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金手指- 第57部分

　　　　今天还是四更，开始爽起来！

　　　　（本章完）

第96章　恶钱横行（）　
只有甄乾才知道安禄山的目的不在攻打契丹，进攻契丹不过是安禄山的幌子，练兵和暗中囤积钱粮为起兵谋反做准备。

　　　　甄乾还是没有明白彭乐征发徭役怎么跑到自己门上来了？

　　　　“还是甄大郎府上的饭菜可口，难怪县城里的醉仙楼生意红火，看来某家酒楼的厨师都该回家种田了！”

　　　　彭乐对甄乾准备的菜肴非常满意，一连吃了三碗才停筷道：“不瞒甄大郎，这次我上门是来化缘的？”

　　　　“此话何解？”

　　　　“安帅征发明年的徭役运送一万石粮食到幽州，同时让各州县纳捐十万石粮食，摊到鹿泉县又是一万多石，县里哪有多余的粮食，没有办法只能向县里各家各户征收了……。”

　　　　两人目光相视一下，彭乐的目光立即避开了，显然这件事情吃力不讨好。

　　　　“这么说来，甄府也在纳捐的范围之内呢？”

　　　　“一万石粮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从鹿泉县运到幽州，一路上马拉人扛都要损耗粮食，说是一万石，但没有二万石根本运不到幽州，明府（唐代县令的称呼）和众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县里乡绅商贾纳捐，甄大郎不会让我为难吧！”

　　　　甄乾心里很清楚，安禄山根本不是准备攻打契丹，而是在囤积粮草。

　　　　这几年安禄山所辖三镇的粮价一直在缓慢的上升，以鹿泉县为例，天宝十年的粮价每斗七八文钱，天宝十一年就上升到每斗十文钱，年底安禄山又以出兵为由囤积粮草，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时，粮价必然会再长，恐怕明年粮价要升到每斗十二文钱。

　　　　粮价从每斗七八文上涨到十二文，几乎快一倍了，这足以让一些贫困之家破产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鹿泉县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不知甄府摊派多少？”

　　　　彭乐伸出了一根手指看着甄乾。

　　　　“一千石……”，甄乾无奈道。

　　　　“甄大郎果真快人快语，明府让仙台村筹集一千石粮食，甄大郎可以再把一千石份额分给各家各户……”，彭乐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一千石粮食已经不少了，相当于以前仙台村五分之一左右的产量，要是让甄乾一个人承担的话，先不说愿不愿意，至少心疼一年。

　　　　甄乾嘴里像掉进一只苍蝇，明显让自己难做，彭乐不是说甄乾仁义吗？一口一个及时雨、孟尝君，就差标榜助人为乐、五好四美新青年了。

　　　　见甄乾若有所思，彭乐又道：“我知道甄大郎家有酒坊，恐怕一时拿不出来一千石，不过没有粮食用钱帛也行！”

　　　　彭乐还真是为甄乾考虑的周到，甄乾的确不愿意拿出手中的粮食，“还是彭司户考虑的周全，王友！从帐房支出十三枚钱庄金钱！”

　　　　很快王友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整齐的码放着13枚黄澄澄的金币，金币正反面都篆刻着钱庄的明文，边缘还有锯齿状的精美花纹可以防伪，鹿泉县很多人都喜欢使用甄乾钱庄的金银飞钱。

　　　　“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二是私办，大商人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

　　　　甄乾的飞钱和其他钱庄的飞钱不同，没有使用纸张作为载体，而是直接用金银锻造成钱庄私钱，一枚银元相当于一千文，一枚金币可以兑换八枚银元，唐代金银比价为一比八，可以在甄乾直接兑换成铜钱，深受商贾们的喜欢，有些人也纷纷的效仿，可惜锻造工艺不如甄乾，反而容易被人冒铸。

　　　　甚至有人将甄乾的金银飞钱当成了厌胜钱收藏起来。

　　　　厌胜钱也叫做压胜钱，也叫押胜钱、压胜钱，并非流通币，汉族民间一种用作吉利品或避邪物的古钱币，小孩子佩带的饰物。

　　　　厌胜钱最初的本义主要是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两大类。到了后来，厌胜钱所指的范围越来越广，诸如开炉、镇库、馈赠、赏赐、祝福、辟灾、占卜、玩赏、戏作、配饰、生肖等等，都铸厌胜钱。发展到后来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按不同的用途，大略可分为纪念、厌胜、凭信、上梁、供养、博奕、吉语、成语、戏作等品类。

　　　　甄乾所铸飞钱属于在打擦边球，表面上只是钱庄内部流通使用，但在实际使用中已经超出了钱庄兑换范围，这才是自己真正赚钱的手段。

　　　　很少人能够真正意识到金银飞钱蕴含的价值，由于发行量和流通的途径不同，普通人平时很难接触到金银飞钱，自然不会认为对流通货币造成冲击。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金银飞钱都不是恶钱。

　　　　纵观唐代一朝民间私铸盗铸现象严重，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更有资源不足等诸多因素。

　　　　王朝建立之初，战乱仍未平息，百废待兴。高祖继位后“仍用隋之五铢钱”。但隋末以来，私铸恶钱充斥于市，钱币极为混乱，甚至“剪铁叶、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因此，规范货币的铸行，严禁私铸钱币，重建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成为唐王朝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武德四年，唐王朝“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扭转了隋末以来货币流通极为混乱的局面，全国钱币铸行达到空前统一。

　　　　但货币稳定的时期持续不长，很快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随后历朝私铸之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成为唐王朝最为棘手的问题。

　　　　要说封建社会什么最赚钱，除了巨贪就只有一本万利的铸币了，可是那些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官僚不愿意和铜臭为伍，更不愿意静下心来研究经济运行规律，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陆贽这样懂得经济的官员，提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最后还给罢相了。

　　　　PS：唐代的货币计量单位有贯、缗、两等，缗都是穿钱绳，钱千文称一贯或一缗。一贯等于一千钱，一两白银不等于一贯，唐朝初期，一两白银等于一千二百文上下，唐中期兑换率在一千五百文到一千八百文左右。

　　　　随便说一句，后世常说的开元通宝并非唐玄宗开元年间铸造的铜钱，开元，是唐高祖统一币制所铸钱的名称，意为开国，唐玄宗“以为有开天辟地之气象，遂用之”。

　　　　（本章完）

第97章　盛世的背影（）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月五日，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货币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但不久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

　　　　唐高宗年间，以改铸新钱来防私铸，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私铸进一步恶化。乾封元年，唐王朝“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貯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监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

　　　　武则天时期，私铸钱币现象进一步加重。于是“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但不久之后，“盗铸蜂起，滥恶盈聚。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

　　　　唐玄宗开元五年，针对私铸恶滥现象采取禁断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于是“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栗丰贱”。但“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迥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

　　　　统观唐代历朝，受“私铸”影响的时期很长，造成唐代货币流通中“私铸”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现为：一、唐前期私铸问题十分严重与铜的私人占有有很大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

　　　　就是官府只对私采铜矿征税，对税后的铜矿并不强行要求卖给政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这项规定使得每年开采的铜矿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导致唐前期私铸猖獗，恶钱泛滥。官府虽多次重申禁止私铸钱币、禁铸恶钱，但均未能彻底执行，以致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提出“不禁铸钱”。

　　　　二、铸币地位的逐渐提高使得私铸货币有利可图。在隋末战争中，布帛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随着唐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货币制度。但流通中有很多场合仍大量使用布帛。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而金属货币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需求量不断增加。到高宗、武后时期，全国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铜钱的需求也相应急剧的的增加，以至市肆交易“必须见钱”，而实物货币由于“币帛益轻”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货币地位的提高，使得民间私人铸币有利可图，私铸盛行起来。

　　　　三、货币需求与供应的矛盾日益尖锐是“私铸”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征税的扩大，对钱币提出了更大的需求，然而铸币供应有限，钱币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唐代铸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造成私铸泛滥的主要原因，铸币成本是由铸币的原料和人工费用两部分构成。

　　　　首先，唐代曾有铜冶九十六处，但高宗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宣宗时又“废铜冶二十七”，铜冶大量废罢，而很少增加新铜冶，这就导致铜产量大幅下降，使得政府必须增加铜的购买量，势必导致铸币成本升高。

　　　　其次，《通典》记载，“诸丁匠岁役工二十日，有闰之年加二日。须留役者，满十五日免调，三十日租调俱免”。即超过应服役期十五日者免调，超过服役期三十天者免租和调，这无疑会增加官营手工业的生产成本。因为政府通常需要留役工匠，如天宝年间铸钱，“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

　　　　十月作十番即一番为一个月，每个工匠必须服役一个月，这就超出了每个工匠应服役二十天的规定，那么超出应服役期的十天，官府必须支付工资，而且史料上也记载“丁匠在外”。这些都说明政府铸币所花费的人工费用不断上升。

　　　　总之，唐代铸币原料和人工费用的升高使整个铸币成本升高。所以当铸币成本超过所得，铸币越赔越多的时候，铸币量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导致铸币供应有限。有限的货币流通量和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量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私铸钱币便开始盛行并进入流通领域。

　　　　“私铸”问题一直是困扰唐王朝最头疼的问题，对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货币的价值，使良币受恶币的驱逐。唐肃宗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径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踰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

　　　　二是私铸钱币进入流通领域使货币数量过多，币值降低，物价上涨。据《旧唐书》记载，“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还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糶，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铁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私铸恶钱导致币制紊乱，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因此，唐王朝制定一系列政策应对私铸恶钱，但取得的效果一般。

　　　　一、收兑恶钱。这是较为符合经济原则的措施。在与私铸现象的斗争中，政府经常采取收与禁相结合的办法来减少流通中恶钱的数量。政府出绢布、米、官钱来收恶钱。

　　　　二、改铸钱币，改行当十、当五十钱。通过提高官钱的价值来遏制恶钱。

　　　　三、增加官铸钱币。高宗乾元以后，逐渐扩大官铸，至仪凤四年竟有人把“铸钱渐多”当成是“米粟渐贵”的原因，“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四、允许恶钱流通。私铸钱币现象出现以后，唐王朝的统治者不断企图通过制定法令进行严厉打击。但这些法令却不能解决流通领域中对货币的需求，所以往往只能徒有其文。因此，唐王朝除收兑、增铸外，不得不对私铸给予一定的宽容政策。

　　　　五、制定严刑峻法以禁恶钱。“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肃宗时期，私铸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

　　　　六、悬挂标准钱样于市场。

　　　　七、实行铜禁。铜禁是指禁止私自买卖铜料和铸造铜器，主要是为了保证铸币材料的来源和防止私铸。唐代一朝多次下令禁铜，但最后的效果都不明显。

　　　　甄乾虽然私铸钱庄飞钱，但金银币材质都是坚挺的足额货币，一没有缺斤少两，二没有以次充好，三制作精美防伪功能十足，市场上恶币驱逐良币，那是因为良币值钱，自然没有不喜欢甄乾钱庄的金银币。

　　　　彭乐研究过甄乾钱庄的金银币，发现金银币含量在九成上下，如果再计算上加工费用和人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