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申物流穿越者援助服务- 第205部分

　　　　“还有一件事，待平奴战事一了，皇上会御驾巡视辽东。到时候过鸭绿江来朝鲜，慰问铁山驻扎的东江军，说不定会顺道南下访问平壤和汉城。”黄石又爆出了一个猛料。

　　　　这个消息直接把李倧和伊达忠宗给吓得心脏都快停止了。

　　　　“天朝的皇上要来！？天朝的皇上要来！？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李倧简直要语无伦次了。

　　　　“李兄不欢迎吗？”伊达忠宗打趣道。

　　　　“不不不！”李倧连忙摆手，而且对伊达忠宗怒目而视，这玩笑不能开啊。“皇上亲临，小国自然是欢迎之至！欢迎之至！只是敝国刚经历战乱，难免招呼不周，怠慢了陛下，惶恐，惶恐。”

　　　　“李兄在朝鲜的难处，本帅也在与陛下的来往信件里为之辩白，此番与倭寇建奴的战事，朝鲜君臣同心协力助我大明军队，足见孝心。陛下也颇为赞赏，所以准备来朝鲜给李兄正名。”

　　　　黄石话音刚落，李倧不禁悲从中来，不顾形象的鼻涕眼泪直流，跪地朝西北面不停叩首。

　　　　“皇上！皇上啊！大恩大德，朝鲜李倧没齿难忘！”

　　　　这货终于算熬出头了。

　　　　“到时候，朝廷会给伊达兄正式的圣旨。皇上可能会询问一些吕宋岛的开发事宜，本帅有些资料，等会儿咱们可以参详一下。”黄石对伊达忠宗道。

　　　　“多谢黄兄。”

　　　　伊达忠宗看着要死要活的李倧，虽然觉得这样不成体统，但又觉得可以理解。

　　　　李倧在朝鲜历史上称仁祖，是朝鲜王朝第十五任国王光海君之侄，是朝鲜宣祖第五子定远君与连珠郡夫人具氏在壬辰倭乱时逃难到黄海道海州所生的儿子，初封绫阳君。

　　　　别看这货在黄石和伊达忠宗面前一副瘪三样，其实也是个狠角色，因为他是在一次宫廷政变中上台的，史称仁祖反正。

　　　　说句不好听的，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只不过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罢了。

　　　　仁祖反正是朝鲜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宫廷变乱。17世纪初的朝鲜党争频繁，政局动荡，刚刚在明朝帮助下结束倭乱，又面临辽东新兴的女真军事力量，衰弱的国力和尖锐的内外矛盾，导致了朝鲜国衰败、民不聊生。

　　　　当时的朝鲜国王是光海君李珲，此人万历三年乙亥（宣祖八年，1575）四月生。生母为恭嫔金氏。初封光海君。

　　　　这人在后来棒子的电影里对这人的评价好像要比李倧高得多，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毕竟是在对外战争里有突出表现，相比被后金吊打的李倧不能比啊。

　　　　李珲自幼足智多谋，其长兄临海君李珒（李珲同母兄）虽为庶长子，但是不为宣祖所爱。身为庶次子，李珲自幼便被视为王位继承的合理人选，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本领和野心。

　　　　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爆发，临海君李珒被俘，宣祖仓皇出奔平壤，命令十七岁的李珲摄国事。李珲收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李珲的这个举措振奋了朝鲜民心军心，对全国团结一致打击倭寇很有作用。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撤出汉城，退守釜山，并将虏获的临海君和顺和君两位王子送还，倭乱暂时告一段落。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并上表明朝请求批准。明朝答复：“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许。光海君由是对明朝暗有怨言。

　　　　万历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再次上表请求易储，其时明朝也正为立储的事情闹得鸡飞狗跳，遂均不许。

　　　　大家都知道，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开始了，这个李珲纯属躺着也中枪。

　　　　宣祖末年，宣祖仁穆王后已经生有一子（永昌大君，1606年生），弃嫡立庶，与儒家宗法观念不合。朝廷中的北人党因此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

　　　　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事实上的世子光海君嗣位。并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册封。

　　　　万历皇帝恶其专擅，不予理睬。但是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女真势力对明朝构成了威胁。为了确保东北边疆无虞，需要拉拢朝鲜，所以明朝在拖延了几个月之后，于是年十月乃册封李珲为朝鲜国王。

　　　　李珲即位后，按照朝鲜官方史书的说法，是“昏乱日甚，幽废母后，屠兄杀弟”。从事实来看，后两条倒也属实。李珲即位后，宣布仁穆王后为废妃，囚禁在西宫内，自己则搬到新修复的昌德宫去住。而对其王位威胁最大的两个人——其同母兄宣祖长子临海君，和年仅两岁的弟弟，宣祖嫡子永昌大君，则分别于1609年和1614年被害。

　　　　光海君在位期间，经常举办的特选科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两班地主们不登记拥有土地的做法使国家的岁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两班利用免税的学校土地来逃避税收租赋，仅仅在17世纪私立学校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学校房地产成倍增加，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竞争官职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

　　　　1616年，努尔哈赤（朝鲜史书称老酋、老乙可赤）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即位称汗，建立后金政权。1618年，他正式与明朝决裂，发兵袭破辽东重镇抚顺。面对努尔哈赤的挑战，明朝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于1619年春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出兵10万，号称47万，分4路夹击后金，志在必取。

　　　　战前，明朝令朝鲜出兵助剿。朝鲜私下认为“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毕其一举而剿灭”，但又不敢拒绝明朝的要求，于是采取敷衍、拖延之策，建议明军“但当陈兵练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作为，相机而动”，并且只答应将军队开到义州等边境地区。但是，在明军主帅、20年前有恩德于朝鲜的辽东经略杨镐的严厉申斥下，朝鲜还是不得不派出了1。3万军队，由都元帅姜弘立统领，前往助战。

　　　　3月，明军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击败。由于光海君“实无战功之意”，在战前密谕朝鲜军队“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所以只有左营将军金应河力战而死。努尔哈赤对朝鲜致书笼络，称“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

　　　　在即位问题上，光海君于明朝心有不满，因此主张在尽量不得罪明朝的情况下开展灵活外交。在光海君坚持下，朝鲜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明朝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的“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

　　　　朝鲜与后金的往来引起了明朝的警惕，大臣徐光启奏称：“鲜、奴之交已合”，建议派官员“监护其国”。光海君闻讯又惊又怕，连忙遣使至北京“辩诬”。

　　　　实际上光海君自即位起，励精图治，对内实行改革，为稳定民生而努力，迫于国力对外则双向外交，争取实际利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颁布大同法，免除没有土地的人民向国家交纳粮食，从此只有地主才必须向政府缴纳粮食，因此，大同法是一项救济贫民的革新法案。就朝鲜而言，可算是个明君。

　　　　但是，当时的朝鲜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国度，光海君在后金和明政权之间的游离，以及在政治上的过于残酷，使受儒家愚忠思想影响的朝鲜大臣、王室成员受到觊觎王位的其他贵族蛊惑，使光海君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最终导致了朝鲜历史上的“仁祖反正”，使自己遭到被废黜幽禁的下场。

　　　　在当时，朝鲜举国上下都感激于明朝的“再造之恩”，不能容忍对天朝不忠的事情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一根筋的棒子是可敬的。

　　　　天启三年（1623，光海君十五年，仁祖元年）春天，在李珲左右任事的亲侄绫阳君李倧见李珲身患疾病，于是令心腹陪臣建议将西人党的平山节度使李贵教练兵马五百人调入京城“防御”。

　　　　三月十二日，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李贵、李适、金自点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党势力的协助下，召集军队在绫阳君（后来的仁祖）的别墅内会合。

　　　　当晚，仁穆王后手下在庆云宫内举火为号，李倧率领李贵等人以救火为号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将李珲绑缚，押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训斥，然后宣布废黜其王位。史称此次政变为“仁祖反正”。

　　　　宫廷政变后的第二天，即三月十三日晨，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朝鲜仁祖。

　　　　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被废黜的光海君则被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的乔桐，在后金再次入侵朝鲜（丙子胡乱）之后，于崇祯十年（1637）转移到南方的济州岛。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朔日卒，寿六十七。墓在朝鲜杨州赤城洞。

　　　　以我们现代人来看，当时辽东的状况很不好，前一任的朝鲜国王两面三刀，这也是继任者用来夺权的理由之一，按理说明朝应该趁机拉拢继任的政变者才对。

　　　　但大明没有，和我们现在的中国政府不一样，大明的外交是很讲原则，很有节操的。

　　　　当时的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崇尚纲常伦理的政权，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宗藩性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明朝所不能接受的。

　　　　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

　　　　袁可立马上上疏明熹宗：“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仁祖二年（1624年），将军李适发动叛变，废掉仁祖，以其叔兴安君李瑅为新君，史称李适之乱。三日后，李适兵败被杀，兴安君亦被杀，仁祖复位。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

　　　　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

　　　　在他的笔下，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这也令朝鲜使团对袁可立的军政吏治不怒而威。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当灯塔照耀四方的，这个灯塔的根基是强大和富庶，而不是会装逼。

　　　　强大装一装逼很正常，但觉得只要会装逼就能强大，还美其名曰复兴传统文化，那就是脑残了。

　　　　扯远了。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袁可立着重强调朝鲜以这种形式更换国王是非法的，是大明天朝所不能接受的，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既然新君的合法性得不到中国的承认，朝鲜也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朝廷辨明原委。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而今观来文，乃悉颠末。效顺之诚，既不异于畴昔。优待之礼，应不减于从前。一切款宴，犒赏夫马等项，已移檄促办矣。合行谕知云云。”

　　　　更主要的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从全局和当时的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

　　　　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实际上这也是明朝政府不得已的一个折冲。

　　　　费尽千辛万苦，但结果还是不能让朝鲜那里满意，因为大明只是承认其国内现实，其政权合法性并没有得到承认，这也成为他们一块心病。

　　　　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也远没有这样简单的过去，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将这件事情抹平。

　　　　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时期，朝鲜君臣对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让其改写前史。如果不改写的话就连朝鲜这个和中国在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属国对后世子孙也不好交待，《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都有详细的记录。

　　　　用朝鲜国王李焞自己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奏疏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