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金手指- 第50部分

　　　　穿越三不原则，身体比不过兰博的不要穿越到乱世，小命强不过小强的千万不要投胎到流民，有贼心没贼胆的不要梦想独霸宇宙。

　　　　甄乾不幸的来到了盛唐晚期，没几年好日子过了，一个藩镇割据的时代，一个武将乱政的天下，有理没理不看谁的嗓门大，秩序、公平、仁义早变成了垃圾抛到九霄云外，饥饿、战乱、惨杀……，今天张三打了李四，明天丁三篡夺了王二的宝座，草头王大王旗风云变换目不暇接，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掩埋亲人的尸体，眼泪还没有擦干，鬼门关已经在向自己招手。

　　　　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可以弃文从商，可以弃商从贼，但弃贼就只能从阎王。

　　　　根据幸运学，一个坏消息后面总会有另一个坏消息，而一个好消息通常跟一个坏消息同时出现。甄乾的好消息是自己还活着，坏消息是自己离乱世已经不远了。

　　　　甄乾到了唐代已经快一年，从甄府分家也有半年之久，对于重生在甄府还算满意。

　　　　甄府虽然没有七宗五姓的名望，但在恒州也算的上是高门望族、书香门第，自然是吃穿不愁、逍遥快活。

　　　　七宗五姓即陇西李氏（今甘肃省东南部）、赵郡李氏（今河北赵县）、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荥阳郑氏（今河南省荥阳市）、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宗族。所以称之为七宗五姓、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唐代宰相薛元超曾说自己平生三大憾事之一，就是未能娶得一个七宗五姓族中的女孩儿为妻，由此可见七宗五姓当年的风光……。

　　　　自魏晋以来的封建政权，几乎都被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制度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逐渐日趋完善。

　　　　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封建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

　　　　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七宗五姓”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盛唐时，“七宗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可谓势微言轻。

　　　　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经过唐初的战乱，山东士族元气大伤，在朝中很难有发言权。

　　　　二是皇帝有意压制，李世民和武则天时期，对士族在朝中的影响多有忌惮，酷吏罗织罪名迫害世家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七宗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

　　　　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

　　　　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七宗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二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八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

　　　　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本章叙述七宗五姓在唐代的影响和生存状况，七宗五姓不甘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衰败，暗中培植自己的代言人，也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本章完）

第84章　安史之乱（）　
甄乾重生在甄府，既是幸事又是不幸。

　　　　甄府的社会地位为甄乾带来了诸多的便利，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甄乾刚刚高中明算、明经两科，授职就下来了，如果不是因为惊马失意无法上任，现在恐怕已经是一名下等县官员，如果三年之后考功上等，也许能调任京城任职，仕途起点不可谓不高。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甄乾真不知道要不要感谢惊吓马匹的孟小丫，让自己再次重生，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

　　　　刚到唐代，甄乾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庆祝自己劫后余生，便听见世人在传诵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缠绵爱情。再一留心打听，安禄山的大名铺天盖地袭来，吓的甄乾差点晕了过去。

　　　　唐玄宗、杨贵妃、安禄山、高力士、杨国忠……，那一个名字不是流传了上千年，不管是骂名也好，赞誉也罢，乱臣贼子、奸佞小人、可歌可泣的爱情缠绵……，这个风云变幻动荡的时代其是普通人甄乾可以理解和承受的。

　　　　甄乾已经记不起安史之乱是那一年发生的，谁让自己不是学历史的呢？无聊到把历史上的大事件印在脑海里。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甄乾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正是安史之乱动荡后，大唐由盛转衰一蹶不振，迎来了百年的藩镇割据，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风云变化，只要是后世每每谈论这段历史都唏嘘不已。

　　　　即将生逢乱世，让甄乾感到大厦将倾风雨欲来的危机感，在这场暴风雨中，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蝼蚁，如何生存下去就成了甄乾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如果以为自己有先知先觉就可以力挽狂澜的话，不说痴人说梦，恐怕第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安史之乱起因源于藩镇崛起。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地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政府隐藏的忧患。

　　　　军事上的外重内轻让安禄山有了可乘之机。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唐玄宗的怠政使奸臣当道、政治腐败。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是年，暴雨造成严重灾害，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拿着大个的粟穗子给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下边有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他大发雷霆，命令司法机关进行严惩。杨国忠能力很差，却喜欢处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坏事很在行，接受贿赂、拉帮结派等应用自如。

　　　　重用胡将致使北方边陲胡化严重。

　　　　唐太宗时平定******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一带，河北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二十万多兵力使其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也有人说安禄山起兵完全是被杨国忠所逼。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首先是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广大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朝政混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均田制在这个时期瓦解，税收急剧减少，但朝廷的花费却因为玄宗奢侈的榜样而逐渐增多，国库入不敷出。政治的腐败影响到军队，招募的兵士多是无赖之徒。

　　　　其次是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