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萧瑀表现最为强硬，与傅奕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互相谩骂收场。
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击，说“萧瑀不生于空桑，乃尊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也。”
萧瑀驳不过，只好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看到废止佛教的动议在高层难以通过，李渊暂时放弃了废佛的念头，但看到佛教如此势大，只能更加警惕。
武德八年，李渊不再经过大臣们讨论，直接出马到国子监明确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
紧接着武德九年，佛道两家口水仗进一步升级，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也着辩正论予以还击。
看到佛道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李渊决定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削弱佛教。
武德九年五月，他以京城寺观不甚清静为由，下沙汰佛道诏，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由于部分佛教徒道德败坏，寺院藏污纳垢，因此要“正本清源”、“兴隆佛法”。法令要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废”。
表面上看起来佛道一视同仁，但由于此前佛寺数量远远多于道观，因此实际上吃了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然而这道诏令尚未来得及贯彻实施，玄武门事变爆发了。
第438章 解读太宗（）
（本章回顾李世民在位期间对佛、道两教的态度和政策。不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跳过。）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世民，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呢？
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他的女人，长孙氏。
长孙氏小字观音婢，观音菩萨面前的婢女。
杨广是总持菩萨，她是菩萨面前的婢女。
不过，以当时她的家境来说，能成为菩萨面前的婢女，已经是高攀了，已经是一种奢望了。
作为大男子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李世民一生唯恐让长孙氏生气不愉快。
长孙氏信佛，李渊又在佛前为他祈祷，他信佛吗？
在李渊接受他的家族是李聃的子孙之后，他信道吗？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早年的李世民对佛道基本是两头不得罪。
后来做了皇帝，也是两方面的人都有，例如近臣中，萧瑀、虞世南、张亮等崇佛，房玄龄、魏征等偏道他都能一律包容。
就其本心而言，糅合了道家“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儒家“民本”、“王道”理论对其施政影响最大。更为重要的是，道士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李世民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
从历史上来看，道士似乎有装神弄鬼参与高层政治的癖好。
即便是好佛的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也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当高祖龙潜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
隋末天下大乱，道士们更是上窜下跳，各找主人。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时为道士的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
然而更多的道士看好李家父子，其中以楼观歧晖和茅山宗王远知为代表。
歧晖早在大业七年，即宣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
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至蒲津时，歧晖兴奋异常：“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于是改名平定，派道士八十余人接应，并尽观中粮以资助唐军。
李世民与道士们也没有少来往。
在平王世充的洛阳会战中，他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
此人高干家庭出身，其祖为梁江州刺史，父为陈扬州刺史，见过陈宣帝，也与隋炀帝关系亲密。大业七年，在涿郡临朔宫会面时，杨广还执弟子礼。
不过老头虽与杨广打得火热，但私下也与李渊勾勾搭搭，唐兴后李渊因其曾密告符命而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
估计是皇帝和皇子们见多了，知道这帮人的痒筋何在，于是这次李世民来访，老家伙再次玩起密告符命的把戏。
史载，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在如实告知身份后，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
这个马屁可谓拍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也给他在与东宫即将白热化的权力争斗中贴上了天命标签。
可以想见，房玄龄回去添油加醋地在谋士和老粗们面前渲染一番，无疑会大大坚定大伙们跟着秦王混的决心。
另一个道士滑州人薛颐，曾被隋炀帝引入内道场。武德初年进入秦王府，也曾私下对李世民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
武德最后几年李世民虎落平阳，困在长安被整成那个样子，部下也未离心离德，例如尉迟敬德宁可冒着遇刺风险也跟定他，张亮搞秘密活动被抓起来打得死去活来都没把秦王卖了。
这里面虽然有李世民个人魅力的因素，但道士们的洗脑也功不可没。
另一个细节也揭示出李世民与道士们来往是如何密切。
武德末，李渊下令不准秦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接触。发动玄武门事变前，房、杜二人是化装成道士才潜入秦王府的。
由此可见，当时秦王府正常就应该是道士如云，以至于在这关键时刻多出个把道士都不会引起东宫探子的注意。
比较起来，当年曹丕用大筐丝绸把吴质抬进抬出，还被城管给突击搜查了一番，虽说有惊无险，也实在是太费事了。
李世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对于为他夺权出过力的，无不关怀备至。
登基后，对王远知“将加重位”，但王远知“固请归山”，只好在贞观九年于茅山为他置太平观，并专门颁诏大大吹捧了一番。
对另一个劝进的薛颐，则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并在醴泉县九緵山为其置紫府观。
此外，贞观二年李世民还为衡岳观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又为桐柏先生王轨建华阳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道士秦英祈祷，建西华观。
佛教当然也曾为李世民出过力。
例如，与洛阳方面作战时，少林寺僧众就曾施以援手。
李世民也写了表彰信表明对佛教的爱护：“我国家膺图受录，护持正谛”，“德通黔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但是相比道教，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势力在李世民的私人问题上却站错了队，基本上偏向太子建成，因此不讨他的欢心也就很正常了。
然而，佛教思想却对李世民有一定影响。
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李世民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李世民的人文气质之中。
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吸引眼球。
无论是否信佛，作为贵族文人，必然不知不觉地受到佛学思想的熏陶。李世民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而这气质中则有着若隐若现的“佛根”。
观李世民诗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空”竟然是这位少年得志的军政奇才诗作的关键词。
目前全唐诗录其诗九十吧首，直接以“空”字入诗的竟高达二十首。
例如，重幸武功：“瑞气荣丹阙，祥烟散碧空”、过旧宅之二：“叶铺荒草蔓，流竭半池空”、秋日学庾信体：“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炽空”，咏雨：“朦柳添丝密，含吹织空罗”等等。
另一个频用“空”字的诗人乃是号称诗佛的王维：“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新雨后”等等。
最有代表性的乃是李世民的咏兴国寺佛殿前幡一诗。
“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
在描绘了幡的千姿百态后，李世民一语道破：其本性无自，一切皆空幻。
很明显这是佛教中观论的“色即空”的思想。
此诗由幡之动而悟空理，虽然还没达到六祖慧能“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牛逼境界，但也已远超俗见。
太宗诗文中不仅有怅惘的空幻，更有随遇自适、万物无常的思想。
在类帝王诗中，往往少不了自吹自擂、壮怀激烈，对已死或未死敌人的诅咒，以及对王朝武运长久的祈祷。
但李世民却在描绘当年情境后迅速转入一种“入定”般的境界：“一挥氛畛静，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没有赫赫武功，没有武运长久，也没有慷慨高歌，有的只是沉静、空惘和肃穆。
峰、莲都是佛教中常见的象征之物。
诗文中处处出现的此类思想痕迹，很难用一时的附庸风雅或故作高深来解释。可见李世民确实对佛教经典有过深入研读。
佛根也好，道缘也罢，一切个人偏好都要服从政治需要。
作为君王，李世民在慎所好中明确点出，为了国家利益，“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因此，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只能是被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武德九年五月，李渊下沙汰佛道诏后，佛教即将面临一场沉重的打击，然而也是命不该绝，转过月来玄武门之变爆发。
控制了政局的李世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立刻取消了沙汰佛道的诏令，在以李渊名义发布的诛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诏
其中，特别指明：“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以争取佛教徒的支持。
即位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仍然继续利用佛教，对佛教表现出宽容甚至是礼敬态度。
他曾舍太和宫为李渊立龙田寺，舍通义宫为尼寺，下诏在各战阵处修建寺庙，追祭亡灵，敕令为章敬寺设斋行香，开译经馆翻译佛经。
当他施斋发愿时，自称“菩萨戒弟子”，“诚心发愿”，“惟以丹诚，归依三宝”。
他还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普度僧尼”、下敕颁发佛遗教经，要求京州官员人手一册。
当然，这种宽容和支持背后是高度警惕和严厉的控制。
例如贞观初即下敕，有私度僧尼者处死；此外还曾下令隋恭帝义宁元年利用改朝换代混乱之机私度的僧尼自首还俗，不出首者处死。
至于说以“对佛不敬”的名义禁止买卖佛像，实际上是限制佛教扩张，只能说是政治高招了。
然而佛教徒似乎并未看清他们的这位君王。
贞观五年，笃信佛教的歧州刺史张亮奏请在距长安一百多公里的扶风法门寺建塔，李世民应许，并将原拟兴建望云宫的建材用来建塔。
张亮又建议开启法门寺地宫，李世民同意后，在地宫中得到佛指舍利。这立即引起极大轰动，京城内外每天到法门寺瞻仰灵骨舍利的人多达数万。
为了表达虔诚，有人刺血洒地，有人烧头炼指，表现出狂热的宗教情绪。
佛教徒被这些表面东西迷昏了头，开始得寸进尺地试图染指皇权了。
贞观八年，有人上书，要求皇帝引十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分参拜，这不但是教权直接介入政权，更是要政权向教权低头。
李世民立即警觉起来，以厌恶的口吻向长孙无忌等人提起此事，并且提示背后恐怕有佛教徒的挑唆。曾当过道士的魏徵当即见机而作，引经据典，给了他充足的理由来反驳佛教徒的建言。
这一年，长孙氏身患重病，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以求佛祖保佑。皇后不答应，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
枕边人和贤内助的话，自然最能反映李世民的真实想法。
可以说，此时他对佛教的印象已经非常不好，只等发作的机会了。
另一件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对佛教不利。
武德年间，李唐皇族对自身门第问题非常敏感，他在贞观初年兢兢业业对内对外都取得显着成绩后，开始关心此事，试图利用政治手段彻底定局。
贞观五到六年间，他动议修订氏族志。
前后好几年，初稿出来，以皇帝之尊，竟然门第没有黄门侍郎崔干高，不由大为光火。
传统士族力量如此强大，社会门阀观念如此顽固，使得他不得不考虑再次利用宗教来做做文章。
由于南北朝以来的“夷夏之辩”仍为唐初社会流行思潮，李唐皇族为了洗清“胡族”之嫌，就必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而“殊俗之典”、“异方之教”的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
贞观十一年，他开始对佛教采取公开抑制政策。
二月，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重申老子是皇族远祖，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道教的重要，并大肆渲染了佛教的流弊。
佛教徒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聚众请愿，“时京邑僧众，咸诣阔庭上表”，带头人包括法琳、智实、法常、慧净等。
法琳这次学精了，知道皇室认老子做祖宗是认定了，于是上表说：“今之道士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
试图把道教与老子割裂开来，使李世民只尊老子不祟道教。
李世民当然不吃这一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说：“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
高压之下，法琳等人只好“饮气吞声”，而智实拒不奉诏，慨然道：“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
出头椽子先烂掉。
智实遭杖责流放，次年病卒。
此情此景，一众道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益发受到鼓舞。
贞观十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