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村。
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这个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嫌它枯燥，嫌它辛劳，想着永远地离开它。可是，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但不管怎样，在离开它两三年后，再回到它的怀抱，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
我站在村头，望着这片广阔、干黄而贫脊的土地，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离开了这里，可是，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
回村不到二十天，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给我说好的，我看过她的照片，她也见过我，我们算是自由恋爱。从此，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我从小就是农民，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还是个学生，可是现在，我就跟父亲一样了，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
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过去，我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可是现在，我变得寡言少语，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因为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
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是战斗英雄，却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可我没有，而且连党都没有入。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不能提干是因为我不能入党，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现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
没过很久，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被苏军俘虏了，如果我没有叛变，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如果我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而且，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自然的事。对这种传言，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可是，后来一想，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越描越黑，所以，我就不予理睬。
可是，那天晚上，我表侄女跑到我家，对我说，‘叔呀，玉兰说你不是英雄，是叛徒，还说你那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当上的，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捅破了你的牛皮。说你其实就是叛徒。’
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听着这话，我不能再装傻吊了。否则，到了明天，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于是，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站在玉兰家门前，对玉兰她妈说，‘玉兰妈，我找玉兰问句话。’玉兰妈说，‘问啥话？’我说，‘你不管，我只问一句话。’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玉兰见我站在门口，吓得不敢出来，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玉兰呀，你咋说我是叛徒呢？’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我是听别人说的。’我就问，‘你听谁说的？’玉兰不敢说，还是她妈逼着她说，‘你说话呀，你到底听谁说的？’玉兰哭着说，‘是翠花给我说的。’
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我要去找翠花，可玉兰妈拦住了我，说，‘大兄弟，你别去找人家了，说你是叛徒这话，都在村里传成啥了，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
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难怪近一两个月来，村里人总是躲着我，对我爱搭不理的，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大队部，找到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要我找公社。我就去找公社，可公社书记说，‘这事你得找县武装部，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我又去了县武装部。武装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你到底变没变节，我们又不知道，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跑了一天，不但没办成事，反把我气得胃疼。听着他们那话，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我有变节行为。我真是哭天无泪，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
没过几天，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个叛徒，败类，还不服从改造是嘛？’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就一下冲过去，抓住他的衣领，喊道，‘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是败类？老子身上有伤，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
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用蔑视的口气说，‘别吹了，你是英雄，咋不见你入党，不见你当官呢？你见哪个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我气得肺都爆炸了。我对他说，‘好，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气得要发疯了，回到家，牵着家里的羊，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往集上送，就要劝阻我，可我啥话也听不进，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听着这话，妻子也没敢再拦我。
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见我来了，就很奇怪，问我，‘这大老远的，怎么就跑来了？’我掉着眼泪对他说，‘村里人说我是叛徒。’副主任问我，‘为什么？’我说，‘他们说我一没入党，二没当官，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所以，就说我是叛徒。’副主任说，‘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组织？’我说，‘找了，可是连县武装部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
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士，参加铁列克提战斗表现勇敢，身上多处受伤，被苏军俘虏之后，坚贞不屈，并荣获二等战功。特此证明。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
从塔城回到家里，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拿给村里其他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是英雄。然后，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让他们看。最后县武装部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
第九章：回国之后（）
第九章：回国之后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放我回国。对于那三位战友的死，我一直认为是让苏军故意害死的。如果他们不想让他们死，是完全有办法的，可是，他们并不想让他们活着。所以，我一直在想，不知哪天他们也会把我害死，即使害不死，也会把我拉去枪毙。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对生还抱有任何希望。
可是，自从那次他们说要放我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盼望着。可是，一连过了好些天，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在欺骗我？
后来，他们又说了好几次要放我回国，可是，说完了也就说完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到后来，他们再说要放我回国，我都不怎么相信了。
那天，小个子看守打开窗子，让下午的阳光进到屋里。我从床上下到地上，探着头看着外面的景色。虽然外面的太阳很亮，但从远方吹来的风已有了一丝凉意，甚至可以看到风吹叶落的迹象。我想了想，从我被俘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来月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初秋时分。
我想如果我在家的话，应该是快收包谷了。每次收苞谷时，生产队都会把我们这些学生娃分在一起。女孩子掰苞谷，男孩子用镢头砍苞谷杆。小青总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边掰着苞谷，一边不住地回过头来看着我。如果看到我被她落远了，就会停下来等上我一会，对了，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不知她现在还好吗？她现在应该上初二了吧？是的，应该是上初二了。可真不敢想她要是知道我被苏军俘虏了，会对我怎么想？还有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和村里的人，甚至是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会对我怎么想呢？这种想法让我既急切地盼着回家，却又害怕回到家中面对他们。
这天早上，吃完饭，来了几个医生，说我的伤病已经好了，然后就把我脸上和嘴上的纱布都给取了下来，而且也把我右胸部的纱布也揭掉了。医生们刚离开，就来了几个苏联军人，就是平时带我出去审讯的那些人。那个中年军官来到我面前，拿着一张文稿对我宣读起来。我虽然听不懂，但这种郑重其事的样子让我感到不同寻常。我就坐在床上看着他。他宣读完，苏军翻译对我说，‘李，这是苏军释放你的命令。你可以回国了。’
说着，一个士兵把一套崭新的衣服、皮鞋和鸭舌帽放在我的面前，说，‘好好地收拾一下，准备回国。’我一看他们真是要放我回国了，非常高兴。就脱下那身病号服，换上了他们送来的衣服和皮鞋。衣服是一套西服西裤，还有衬衣和领带。皮鞋锃亮，袜子也是新的。我穿上了衣裤和鞋袜，但我不想戴领带和鸭舌帽。觉得这让战友们看到后会感到很怪。但那个士兵不容我多说，就把领带给我戴在了脖子上，把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
等我换好衣服，他们就把我带出了医院，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过去审讯我的大楼前面。这时，一架直升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了。军人们让我下了吉普车，与飞机上的军人办理了一下交接，就让我上到了飞机上。
飞机一直飞着飞着，大概飞了两个小时，来到了苏军的一个边防站。我下了飞机，又上到一辆吉普车上。吉普车里挂着一个毯子，将我眼前的视线遮挡。一位年轻的苏军士兵坐在我的旁边。吉普车一路快速地朝前开着，但前面的景物我一点都看不到。
车来到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巴克图，是我国与苏联接壤的国门，也是我军和苏军会谈的地方。我当时在想，我不是在做梦吧？他们真地要放我回国了？我擦了擦眼睛，觉得眼前这一切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啊，我真地又生还了！
苏军士兵让我下车，送我来到国门前面。这时，我看到地面上有一条分界线，一边写着俄文，一边写着中文。而那中文字是‘中国’。这字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无比的激动。
在分界线的中国一侧，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迎接我。有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军装上有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我激动万分，一边高喊着，‘**万岁，万万岁！’一边朝着中国这边跑去。
可是，还没等我跑进分界线的中国一边，塔城军分区的参谋长已经在向我摆着手，高声地对我说，‘小袁，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我马上明白过来：他们让我穿着崭新笔挺的西服，是想做欺骗宣传，表示我在被俘后受到了优厚的对待。所以，我不能穿着他们的衣服回国。于是，我一只脚踩在苏联，一只脚踏在中国，把全身衣服全脱光，包括皮鞋、袜子和鸭舌帽，全部丢在了苏联那边，因为苏联人这时已经管不着我了。
我只穿着一条短裤，进到了中国的境内。这位制定了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叫李效智的塔城军分区参谋长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让我感觉象是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一位叫刘志斌的《解放军画报》记者也冲了过来，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不知是体弱，还是不能承受这种激动。我当即一下晕了过去。等我上到救护车上时，才慢慢地醒了过来，身旁的同志们开始给我换上崭新的草绿色军装。
其实，当我得知我就要回国时，心里就一直有着一种忧虑和不安，因为我想凡是被敌军俘虏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不知道首长和战友们会怎样看待我这个被苏军俘虏的人。他们对我在苏联所做出的绝不出卖国格和人格的抗争和表现会相信吗？可是，眼前这一切让我感到我的忧虑和不安是多余的。我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袁国孝。可是，救护车上的人告诉我说，军分区已经在托里县修好了烈士陵园，其中有个坟墓就是袁国孝的。因为苏联人把我方牺牲的人的遗体都带走了，后来又送了回来。但因为气温很高，遗体腐烂，所以，很难辨认。后来听苏方说有个姓李的还活着，所以，人们以为是李国桢。为此，军分区首长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