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了之后脑袋肯定是昏昏欲睡。赵耀国没有给大家休息时间，肯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得讨论。
果不其然，会议开始前，秘书全都离开了会议室，还关闭了所有会议记录设备。
前面半个小时，主要是张清芳与周自强在介绍技术上的问题。
导致实验堆不具备商业推广价值，连军事应用价值都受到严格限制的关键因素，其实就是堆芯，准确的说是制造堆芯的关键材料的产量与价格。因为“纳米碳原子膜”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量产，更别说工业化生产，所以要严格按照实验堆的设计指标来建造应用堆，在经济上没有任何价值。
按照赵耀国的意思，建造更多实验室，提高“纳米碳原子膜”的生产规模，首先实现军事应用。
对此，李佑廷给出了明确答复，即存在资金与保密的双重问题。资金方面，提高生产规模并不能降低生产成本，反而会提高生产成本，即生产“纳米碳原子膜”所需的原料没有足够的产量。保密方面的问题更严重，即大量采购生产“纳米碳原子膜”的原料，比如石墨烯必然导致市场动荡，然后受到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关注。此外，维持实验室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同样存在保密上的问题。即便由军情局管理这些实验室，也无法保证所有从业的科技人员绝对可靠。用李佑廷的话来说，维持十座实验室以现有规模生产“纳米碳原子膜”已经达到了军情局保密能力的极限。
这个时候，周自强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
当然，在此之前，周自强已经告诉了李佑廷，是由李佑廷向赵耀国提出来，然后由赵耀国在会议上发起讨论。
这个办法就是，通过缩短堆芯的使用寿命来降低制造成本。办法也很简单，用少量次品来代替合格的成品。按照周自强提供的科学依据，如果制造堆芯的“纳米碳原子膜”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合格率，那么实验堆的堆芯至少能正常使用二十年，而且在适当降低输出功率的情况下能达到设计要求的五十年。只是，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合格的“纳米碳原子膜”。也正是合格率上存在的问题，所以实验堆堆芯的实际使用寿命根本达不到二十年。
至于这里面存在的技术难题，周自强也简单做了介绍。
主要就是，“纳米碳原子膜”的制备工艺已经达到了现有设备的极限，受到了量子效应的影响，具有不可测量性，因此很难对已经制成的“纳米碳原子膜”进行检测，也就无法准确掌握合格率。
简单的说，所有制造出来的“纳米碳原子膜”都被放到实验堆上使用，通过使用来检测是否合格。
结果显而易见，“纳米碳原子膜”的合格率不到万分之一。
其实，这也是产量低、成本高的根本原因。
只是，在淘汰掉的不合格产品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能够使用，只是因为没有达到设计标准就被定为不合格。
这些能够使用的次品，占到了总量的百分之一，即相当于合格品的一百倍。
如果用这些次品来制造堆芯，除了需要适当的降低反应堆的输出功率之外，最大的影响就是堆芯使用寿命会大幅度缩短。按照周自强提交的报告，如果全部使用次品，再把输出功率限制在设计功率的百分之八十，实验堆堆芯的使用寿命至少有五年。关键是，堆芯的制造成本能降低一个数量级。
寿命缩短一半以上，输出功率降低两成，制造成本却能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以下。
显然，这是一个很有可行性的替代办法。
张清芳与周自强只做技术上的报告，没有谈其他问题。做为科研人员，他们也没有资格谈论其他问题。
“虽然在商用上，我们现在掌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即降低设计标准的反应堆依然没有商用价值，但是在军事应用上，成本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李佑廷做为实验堆科研项目总负责人，对应用前景做了阐述。“以实验堆为原型，我们能够制造出额定输出功率为六十兆瓦，堆芯使用寿命为五年的应用堆，而且质量与体积都比现有的裂变堆更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堆芯寿命，以及更换堆芯对舰艇部署效率产生的影响。为此，我咨询过几家设计所的专家，而他们给出的全都是肯定答复。与现有的裂变堆相比，聚变堆最大的优势其实是没有放射性污染。只要在设计上下足功夫，比如把堆芯设计成可以方便更换的模块，那么更换堆芯对舰艇正常使用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此之外，就是建造的成本。虽然初期投入更高，一座六十兆瓦级应用堆，只是建造价格就在五亿元以上，而每五年还需要花费两亿元更换堆芯，但是从长期的使用与维护成本来看，聚变堆反而更划算，军事应用的经济效益不在裂变堆之下。”
“这只是你的推测，还是说有实际可信的数据提供支持？”黎文强问了一句。做为国务院总理，他最关心的肯定是成本。
“这是我们草拟的报告。”李佑廷把一份文件递给了黎文强。“以004型航母为例，如果采用裂变堆，需要四座五十兆瓦级的，其建造成本为三十六亿元，而且在二十五年之后需要耗费大约二十亿元更换堆芯。如果采用四座六十兆瓦级的聚变堆，包括建造成本在内，五十年使用寿命内的总投入为九十二亿元，比裂变堆多了三十六亿元。只是，聚变堆不需要锅炉等附加设备，而裂变堆在这方面的建造费用大概是十五亿元。在更换堆芯的时候，裂变堆至少需要耗费三年时间，相当于航母服役年限的百分之六，以航母总造价为准，折算下来不会低于十五亿。四座裂变堆需要四百八十名官兵，而四座聚变堆只需要一百名官兵，而多出的三百八十名官兵在五十年内的津贴在三十亿元左右。只是这些附加投入，裂变堆的经济效益已经低于聚变堆。因为采用的是当前币值，所以算上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裂变堆的效益会更低。除此之外，四座聚变堆的总功率为二百四十兆瓦，比四座裂变堆高了百分之二十，在性能上带来的巨大提升具有的价值，我们没有估算，也无法估算，因为在激烈的战斗中，这百分之二十的差距很有可能决定航母的存亡。”
黎文强认真看完了李佑廷的报告，才转手递给了旁边的国防部长彭建军。
彭建军没有看，直接递给了财政部长，因为他早就看过了。
“即便如此，这些也只是根据现有的情况做出的分析，并不是实际可信的数据。”黎文强长出口气，才说道，“最为关键的就是，没有人可以保证能够及时完成六十兆瓦级聚变堆的建造工作，而且建造出来的聚变堆未必能够到达全部设计指标。如果出了问题，难道让航母在船台上等着？”
“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过并不是无法解决。”接话的是彭建军。“我的意见是，首先建造一艘采用聚变堆推进的战舰，而不是航母。可以用055型驱逐舰做平台，也可以用097型攻击核潜艇。等到聚变堆上舰完成测试，在证明了其确实能够替代裂变堆之后，再用到航母上也不迟。”
“只是这样一来，004型航母显然不可能采用聚变堆。”副总理段峰岭说了一句。
“如果只是测试聚变堆的实际使用价值，未必需要专门建造一艘战舰，可以利用现有的战舰改造。”
“就算如此，时间上也不允许。”黎文强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以稳妥为住，先用不存在任何技术难题的裂变堆。
“各位，你们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反复争论吗？”赵耀国忍不住了，说道，“到目前，张清芳教授与周自强教授有让我们失望吗？实验堆项目进展顺利，就算有所偏差，也在预料范围之内。至于004型航母，我们有必要因为这些担心就开倒车？哪怕出了问题，聚变堆没有达到设计指标，也可以让航母在船台上等着。到时候，再建造一批003型航母，难道就不行吗？”
这下，黎文强闭上了嘴。段峰岭则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赵耀国的意见。
“如果没有问题，004型航母的动力系统就定为聚变堆。”赵耀国稍微停顿了一下，才说道，“彭部长，相关设计工作一定要抓紧。”
“没问题，我会尽快做出安排。”
“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赵耀国扫了参会人员一眼，才说道，“虽然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十年之后才能解决‘纳米碳原子膜’的工业化量产难题，而实际需要的时间肯定不止十年。只不过，我们不可能等到那个时候再来搞基础建设，因为围绕着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基础建设至少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完成。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就得为可控聚变核能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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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引领潮流（）
说到经济话题，会议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甚至有点紧张
显然，这绝对不是在增加几千亿军费开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知道，就算没有张清芳与周自强研制的可控聚变反应堆，004型航母也会开工建造，不过晚几年罢了，而且耗费不但不会降低，还要增加不少。李佑廷提供的报告里就明确的提到，聚变堆能够大幅度降低核动力航母的全寿命成本。
围绕着可控聚变核电站进行的基础建设，前期投资不是几千亿，甚至不是几万亿就能解决的，而是几十万亿、上百万亿的巨大投入，还会持续数十年之久。由此造成的负担，根本无法想像。
在“问天计划”正式启动之后，国务院的官员大多持保守立场，连国防部长彭建军也不例外。当然，彭建军主要是担心基础建设工程大规模启动之后会对军费造成影响，使得众多军备项目无法顺利推进。黎文强的立场最为坚定，即认为在可控聚变核电站真正具备商业应用价值之前，必须控制基础建设的规模，绝不能盲目投资，避免造成不必要浪费。虽然段峰岭的态度比较暧昧，但是在涉及到国家投入的关键问题上，他比较偏向于黎文强，即认为过大的前提投资存在巨大风险，还是不可控的风险，因此前期建设工作一定要谨慎，最好在有了十足把握之后再走出决定。至于其他的部长级官员，大多支持黎文强，只有少数赞成提前开始进行基础建设。
当然，黎文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主要就是，基础建设的投入实在太大了，如果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商业应用出现问题，哪怕只是暂时的问题，比如没有在预定的期限内解决所有技术问题，耽搁了几年，也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此，黎文强拿出了很多证据。
按照交通部在去年提交的报告，如果按照“问天计划”设想的前景进行建设，那么电动交通工具就将成为主流，必然会取代由内燃机驱动的交通工具。虽然现有电池的性能依然存在局限性，但是问题不太大。简单的说，只要能够解决电力的问题，那么电池性能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忽略。到时候，电力价格远远低于燃油价格，而且随电力价格降低，电池的价格也必然会大幅度降低，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增加电池来解决电池容量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电动车辆达到现有燃油车辆的续航里程。只是，要普及推广电动交通工具，特别是电动汽车，首先得解决电力传输的问题，也就需要建立覆盖全国的超高压电网，同时得配套建设上百万座充电站。即便后者可以通过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的方式，用民间资本来搞基础建设，但是前者必然得由国家投资，至少得由国营企业参与。只是这一项，前期投资就要上万亿，而总投资不低于十万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
在西元2019到2020财年度，交通部的总预算还不到五千亿元，而且跟交通能源有关的投资不到一千亿元。
当然，将在“问天计划”中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不止是交通。
能源部也提交了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是聚变核电站的建造与运营。因为存在保密方面的问题，所以在产业革命的初期，聚变核电站肯定全是国营，只有在保密等级降低后，才会向民营资本开放。按照“问天计划”的规划，至少需要建造一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才能基本取代现有的火电、水电、风电与太阳能电站。考虑到电力价格降低所带来的需求增加，比如由电动车辆取代内燃机车辆产生的额外负担，准确的说是以全国总能耗为准，那么最终要建造三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即便不考虑社会发展，特别是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增加的电力需求，只是这三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的建造成本就在六十万亿以上，而且是理想结果，实际投入很有可能是其两倍。要让三千座聚变核电站正常运行，还需要建造生产重氢、堆芯等必备原料的工厂。
毫无疑问，只是在能源上的投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钱从哪里来？
没错，华夏的经济规模确实很大，要不了几年，经济总量就将超越花旗，成为全球第一的经济体。只是，华夏的经济实力不是无限大，而且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归根结底是社会总产值，而不是中央银行印出来的钞票。如果把太多资源用在基础建设上，那么其他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黎文强是搞经济出身的，段峰岭也是，国务院的大部分部长多多少少懂点经济，因此都清楚这个道理。
赵耀国不是不清楚这个道理，而是有别的顾虑。
“我们首先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投资。当然，准确的说是钱从哪里来。”赵耀国笑了笑，说道，“其实，包括总理在内，很多人搞错了一个问题。围绕着聚变核能进行的基础建设，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因此在基础建设上的投资也是分披进行，并非一次拿出所有资金。如果这个过程要持续几十年，那么分到每一年的投入就不会太多。虽然到最后，这些基础建设肯定要耗费大量资源，也必然会对其他行业产生硬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产业革命将大幅度的提高社会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