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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有真情流露，也有虚伪做作；有无病呻吟，也有强颜欢笑。有的领导小病大养，无病也躺，有的只是到医院住几天、查个体，探视者就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好像晚去会就永远也见不到敬爱的上级领导了。有的普通群众生命垂危，却床前冷落，无人过问，似乎是谁在这个时候露个面，就要由他来负担他们全部的治疗费用。医院就是社会的缩影，医院就是生活的舞台，在这里，有演员，也有观众。
小琳住在病房大楼二层的内科病室。她虽然病了场，依然风姿隐约，丽颜怡人。冷艳的面孔让人看就知道是个倔犟好强的女孩子。
郑良玉在她身上看到了范书才年轻时的影子。
小琳初次见到郑良玉夫妇，开始时含笑衔羞，还有些拘束。徐苹拉着她的手，和她起坐在病床上，柔声细语地询问她的病情。慈母样的关心使她心头阵温热，疲惫的心灵也得到了些许的安慰。接到徐苹送给她的礼物，她虽然没有打开包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却已止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做母亲的心都是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快乐。”徐苹轻轻拭去小琳眼角的泪水，劝慰她说，“你要与妈妈多沟通，相信有些事情她会理解，躲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小琳已经从电话里听到常浩给她介绍的些情况，她伤感地说“徐阿姨，您不知道，我妈妈不像您，我爸爸也不像郑伯伯。以前的路我身不由已，以后的路我要自己选择走下去。”
郑良玉和常浩静静地坐在边听她们两个人讲话。
这时，走廊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会儿，病房的大门被推开，郑良玉先看到个陌生的肥胖女人，满月样的脸上闪着油腻的光芒。她身后闪现出的张男人的脸，让郑良玉的心里猛地阵收缩。那张脸的轮廓是熟悉的，但纹络是生疏的，郑良玉在心里下子就喊出了“范书才”这个名字。
两拨人照面，似乎是每个人的双脚都被镙丝钉固定在了地板上，表情也都冻结在了面孔上，连屋子里的空气好像都被凝固住了，可以用刀子切成块。
“你是老范？”郑良玉明知故问，打破了僵局。
“你是……郑指导员！”
范书才说不清是惊是喜。郑良玉只是看到，在他复杂表情脸上的条条皱纹里，书写着对无情岁月的诉状和对亲历过的往事的愧疚。
两个人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面，范书才多了几分尴尬，郑良玉少了几分遗憾。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郑良玉说。
“应该是相逢笑泯恩仇。”范书才说。
常浩从相邻病房里借来了几把椅子，范书才招呼其他人坐下来，不用多做介绍，屋子里的每个人很快就清楚了相互的关系。
徐苹知趣地坐在椅子上，让秦长玲坐在病床上。秦长玲的屁股还没有完全落座，钢丝床就弯曲成了张弓，小琳马上把脸扭向了另边。
秦长玲看到女儿让自己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涂着脂粉的脸气成了泡在福尔马林的人体标本，山丘样的胸脯大幅度地起伏着。
“我已经退休了，”郑良玉对范书才说。“听说你也退了！”
范书才难为情地点点头。
“三十多年的时间晃就过去了，我们就像是执行了次任务或者是出了次公差。现在应该是进行讲评的时候了，不过进行这次讲评的，不是领导，而是群众。”
范书才听了郑良玉的话，红着脸说“你肯定比我的评语要好。”
郑良玉看着范书才说“我们的过去只有任人评说了，但愿我们的后人之间不要再有那么多的是非恩怨。”
范书才觉得郑良玉那张胖多皱的脸依旧那么威严，犀利的目光像是剜心割肺的手术刀。
他听了郑良玉的话，又看了看常浩和小琳，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几个人聊了会天，郑良玉觉得应该给范书才家人更多些交谈的时间，便起身告辞。
郑良玉与徐苹、常浩起离开病房之后，走到走廊间的楼梯口时，他扭头看看，见到在内科病室的大门口，还依然站立着高低粗细不同的三个人影，在向着这边挥手。
（本篇完）
秦大川的新兵生活（一）（）
秦大川是我的老长，我们笑称他为“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兵”，是因为他参军到了北京之后，从普通战士直干到副军职领导干部。 秦大川现在已经退休，以下记录的是他给我们讲述的他在北京当新兵时的故事。
***
我很荣幸，96年参军来到令很多人向往的都北京。与我起入伍的那批农村兵，大部分是小学化，有小部分是盲，还有小部分是初毕业生，像我这样的高毕业生凤毛麟角，在新兵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驻在北京郊区的某部机关警卫通信连排二班当战士。
排二班班长崔永来是个已经服役两年多的老兵，他让我和从同个公社起入伍的老乡杨箩筐结成“对红”，开展帮活动，可能考虑我是有知识的“老三届”，能说会讲，大批判稿也写得不错，可以帮助箩筐学习化；而杨箩筐是个只知道学校大门朝那边开，但是从来没有进去念过书，大字不识个的盲，他的力气大，投掷手榴弹出手就是四十多米，能够在军事训练和干体力活的时候帮助我。
杨箩筐从小在田地里干惯了农活，力气的确是很大。晚上紧急集合，连着跑两千米，大气都不喘口，我跑到后半程，只手悄悄地拉着他的背包带还跟不上队伍。到机关农场参加劳动，每人四垅麦子，我腰酸腿疼的刚割到地间，杨箩筐已经割到地那头返回来接应我了。
杨箩筐看见书本就懵，听说学习就头疼，为了教他学化，我是伤透了脑筋。
人们经常形容盲的句话是“目不识丁”，为了形象教学，我从墙角里捡了半截铁钉子，让杨箩筐先学习认识“丁”字。还捡了大小两个石头蛋子，让他学习认“大”字和“小”字。
箩筐握惯了锄把子的手捏着笔杆子显得特别费劲，学写字的时候手里的铅笔在纸上戳个洞。
“学写字不是捅马蜂窝，劲要用得轻些。”我对他说。
不过，箩筐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午饭后和晚饭后，我们都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伙般在宿舍外边嬉戏打闹，只有箩筐在屋子里爬在床板上撅着屁股练习写字。
过了两天，我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个“大”字，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说不出，我就拿出大石头蛋子启他。箩筐想了想说，这念“大石头”。我说，这不念大石头，是念“大”！我又在纸上写了个“丁”字，把半截铁钉子也放在旁边，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看了看说，这念“小铁棍”，噢，不对了，这个字应该念“小”。
我哭笑不得。
按照要求，部队征兵的时候不能接收没有化的青年入伍，但杨箩筐的叔伯哥哥是他们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他不但让杨箩筐报名当了兵，还在化程度栏里给他填了个“小学毕业”。当时，农村青年为了能当上兵，虚报学历的现象并不少见，与我分在同个班的新兵梁继亭，只上了两年半小学，学历那栏里却填了个“初毕业”。梁继亭的语水平很低，汉语拼音点不会，问他“声母”是什么？他说生母就是亲娘；问他“韵母”是什么？他说孕母就是肚子里怀了孩子快当妈妈的女人。他的算术水平更是低得让人可笑，问他二分之加二分之等于多少？他说等于四分之二。他加法减法虽然懂得不多，但是乘法除法却略知二，会说“管他三七二十”、“咱俩二添作五”。
部队的征兵人员知道农村有定化程度的青年不是太多，注重的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对化程度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对虚报化程度的现象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时候两只眼睛都闭上。我们县有四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有所高和四所初，在校学生不足两千个。而且，由于“大革化命”，停课搞运动，绝大多数老师受到批斗，无法教学，学生们在学校并没有上过几天正经课，要说学的化知识，那是屁松屁松！
我还有项义务，就是帮助杨箩筐写家信、读家信。
给箩筐家里写信的时候，我把他想说的意思在废纸上起个草，先念给他听，修改后再抄到信纸上。箩筐认真地把我写好信纸折迭起来，装进信封，粘贴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连部交给通讯员盖免费三角章走。
箩筐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像小孩子过年收到压岁钱样高兴。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封、念信的时候，他用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个动作，支愣着耳朵，半张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来的每个字。直到我念完了此致、敬礼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后，他还总是止不住地再问句完了？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箩筐家里的来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来的，他们每次都是请生产队的老会计写信，语言半半白，字体龙飞凤舞，我有时候连猜带估的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有天，箩筐递给我的信封上，字体忸怩，十分生疏，我撕开封口，现署名是“秋花”——箩筐上过两年小学的对象，便展开信纸，不假思索地开始念“箩筐你好，我生了！”
箩筐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寄地插话问我“什么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来了！”
我念完这句话，直埋怨箩筐“你咋没到季节就播种了呢！“斗私批修”的时候可是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
箩筐变了脸色，惊恐地说“我是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才认识秋花的，在到部队来的前两天晚上，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她主动提出来的，我当时只是“私字闪念”，谁知道怎么就、就……“
我安慰箩筐“别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说明她那块土地肥沃，你的种子优良。”
我仔细想，又觉得不对了，人们常说“十月怀胎，朝分娩”，我们到部队还不到六个月，秋花的肚子难道与别的女人不样？
这件事我报告给班长，班长报告给排长，排长又向指导员报告了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多数人表示气愤，主张箩筐与秋花吹了，或者回家去杀了那头偷吃别人草料的跳槽驴。也有人劝箩筐说这事算了，管他谁的种子，播到你的地里，长大了就是你的庄稼，反正将来秋花生的孩子管你叫爸。
我知道在与秋花吹与不吹这个问题上，箩筐很难下决心，默许这件事，心里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与秋花吹了，自己没化，家里又穷，很难再找个对象。为了给秋花家送彩礼，家已经把能换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变卖了，现在除了点裹腹的口粮，已经是风扫地，月点灯，太阳照身暧烘烘。
机关政治协理员室以组织的名义给箩筐家乡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函，请他们调查此事。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复函答复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个副主任在秋花她们村驻队的时候，与秋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公社革命委员会已经对那个副主任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方还说，秋花与箩筐只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没有领取结婚证书，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那个副主任谈不上是破坏军婚，只是般的生活作风问题。
箩筐与秋花最后没有“吹”，97o年冬天从部队复员后，他与抱着别人孩子的秋花结了婚。
警卫通信连的战士们都说杨箩筐是“种瓜得豆”。
秦大川的新兵生活（二）（）
刚分到警卫通信连的时候，我们这些新兵迫切要求进步，表现得都非常积极，时间不长，是社会青年的都向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是共青团员的都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好人好事更是丛出不穷，晚上谁要是在洗漱室泡盆脏衣服，第二天早上准会现被别人帮助洗好晾了起来。我们吃饭前，都要在饭堂门口排着队先唱支歌，唱得最多的是“**语录歌”，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人好比种子”、“下定决心”等等，有时候也唱“我是个兵”、“打靶归来”等歌曲，有的战士等唱完了革命歌曲，饭堂的大门打开，就抢先跑进去，或者是读报纸，或者是念“最高指示”（即**语录）。还有的战士为了能够帮助炊事班洗碗，饭没吃饱就在洗碗池旁边抢先占好了位置。
农村长大的孩子，到了城市以后，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鲜，连队每个星期天都安排定比例的新战士，由老兵带着到城里去看看。
上了公共汽车，我们就开始向乘客高声朗读“最高指示”或者是念报纸，“思想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坐在公共汽车上，谁的脑袋瓜子也不能闲着。
乘客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木然的坐着或者站着，面无表情，任凭或高或低的南腔北调冲击耳膜，谁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
有天，带着新兵进城的老兵向崔班长报告梁继亭逞能，看到别人在公共汽车上读“最高指示”和念报纸，也想表现表现自己。他读了篇《人民日报》上的评论员章，这篇章不仅念得嗑嗑巴巴，不成语句，还把“资产阶级当权派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狗屎堆”念成了“狗尿堆”。
崔班长听完老兵的报告吓了大跳，梁继亭到了部队以后，虽然学习化非常努力，但是还远远到不了能在公众场合念报纸的水平。念错党报虽然不像念错“最高指示”样可能被说成是犯了“********”，但也不是般的小事情。
崔班长只是愣了下，马上故作无所谓地对老兵说“****狗尿都是狗的排泄物，都不是什么好味道，梁继亭这次念的报纸不算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