已在密谋接应叛军，郑芝虎的心思全在那上面了。
听完二人报信以后，郑芝虎也没当回事，还以为是二人办事不力，没笼络好这个新来的知县，把二人臭骂了一顿。俗话说“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又有道是“当官不打送礼的”，官场风气皆是如此，这个姓熊的难道就能例外？无非是胃口比别人大了些而已。只要多送银两，再天天请他去花天酒地，找几个美貌女子相陪，不怕他不放人放船。
二人得了郑芝虎的指示返回南安，不过从南安到福州走旱路得四百余里，又多是山路，崎岖难行。这一来一回，已经用去了十天的时间。等回来一看，两人不禁彻底傻眼！
原来熊汝霖借着这十天的时间，已经做成了好几件大事。
第一，罚没了走私船主、走私商人的全部家产，将人犯全部发配到贵州去了。其实按照《大明律》，对走私的刑罚是非常重的，这样大数额的走私，完全可以论死。不过由于官府实际上并无能力有效阻止走私，所以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尤其是福建这一带，过去官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熊汝霖的这个判罚，相对于过去来说当然是非常重的。但《大明律》规定走私论死，熊汝霖没杀他们，还算是从轻处罚了，谁从明面上也挑不出毛病来。
第二，充分利用罚没物资，迅速扩大民团规模。本来民团只有五百人，抽出一百人做衙役之后，还剩四百人。但熊汝霖有朱由检的密诏撑腰，可以从罚没物资中提取十分之一，做为“办案经费”，船只和武器则全部拨给他使用。
这下熊汝霖一口吃了个胖子，要知道仅仅这一次走私，双方的货物和银两总值就将近十万两。熊汝霖从中拿出八千两，招募团勇，这次就不是白干了，而是每名团勇可得月薪二两。二两银子，已经足够普通人家全家老小一个月的开销，更何况还免除该户徭役，团勇每天只需出勤四个时辰，家里的活也不耽误。
这下百姓应征做团勇的积极性更高了，很快民团的规模就扩大到一千五百人。应征上的固然欢天喜地，没应征上的，除了羡慕之外，抱有“出洋挣钱”想法的人，这种念头也淡了不少。毕竟谁都知道大海茫茫，极凶极险，船毁人亡这种事实在是太多了。若守家在地便能丰衣足食，谁愿意冒这风险！
第三，开展海上巡逻。熊汝霖不是罚没了八艘走私商船么？他可没让这些船闲着，从第二天起，就组织团勇上船训练。训练了三天，便把这八艘船分为四组，每组两艘，沿着南安县的海岸线进行例行巡逻，四个时辰一轮换。
过去南安县根本就没有海防，如今就算是有了。虽然只有两艘船、二十条鸟铳，但已经震慑了本县的那些走私商人。前面那帮人刚刚被抄了家，人也被发配了出去，一时间还真是没人敢顶风作案。
第四，设立南安市舶所。市舶司是朝廷设立、负责海上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相当于现代的海关。但由于前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海禁状态，即使隆庆年间解除海禁，限制仍很严格。到了天启年间，整个大明只有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海上贸易量虽然很大，但经过市舶司正规渠道，定额包税的贸易还是很少，大部分都是走私。
走私当然就不用缴纳税款了，只要用少量银子贿赂当地官府，别让官府抓了现形即可；或者干脆就不理官府，明目张胆地走私。如此一来，大明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税银流失，走私商人却因此暴富。
就拿福建市舶司来说，整个福建地区，每年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船艘次数量难以准确估算，但至少在一千艘次以上，贸易额何止千万两。但福建市舶司收取的税银，连三万两都不到，少到了可笑的地步。
其实朱由检早就想推动大明的对外贸易改革了，这改革的第一步，自然是开放更多的口岸。但仅设浙江、福建、广东三司，这又是一条祖制，可不是轻易就能改的。即使大明与葡萄牙的官方贸易已经开始，朱由检也暂时没碰这条祖制，并未新增市舶司。好在官方贸易并不涉及税收问题，葡萄牙人的商船也来得很少，算是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
但改革总要试水，总要有第一步。朱由检把这个试点选在了南安，其实这也是熊汝霖在密奏中提议的。
要说起这个时代的人的智慧，朱由检也不得不佩服。熊汝霖在密奏中说，不是祖制规定只设三司，不得新增么？南安县属于福建省，福建市舶司设在省府福州。而福州在福建北部，南安在福建南部，两地相距四百余里，南安的商船到福州去办理手续很不方便。以此为理由，可在南安设立市舶所，名义上隶属于福建市舶司，算是福建市舶司的一个派出机构。实际上，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就不违反祖制了么？
1526章 南安市舶所 二（）
设立市舶所，是朱由检和熊汝霖早就规划好的一步棋。当熊汝霖以飞鸽传书急奏京师后，因为不涉及祖制等麻烦问题，朱由检又向温体仁等人暗示过，“温党”阁臣加上中间派阁臣，以及黄宗羲等中书舍人均对熊汝霖的想法表示。
而东林党人这时候仍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督师不力”的周延儒身上，对东南沿海一个偏远小县的事情，并无多大兴趣。所以很快内阁便出了票拟，同意在南安县设立市舶所。朱由检立即批红生效，心中自是大喜：这可是个的“判例”，以后也可以成为“旧制”了。
得到朝廷的批准以后，南安市舶所立即开始运作了。办公地点很简陋，就是在南安最大的河流晋江入海口处搭了个简易棚子，因为很多商船都是从晋江中启航。
不过，别看办公地点简陋，市舶所的权力却不小。此前虽有三大市舶司，但朝廷对每个市舶司的运作并未做统一规定，各市舶司都是各行其是。这就给了南安市舶所足够的空间，朱由检把这里做为试点，推出了与其他市舶司并不相同的政策。
市舶所的基本规则很简单：凡是南安县境内百姓，欲出海打渔或是贸易者，必须以船只为单位，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只有注册过、有市舶所颁发牌照的船只，才允许出海，否则一律不准出海，抓到了就以走私论处，船即没收，人即收监定罪。至于南安县境外的船只，也可以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只要来了南安县，与南安本县的船只待遇相同。
依规注册的船只，则分为渔船和商船两种，颁发不同的牌照。渔船禁止从事贸易，但相应地，收取的税银也很少，每月仅象征性地收取一两银子。只要渔民够勤快，天天出海打渔，这个生意是稳赚不赔的。
至于商船，则根据船只的载货量分为两档。二百料以上的船只，每船收取税银一百五十两，或所载货物三十取一，从其较少者为征。二百料以下船只，每船收取税银一百两，或所载货物四十取一，从其较少者为征。不论出口进口，税率标准统一。
这个税率标准，是朱由检和熊汝霖经过反复探讨后暂定的。在朱由检看来，这个税率实在不高。不但比三大市舶司的税率低很多，即使是和现代社会比，各国关税的平均水平也大大高于这一标准。而且不论何种货物，一律按一个税率计征，也过于简陋了点。
但熊汝霖认为，民间走私成风，根本没有交税的习惯。如果税率上来就定得很高，则不利于促使百姓依规通过市舶所进行贸易。如果把税率先定低点，给贸易者增加的成本小一点，市舶所就容易被接受。待大部分对外贸易都纳入市舶所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税率，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包括各类货物的税率细则，那时再慢慢制定也不迟。另外，市舶所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熟悉工作的过程，单一税率有助于他们尽快上手。
反过来说，如果市舶所定了这么低的税率，你还去走私的话，那可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候就别怪朝廷不客气了。
朱由检认真考虑了熊汝霖的建议，觉得熊汝霖的思路非常好，那就是让守法的收益尽可能大，违法的成本尽可能高，这样就能培养人人守法的良好风气。看来不光是对外贸易法规，以后对《大明律》的修订，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市舶所开始办公以后，南安县的渔船注册，倒还比较顺利。因为市舶所不是只向渔民收钱，还一系列服务。别的不说，单是昼夜巡逻防备海盗这一条，每月一两银子就很值了。熊汝霖还许诺，将尽快在晋江南安外海的狐狸尾岛上修建一座灯塔，为往来船只指引方向。有了灯塔，航行就安全多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渔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蛋民。蛋民属于“贱籍”，四民之列，一直受尽歧视。在福建方言中，把蛋民成为“曲蹄”，这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讽刺蛋民整日在船上光着脚。
不仅是这种语言上的侮辱，蛋民没有土地，没有房屋，不许读书识字，不得与陆上百姓通婚，只能以船为家，而且受到极重的盘剥。
此前张煌言和郑森在出使南洋的途中，曾经在广东海澄县招募了一些蛋民并脱籍入军，还鼓励蛋民多出海捕鱼，加工腌鱼肉，增加一项生计。不过，那还只能算是临时性的措施。
这次熊汝霖依照朱由检的嘱咐，在设立市舶所的同时，也在探索让蛋民重获新生、融入社会的方法。南安外海有不少无人海岛，熊汝霖因地制宜，宣布只要蛋民的渔船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对他征税的标准便与其他渔民完全相同，人不得再行盘剥；更允许他一家在海岛上划一片地，兴建房屋，把家安在那里。
这个政策对蛋民可是太有吸引力了，谁愿意过居无定所的生活呢？过去蛋民见了官府的人，第一反应便是逃跑；这次却反了过来，南安县几乎蛋民都来登记，两三天的时间就注册了一百多艘渔船。
其实对熊汝霖来说，此举是一举两得。既把为数不少的蛋民纳入了市舶所的，也相当于不费一兵一卒就驻守了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要知道这些无人海岛，本来是走私船和海盗的天然驻足之所。现在蛋民既然以这些小岛为家了，自会努力经营。走私船和海盗再去骚扰，这些蛋民也不会同意。
当然，这项政策还只是第一步蛋民融入社会乃至脱去贱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过，至少蛋民的收入可以先多起来，钱多了，受的歧视自然就少了。商人不就是很好的例子么？
与渔船注册的热火朝天相比，商船注册却遭遇冷场。市舶司设立五天了，居然一艘注册的商船都没有！
1527章 缉私行动（）
当县丞和主簿返回南安时，市舶所已经成立，众多渔船已经登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但二人绝不甘心，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南安县走私商人的头子，过惯了靠走私贸易获取暴利的日子，现在突然冒出来个市舶所，要按船收取税银，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再说他们走私的商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违禁品，比如武器和铜。这些商品一旦被官府查获，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所以二人纠集南安县的走私商人一商量，决定一艘船也不许去市舶所登记。市舶所收不到税银，熊汝霖又养着民团那么多人，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且看他到时候如何收场。
一连十来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一艘商船到市舶所登记，熊汝霖说心里不着急那是假的。他手里的“启动资金”仅有白银八千两，民团第一个月的薪水已经支掉了三千两。渔船交的那点银两实在是杯水车薪，如果一直没有商船来交税银的话，最多只能维持两个多月。
在飞鸽传书的密奏中，熊汝霖向朱由检如实奏报了这一情况。朱由检的回复也很简单，只有寥寥数字：“耗着，看谁耗得过谁，朕做你的后盾！”
有了皇帝的批复，熊汝霖心中大定。这些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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