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金手指- 第52部分

　　　　因此可以这样推测，唐玄宗即位以后，所感到的对皇权的威胁仍是朝廷高层和皇室内部。唐玄宗和他的宰相们如姚崇等人认真总结了“再三祸变”的起因，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以安定皇位。

　　　　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用功臣；二是诸王外任和伺察；三是整顿禁军。

　　　　应该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常是那些有功之臣权势过大，拥立某一位亲王阴谋夺权，禁卫军常常成为他们发动政变的工具。那些功臣有特殊的地位，有号召力，能够影响甚至动摇皇帝的地位。

　　　　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把拥立自己为帝的功臣们都一个个罢免，或调到外地任职，或解除实权，虚职架空，如郭元振、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人，都在唐玄宗夺权的斗争中立过大功，先是受到重用，任为高官，但不久都或被罢职，或被外任，或被流放。

　　　　唐玄宗在位时任用的宰相，如果考察一下他们的出身，大致有两类，一是边帅，出将入相，这种情况后来被李林甫杜绝；二是门第不高，也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本，如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他们不可能在朝廷形成大的势力，搞点儿小团体可以，搞成凌越于皇权的朋党势力都不行。

　　　　所以，尽管后来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专权自恣，还是都要讨好玄宗，都要看唐玄宗的眼色行事。

　　　　李氏诸王也常常是祸乱的根源，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政变中被人拥立为帝，成为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唐玄宗即位不久，根据姚崇的建议，命诸王外任刺史。如开元二年六月，以宋王李成器兼歧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幽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虢州刺史等。

　　　　唐玄宗把亲王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种约法三章，是非常不人道的，在这样的制度下，身为皇室的人皆形同禁囚。至于玄宗有时亲赴诸王住处，赐金分帛，都不过是掩盖其提防猜忌心理的面纱而已。从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夺位以来，唐朝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常与北门禁军有关系。

　　　　唐玄宗非常注意对北门禁军的掌控。他先是重用心腹王毛仲掌管禁军，当王毛仲权势力过高时，又及时撤消了他的兵权，把他流放。接着任命“淳朴自俭”的陈玄礼为禁军将领。陈玄礼对唐玄宗忠诚不二，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禁卫军没有发生过类似过去参与宫廷政变的行动。

　　　　在防范政变方面，唐玄宗用心极细。他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有僧道，即和尚、道士参与其中。这些人与朝官相勾结，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妄说天象吉凶，为一些人谋反篡位制造舆论，还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传递情报和消息。

　　　　所以，他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诏书中指斥那些僧人、道士“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事涉左道，深斁（败坏）大猷（道术）”因此，“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说的是谁家有婚丧之事，需要请和尚道士设斋念佛，必须向州县打报告，指定人数。违犯者，御史台和金吾卫可以随时抓人。

　　　　在防范政变、巩固皇权的各种措施都取得良好效果以后，唐玄宗的心里便产生了强烈的安全感。从唐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统兵的将军发动叛乱的严重事件，没有前车之鉴，不太容易产生后顾之忧。

　　　　不仅本朝，再回溯一下唐以前的历史，由边将发动叛乱成功的例子也极少，改朝换代要么是农民战争，要么是大丞相篡位，要么是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一窝蜂地涌进中原，而由一位边将举兵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可能是他对安禄山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不光是他，宰相李林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敢放手让那些蕃将常任久戍，拥强兵保卫帝国的边境。

　　　　这才是唐玄宗一直无条件信任安禄山的内在原因，没有发生的事情，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发生，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才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已经为时已晚。

　　　　晚年唐玄宗好大喜功，内心极度膨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偏偏唐玄宗选择性的失明，可悲！可叹！

　　　　（本章完）

第87章　生存现状（）　
甄乾躲到鹿泉县，既非自己本愿，也非命运使然。

　　　　后世人很多不知道鹿泉县，但是要提起井陉和西柏坡大概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西柏坡：现代革命根据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指挥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解放全中国，故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

　　　　地处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九十公里（当然在唐代石家庄还没有出现）。

　　　　从经济条件来看，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相距多在一二公里，且沿滹沱河分布，依山傍水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这当然也是后来的事情，在唐代，这里并不富庶，尤其是唐中晚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奈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了高门大族的佃户。

　　　　井陉：井陉素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之称乃冀通衢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冀晋陕三省物资交流集散地，是华北西部军事、经济、文化重镇，驰名中外的韩信背水之战，著名的百团大战，井陉都是主战场。

　　　　井陉的历史更为悠久，可以上述到旧石器时代，一曰“天下险塞”，再曰“兵家必争”。

　　　　西柏坡位于仙台村东二十多里处，隐藏在小山沟中，井陉处于仙台村的下方，位置稍远，但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也没有超过三十里，从仙台村翻过几座大山，可以直插井陉背后。

　　　　刚到唐代，甄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发财的美梦，一个梦幻般的朝代展现在自己面前，凭什么别人一个个穿越赚的盆满钵满，到了自己这里就行不通了。

　　　　可接下来的事情如一盆冷水把做着发财美梦的甄乾浇醒了，唐中晚期绝对不是一个闷声大发财的时期，小命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用。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跑，跑路立即成为了上上之选，问题是往那里跑！

　　　　富饶的天府之国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尚未开发的江南处处透着小家碧玉的秀气，海外是一片不毛之地，随便占领一座岛屿都能关起门做一个土皇帝，可是自己现在的根基太浅，航海技术到了晚唐五代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就是想一想做个黄粱美梦而已！

　　　　连自保能力都没有的甄乾，首先想到的不是搞出琉璃制作玻璃来赚钱，更不是研制出黑火药大杀四方，而是脚踏实地做缩头乌龟的来到了鹿泉县躲藏了起来。

　　　　甄乾足足冥思苦想半个多月，一个大胆冒险的计划制订出来，从甄府分家是第一步。

　　　　安史之乱不可避免，自己没有上奏的权力，就算直达天庭唐玄宗也不会知道甄乾是哪一根葱、哪一根蒜！反而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甄乾最讨厌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为今之计只有充实自己的实力，以不变应万变，坐以待毙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只会死的更快。

　　　　后世有人说死于安史之乱人口高达六七成，《资治通鉴》记载：“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馀万，口一千六百九十馀万”。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朝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8050万，多数观点在八九千万左右，而安史之乱之后，就仅仅剩下了一千六百馀万。八年时间，整个唐朝整整减少了五六千多万人，死亡率达到了七八十！！！

　　　　这是多可怕的一个事实！

　　　　其实想一想也没有啥稀奇的，隋末战乱之后，唐初统计的人口只剩下300多万。

　　　　中国历史上，一场大动/乱造成的三不存一、六不存一、甚至十不存一太多了，差不多二三百年就发生一次，明白这一点就不奇怪了。

　　　　这里面也许有史家的夸大之词，也有因为战乱隐匿的人口，但史书上除了数据之外，还有大量诸如“赤地千里，死者相望”等形象化描述。曹操有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可能是信口胡说。另外，以古代的生产力，交通运输力，医疗卫生条件，老百姓即使是背井离乡逃难，其死亡率恐怕也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不说别的，想一下黄巢的人肉磨，隋末朱桀的吃人，五胡南北朝的两脚羊，还有人头堆彻的京观，也不是后人独创，在古代比比皆是，就算是东汉以仁义著称的汉光武帝，在统一过程中屠城也不少，著名的屠城魔王吴汉就是他手下大将，甚至打回南阳老家时，杀红眼的丘八连帝乡的人都不放过还逼反了亲属大将。

　　　　北方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战后整个河北、关东、河南、京畿等地十室九空。人口不仅是生产力，也是封建王朝国力的表现，人口没有了，朝代必将从盛世滑向衰败。

　　　　仙台村并不是甄乾的安身之所，却是甄乾逃亡的踏脚石，人的生存本能趋利避害，没什么可耻的。

　　　　其他的穿越者都混的风生水起，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小命不保，整天提心吊胆。

　　　　恐惧不仅来至于即将发生的安史之乱，同样来至于没有人权保障的皇权统治。

　　　　破家知府，灭门县令，绝对不是说着玩的，后世人很难理解。

　　　　在古代，因为地方官员集民政、税收、司法、教化各类大权于一身，若然父母官觉得治下那个子民不大顺眼，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够让他狼狈不堪，甚至家破人亡。

　　　　《三言两拍》中就有这样的故事，说有位地方土豪卢太学轻慢了当地的知县，结果被知县害得几乎丢了性命。清同治年间，浙江杭州府余杭县新科举人杨乃武，也因为得罪了知县刘锡彤父子，结果被诬为杀人凶犯，锻炼成狱，几乎毙命，由此可见一斑。

　　　　唐中晚期官场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搞的乌烟瘴气，沆瀣一气、欺上瞒下、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产生了官场逆淘汰怪象，早没有了唐早期的励精图治、清明政治。

　　　　（本章完）

第88章　仓鼠囤粮（）　
甄乾实在不敢想像，如果自己没有官身和世家双重保护，变成一户一滴汗水摔八瓣的自耕农，现在恐怕早就被官吏吃的连骨头渣都不会剩下。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的确是封建王朝中少有的盛世，每斗米不过十文上下，两京斗米也不过二十文（长安和洛阳两地），面粉三十文，绢一匹二百多文，粮食布帛产量丰富，道路畅通，物价低廉，行旅安全，商业繁茂。

　　　　唐朝一斗米的重量约有现在的6。25公斤，而唐朝的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42克，按照现代国际市场白银的价格取整计算42*6=252元人民币，唐朝一两白银以一千文计算，一文大致就相当于0。25元人民币，十文钱也就是2。5元人民币，购买6。25公斤米，0。4元就可以买到1公斤米，简直便宜的让人吃惊！

　　　　如果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人穿越到盛唐时期，用工资可以买到7500公斤米，这些粮食拉回到现代，按照每公斤5元计算，相当于37500元，整整翻了十倍以上，想不发财都难。

　　　　当然这样的计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就是普通唐人的收入？

　　　　但是不要忘记了，安史之乱很快就要爆发！

　　　　唐代的粮价一直起起落落，《新唐书》卷51《食货志》说：“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也就是说，在唐太宗贞观初年，用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说明那时候的大米还是很贵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曰：“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也就是说，太宗贞观四年，天下大丰收了，流落到外乡的人都回归家乡，一斗米的价格才有三四文钱。

　　　　《新唐书》卷79《魏徵传》里也说：“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到唐高宗永淳元年，由于大唐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原因，再加上天灾人祸，大米的价格一下子比太宗贞观时期飞涨了百倍，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如《资治通鉴》卷203记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到唐中宗时，虽然米价比贞观时贵了几十倍，但比起高宗遇到饥荒的年间还是要好多了：《资治通鉴》卷209记载：“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物价又下落了很多：《资治通鉴》卷212说：“是岁（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到天宝年间，物价更是便宜：《新唐书》卷51《食货志》：“是时（天宝五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青齐间”说的是当时山东青州、齐州一带的米价，说明地区间的物价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几倍的价差。

　　　　可惜唐朝盛世的好景不长，由于唐玄宗后期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奸臣，放任地方节度使胡作非为，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从此曾经辉煌于世界的大唐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物价也是一路飙升。看下面这个记载：《旧唐书》卷114《鲁灵传》说：“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为贼所围。……伪将（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被安史叛军团团围困的城中，米价涨到了四五万一斗，而且还有价无市。也就是说，就算是拿四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想买一斗米也买不到。这个价格，比起贞观年间上涨了10000倍！比起开元年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