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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与李斯地来往，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隐隐隔膜。
与王翦相比，李斯的斡旋缺乏一种深层的力度。在蒙恬的记忆中，李斯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无论是长策大谋，无论是庙堂事务，李斯即或明确地申述了主张，只要有大臣一力反对，李斯都是可以改变地。当然，若是秦王皇帝持异议，那李斯则一定会另行谋划，直到君臣朝会一致认同为止。与李斯交，谈话论事从来都很和谐顺当，可在蒙恬心头，却总有一种不能探底地隐隐虚空感。蒙恬是同时结识李斯与韩非地。蒙恬更喜欢孤傲冷峻而又不通事理的韩非，无论与韩非如何争吵得面红耳赤，蒙恬还是会兴冲冲地捧着一坛酒再次去纠缠韩非。根本原因只在一处，韩非胸无城府，结结巴巴地言辞是一团团透明的火焰！后来，当蒙恬看到《韩非子》中解析防『奸』术的几篇权谋论说时，几乎惊愕得无以言说了能将权术阴谋剖析得如此透彻，却又在事实上对权术阴谋一窍不通，人之神异岂能言说哉！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喜欢韩非，尽管他后来也赞同了杀韩非……韩非与李斯，是两类人。在蒙恬看来，李斯生涯中最耀眼的爆发便是《谏逐客书》，孤身而去，义无反顾地痛陈秦政错失，一举扭转了刚刚起步的秦国新政濒于毁灭的危境，可谓乾坤之功也。也是从那时开始，李斯奠定了朝野声望，尤其奠定了在入秦山东人士中的巨大声望。应该说，这是李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坚持。可是，蒙恬从李斯后来地作为中，却总是嗅出一种隐隐的异味：《谏逐客书》并非李斯之本『性』强毅的体现，而是绝望之时的最后一声呐喊。在帝国文明新政的创制中，李斯确实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大政之才，堪称长策伟略之大手笔。李斯领政，所有大谋长策之功皆归皇帝，所有错失之误皆归丞相府承担，极大维护了皇帝陛下神圣般的威权声望，你能说李斯没有担待？然则，蒙恬却分明地体察到。他对李斯的那种隐隐感觉，王贲也有。那是一次军事会商，蒙恬说到了李斯的主张与秦王一致，王贲地嘴唇只撇了一下而已。王贲一句话也没说，此后也从来没有在蒙恬面前说起过李斯。虽然如此，仅仅是这一撇嘴，蒙恬却明白地感受了王贲地心声。越到后来，蒙恬对李斯的这种不安地感觉便越是鲜明起来。震慑山东复辟的大政论战中。皇帝对六国贵族的怒火显而易见，李斯便立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焚书令，后来又坚执主张坑杀儒生；其时，李斯对回到咸阳襄助政事而反对震慑复辟过于严苛的扶苏很是冷落；李斯明知一直沉默的蒙恬也是扶苏之见，却从未与蒙恬做过任何磋商……凡此等等，蒙恬都深觉不可思议。以他对李斯秉『性』才具的熟悉，李斯为政不当有如此铁血严酷之风。然则。李斯一时间如此强硬，强硬得连皇帝陛下都得在焚书令上只批下了“制曰可”三个字的宽缓决断，而不是以“诏曰行”地必行法令批下。李斯如此强硬，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突兀变化，蒙恬难以揣测其中缘由。又因不欲牵涉扶苏过深而不能找李斯坦诚会商，这道阴影便始终隐隐地积在了心头……不知从何时开始，蒙恬与李斯的来往越来越少了。甚或，在朝的蒙毅与李斯的来往也颇见生疏了。事实上。蒙恬从军，李斯从政，相互交织的大事又有太尉府，大政会商之实际需要也确实不多。然则，这绝非生疏的根本原因。生疏淡漠的根本，在于李斯对扶苏与蒙氏兄弟地着意回避，也在于蒙氏兄弟对这种着意回避的或多或少的蔑视。蒙恬为此很感不是滋味，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李斯叙说。
在这难堪仍在继续的时日。蒙恬从蒙毅地只言片语中得知：皇帝大巡狩之前，李斯的心绪似乎很是沉重。蒙毅揣测，一定是王贲临终时对皇帝说出了自己对李斯的评判，而皇帝一定是对李斯有了些许流『露』。蒙恬相信蒙毅所说的李斯地郁闷沉重，但却严厉斥责了蒙毅对皇帝的揣测。蒙恬坚信：皇帝绝不会疑忌李斯，纵然有所不快，也不会流『露』出足以使李斯突感压力的言辞来。这不是皇帝有城府，而是皇帝有人所不及的大胸襟。果然如此。李斯郁闷沉重又能来自何方……
蒙恬没有为此花费更多的心思。纵然百般思虑，依然一团『乱』麻。这便是蒙恬。料人多料其善，料事多料其难，凡事举轻若重，筹划尽求稳妥第一。唯其如此，蒙恬不善防『奸』，又很容易将简单之事趋向繁难复杂。此刻，蒙恬的思忖便是各方兼顾：首先，是不能拉扶苏与自己共同复请，而要自己单独复请，以使皇帝对扶苏的怒气不致继续；其次，是自己的复请书又必须主要为扶苏说话，而不是为自己辩护；再次，自己复请期间，必得设法保护扶苏不出意外事端；再再次，当在此危难之际，既不能牵涉蒙毅，也不能牵涉李斯，不能与两人互通消息，更不能请两人襄助；毕竟，自己有可能触犯皇帝，也有可能触犯秦法，牵涉蒙毅李斯于国不利，于蒙毅李斯本人也不利。
霜雾弥漫地黎明时分，九原幕府的飞骑特使马队南下了。
清晨卯时，蒙恬将《复请书》副本送到了驿馆特使庭院。阎乐看罢复请书，沉『吟』了好一阵方沉着脸道：“蒙公欲我转呈皇帝，须得有正印文书。”蒙恬淡淡道：“上书复请，不劳足下。老夫是要特使知道，九原之行，足下要多住些许时日了。”阎乐突然惶急道：“蒙恬，你敢拘押本使么！”蒙恬冷冷道：“老夫目下无此兴致。只是足下要自家斟酌言行。”说罢大踏步径自去了。
阎乐望着蒙恬背影，一时心头怦怦大跳。阎乐此刻已经很明白，这件事已经变得难办起来，难办的要害是蒙恬。这老蒙恬久掌重兵，他不受诏你还当真无可奈何。然则，此事也有做成的可能。此种可能在于两个根本：一则是蒙恬依然相信皇帝陛下在世，此点最为要害，否则一切都将面目全非；二则是扶苏远不如蒙恬这般强硬，若扶苏与蒙恬一样强硬，只怕事态也是面目全非。有此两个根基点。大事尚可为之，阎乐还值得再往前走走。
0113章水路（）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生如死，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圹垄，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象拂也……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也。复是谓之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
列位看官留意，荀子的葬礼说。给后世解读始皇帝陵墓奥秘提供了必须的路径，然却极少为人注意。至少，荀子关于葬礼的四个基本立论，已经被史书记载的始皇帝葬礼与后来的历史发掘与一定程度的科学探测所证实。其一。“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人之葬礼应当与生前身份相合。这一葬礼法则，决定了始皇帝葬礼与陵墓格局地空前绝后。其二，葬礼以“致隆”为要，不能失之刻薄——人之葬礼以死者生前享有的礼遇为本，进而最大限度地隆重化。这一葬礼法则，是始皇帝葬礼与陵墓之所以穷极工程财富之能，而又为当时天下所接受的传统礼治根基。非胡亥李斯赵高的任何权力意志所能一意孤行也。其三，“圹垄其貌象室屋”——死者陵墓及地下寝宫之形制铺排近似于生前行为环境。这一葬礼法则，决定了始皇帝葬礼陵墓的诸如兵马俑军阵等种种盛大气象的现世所本，并非凭空臆想。其四，“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死者地下寝宫应当取诸天地人三象，以尽“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这一葬礼法则。见诸不同身份之人。可谓天差地别。然，即或庶民葬礼。至少也是当有者都有，庶民墓室上方的砖石上刻画星月以象天也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荀子只提供了一种原则，实施之规模大小则取决于死者生前地位。
始皇帝葬礼陵墓依此法则展开，自然是宏大无比。云：“……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葬既已下，……树草木以象山。”此等地下宏大景象，已经被发掘出地兵马俑军阵，以及尚未发掘而进行的科学探测所大体证实：广袤苍穹星斗罗列，取象于天也；水银为江海河川，取象于地也；兵马俑军阵与庙堂朝会罗列陵城，中取于人也。
后人每每惊叹于始皇帝陵墓气象之瑰丽庞大，多将此等营造谋划之奇迹，本能地归结于秦始皇帝本人的超绝创制之才。其实不然，始皇帝一生劳碌繁忙于国事，五十岁之时骤然死去，无论其心志、其时日，都不可能从容地去铺排身后如此盛大的葬礼。这里只有一种可能：谋划力与想象力几乎与始皇帝匹敌的李斯，以荀子关于葬礼的法则为根基，最极致地营造出了格局惊人的隆盛葬礼，最极致地营造出了冠绝历史的宏大陵墓。合理地历史逻辑是：始皇帝葬礼与陵墓，几乎与始皇帝没有必然关联；人们忽视了后来变得灰蒙蒙的李斯，于是也将人类奇迹之一的始皇帝陵墓，变成了无法破解的奥秘。此乃后话也。
引述荀子之论后，李斯提出了始皇帝葬礼与陵墓的总方略：
先帝伟业，冠绝华夏而超迈古今，葬礼陵寝亦当如是也。老臣总司国葬，拟议方略：以荀子葬礼之说为本，大象其生，礼极致隆，陵极宏壮，室极深邃，工极机巧，材极精丽，藏极丰厚。非此，不足以大象先帝之生也！
胡亥批下上书后，李斯立即星夜聚集老奉常胡毋敬属下各署及博士宫全部博士，会商决断国丧与陵墓建造地总体格局。胡毋敬与一班博士对二世批下的李斯上书激赏不止，儒生叔孙通一言以蔽之：“丞相既通法家之精要，亦通儒家之礼教，此葬礼方略深合荀儒之厚葬精义，大哉大哉！”于是，三日三夜会商之后，确定了葬礼与后续陵墓建造的总体格局。其中最大的创制，是一致认可了李斯提出地建造地面陵园的方略。
列位看官留意，盖古之中原葬礼者，有墓无园也。有墓无祭也。此所谓“古不墓祭”之说也古不墓祭之说，见《续汉书&祭祀志》。。也就是说，中原文明的古人，祭祖在宗庙，而不到墓地祭祀；唯其不祭墓地，春秋战国及其之前的中原墓地，都是孤零零墓地而已，没有地面建筑而任其自然湮灭；这也是先秦墓地几乎没有地面痕迹地原因之一。墓地祭祀。原本是戎狄游牧部族之礼仪。因其居无定所，再加财力有限，没有建造固定宗庙家庙之可能，故有年年赶赴墓地祭祀之风习也。秦人自殷商时期进入西部，在戎狄部族海洋中半农半牧奋争数百千年，生存之艰难与戎狄部族无异，自然秉承了墓祭之风。今始皇帝必然有陵墓，秦人也必然要到墓地祭祀。既然如此，孤绝矗立之墓地，则有无以“大象其生”之缺憾。此，李斯创设园寝制之起因也，却非实质目标也。李斯之实质目标。是以可见的宏大的地面城堡式的陵园建造，大张始皇帝之万世不朽——始皇帝不朽，始皇帝庙堂运筹之李斯焉能朽哉！
何谓园寝？寝园也，安寝之园也。也就是说。使死者安寝于地下之地上园囿，便是园寝。李斯谋划地园寝制是：以始皇帝陵墓为轴心，建造一座分为内城外城的壮丽城邑，内城周围五里，外城周围十二里，内外城俱有四座城门；其形制规模，远远大于春秋战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寻常现世城堡；陵园城邑之内。除地下尽行铺排庞大军阵朝会等等宏大格局外，地面山坟一侧同时建造祭祀之宗庙，供皇室与天下臣民入庙祭祀。这一宗庙的正式名称是“寝庙”，也就是建造在陵寝地宗庙。
时当战国末世，在墓地建造宗庙，堪称一件改变天下葬礼习俗的全新事物。李斯既创设园寝宗庙，本意自非仅仅供天下臣民自发地流水祭祀，而是要成为一种祭祀定制。成为皇家正宗祭祀礼仪。为此。建造陵墓城邑一开始，李斯便特意与老奉常胡毋敬联名上书。请尊始皇帝寝庙，以始皇帝陵寝之宗庙为祭祀正宗所在。二世胡亥自然是立即写了“制曰可”三个大字，并破例将李斯胡毋敬上书发下让群臣议决。这大约是二世胡亥唯一的一次“下群臣议事”了。此时的大臣们已经是人心惶惶了，自然是无一异议。于是，主持议决地李斯与胡毋敬归总上书，明确定制为：“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