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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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工程师- 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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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令高峰振奋的消息还是有的,最主要的一道消息便是闫季忠培育出了青霉素。

    青霉素是一种抗生素,它的出现将大大改善人们对细菌感染束手无策的状况,从而提高人类抵抗细菌性感染的能力,因而意义极其重大。有了青霉素,肺炎、肺结核、脑膜炎、外伤等病症的治疗已不在话下。

    闫季忠要搞剖腹产,伤口的防治和恢复就要用到青霉素,再加上高峰给他建议的输血理论,其技术关键已经攻克,接下来只需临床试验就可验出效果。

    闫季忠的事情搞定还是其次,高峰更欣慰的是有了青霉素将救治更多的病症和更多的病人,特别是在不久以后的大规模战争中,将会大大减少人员的死亡率。

    ……

    转眼间,高峰任知县已近四年。

    前两年搞基础展,后两年全面提升,如今每年下来,一个县城的收入早已过了五百万缗。

    此时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和谐井然,家家有存粮、户户有余钱,可以说在整个大宋就没有比生活在丰’县的人们更富裕和幸福的了。

    这里的人们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不用担心上学、看病问题,也不用担心社会安全问题,他们只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没有了生活的烦恼。

    有了钱,人们的追求更加广泛,特别是精神追求更加丰富。在教育学社的带动下,看书、读报进入了日常的生活,曲艺、杂谈成了民众的必需,还有一些民间舞蹈和各色艺术也开始在大众中流传,渐渐地,人们学会了欣赏,更学会了融入,因而,群众性的演出和娱乐活动随处可见,再加上一些赢利性和福利性活动的开展,大街上便经常锣鼓喧天,歌舞升平,好一派祥和的景像。

    取得了如此大的政绩,朝廷自然不会亏待高峰。试点还未完成,把他调离知县位置肯定不行,朝廷便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一边给他升官,一边让他继任知县。

    第二年结束,任知事郎兼知县事,官居八品;不到半年,又升任宣奉郎兼知县事,官居从七品;第三年结束,任宣德郎兼知县事;官居七品;再半年后又任奉直郎兼知县事,官居从六品,第四年还未结束,朝廷诏令却已下来,任高峰为朝奉郎兼知县事,官居六品。

    几乎是半年一级,位置虽然未曾变化,高峰却已是大宋晋级最快的官员了,按这个度下去,他很快就能任一州之长了。

    实际上,高峰对做不做官已经无所谓了。让他做官,他就为百姓多谋点利,不让他做官,他乐得清闲。

    济州岛的建设和展使他有了退路,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的内心也不那么着急了。此时,他根本不再惧怕任何势力的威胁,也不再担心将来的天下剧变,只要感觉到不对,他马上就能带家人离开,因而,他现在更多的是在为那些前途未卜的大宋百姓在做事。

    当然,无论是朝廷还是百姓,就算不知道前途命运如何,也都希望他继续为官。有他在,起码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大家的生活也能得到保证,如此好事,谁也不愿意让他离开。

    时间终于定格在宣和元年,也就是高峰任知县的第四年尾的时刻,毫无意外的历史事件还是生了,这一事件的生,使得大宋一时间风云突起,天下为之变色。

    而高峰也深叹一声:“大宋的厄运算是开始了。”

第445章 宋江起义() 
自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宋朝

    所以,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也没有大的农民起义或国内动荡,这就是其内政高度集中取得的成效。

    然而,随着统治的延续,高度集权的坏处渐渐呈现出来,土地兼并、权贵剥削、生灵涂炭的现象比比皆是,人民已经不堪重负,社会矛盾开始突现。

    从宋仁宗开始,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占山为王便屡见不鲜,此时朝廷也深知社会矛盾巨大,才启用王安石变法。

    可是王安石变法不但没取得实效,反而更加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从而使社会矛盾更加不可调和。

    矛盾积累到赵佶上位,终于开始爆了,而且是一不可收拾,直到把一个宋王朝变成为南宋,两位皇帝也被掠去了北国才罢休。

    有人怪赵佶,说他除了不会当皇帝,什么都会。实际上这话并不对,或者说不全对。

    的确,赵佶作为端王,起初几乎是远离着政治,他不用参军,也不用从政,只是过着如寄生虫般的悠哉生活,可他还是有一个巨大的用处,那就是皇帝驾崩,在无子的情况下充当替补,接替皇位。

    可以想像,一个远离政治的皇家子弟,陡然间成为皇帝,根本不熟悉政务,其结果自然是朝堂内乱臣不断,搞得乱糟糟一片。

    赵佶不傻,朝中局势,群臣心态,天下变化,他一直清清楚楚。只是清楚地知道生的一切并不意味着能改变什么。

    他登基之初,也是励精图治,想要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好皇帝的。可是实践中才觉,他有些眼高手低了。国事之艰难,远远出了写诗作画,使得他事事不如意。在一系列打击之后,赵佶渐渐对朝政失去了兴趣,安然于诗画之中。

    他将朝中繁杂之事交给了蔡京等人,这些人不是清官,也不是能吏,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才干,可是他们有忠心,可以替他解决掉麻烦事,他自然要好好使用一番。

    不得不说赵佶和他的这帮队友运气不错,其当政近二十年,一直风调雨顺,没有大的天灾。

    要不是花石纲等一些人为的祸乱,实际上百姓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只是赵佶和他的队友不甘寂寞,开始为非做歹,终致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当然,赵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是基于此他才任用高峰来实施展之策。

    只是贪图享乐就似吸食鸦片一般,会上瘾的,赵佶明知如此,还是无法自制,他只能任由事态展下去,此时就算有个高峰能撑起一片小天地,对整个大宋来说,也无济于事,天下终究还是朝向大乱展。

    大乱的始作俑者便是宋江起义。

    ……

    “两位大人,梁山泊宋江已经宣布起义造反,此事你们怎么看?”衙门里,高峰向杨邦乂和仇悆问道。

    朝廷的通报并没有到来,这个消息是刘三狗的夜鹰打听到的,高峰没有隐瞒,把那张传递消息的纸条递给了杨邦乂和仇悆。

    杨邦乂和仇悆分别看了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杨邦乂说道:“当地官府为了加收税赋,居然把八百里的水域全部收为公有,不让百姓入湖捕鱼、采藕、割蒲,一旦有人进入,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有违犯者,还以盗贼论处,这简直是祸民之举,百姓生活无依岂能不反?”

    说到这里,他还抬眼望了高峰一眼,心中无限感慨,若官府都由高峰这般官员任职,岂有百姓谋反一事?

    “是呀!”仇悆应和道,“把民众逼上了绝路,官府不思化解,反而派兵镇压,这岂不是官逼民反?”

    仇悆对当地官府的做法也不赞同,说完后更是无语摇头。

    高峰摆摆手,说道:“我们就不说他们因何铤而走险的啦,我想知道的是,宋江一行人到底能走多远?”

    事情已经生,纠结其生的原因没有任何意义,对事态的下一步动向做出判断才是最主要的。

    “大人,一群乌合之众还能走多远,估计几日后就能听到其被剿杀的消息。”杨邦乂不屑地说道。

    杨邦乂瞧不起宋江等人,高峰又看向仇悆,见他同样点头,知晓二人一样心思。

    高峰笑笑说道:“二位大人可不要小瞧这个宋江,他或许更难缠。”

    “噢?大人对宋江还很了解?”杨邦乂惊问道。

    我当然对他了解啦,不过那是《水浒传》中,真实的宋江还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他有智有谋,转战整个黄淮地区而不败,最后在海州被张叔夜所擒。

    高峰摇摇头道:“我对他知晓不多,不过,从他半年来一直带领百姓与官府对抗而不落下风就能看出,他不是一般人物。”

    杨邦乂和仇悆点了点头,认可了高峰的观点,只是仇悆还是说道:“之前他们只能算是一般地闹事,可以凭借梁山泊的地形与官兵对抗,因而没有吃亏。可现在他们正式宣告了起义造反,还打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来,如此狂妄朝廷自然不能容他,定会派大军前去镇压的。”

    其话没有说完,却也表达出宋江等人很快就会被消灭的意思。朝廷就要派大军来了,一群小蟊贼还能跳多久?

    高峰自然明白其意,应道:“宋江集三十六名领造反,其人数虽然不多,却个个都是猛汉,以一当十不在话下。朝廷官兵疏于战事,早已形同虚设,说去围剿未必可行。再者说,宋江之流可不会束手待毙,一旦他们辗转起来,要擒住他们可是千难万难。”

    这是看好宋江的意思了,杨邦乂和仇悆不由得疑问起来,觉得此事不可思议。

    朝廷再不济也不会任由宋江在这周边辗转。梁山泊在丰’县北约两百里,此处位大名府、应天府、青州、济州、徐州的中间地带,可以说是大宋的核心地带。一旦任其辗转,对整个大宋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样的结果朝廷承受不起。

    似乎听出了高峰的玄外之音,仇悆上前问道:“难道大人想出手不成?”

第446章 文人之祸() 
高峰听了,不置可否,而是神情肃然地望了杨邦乂和仇悆一眼,问道:“我想请问两位大人,乱世之秋,是文能救国,还是武能救国?”

    这个问题问得突然,杨邦乂和仇悆有些莫名其妙,却也知道高峰说的就是大宋的当前局势。

    只是明知如此,俩人也不敢把话挑明,他们还没有底气搬弄大宋的是非。杨邦乂接道:“文安邦、武定国,二者皆不可少。”

    仇悆跟着点头,意思也是同意这个观点。高峰看到这里暗自感叹一声。

    这两人都是文人出身,能看到一个国家文武皆不可缺的大形势,而且敢于承认,说明二人心地还是坦诚的,只是大宋朝出现了重文轻武、营养不良的畸形局面,这又说明了什么?

    诚然,皇帝对武将的恐惧有历史的原因,所以才会有杯酒释兵权,把武将排挤在一边的事情生。可这么多年来,国家受到那么多的屈辱,甚至国家形势早已危机,为何就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武定国的方案呢?

    这事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高峰知道,杨邦乂和仇悆二人虽然能说出“文安邦、武定国”的那番话,却不一定能看出来。

    大宋朝可以说是自有王朝以来最为民主的社会。没有了武将的干扰,士大夫的地位大幅提高,使得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

    澶渊之盟是宰相寇准的杰作,他在辽国大举侵宋时,竭力劝阻了宋真宗的意图南逃,又迫他御驾亲征,至澶渊督战。一番较量之下,辽国吃了亏,于是双方议和。真宗却向谈判官曹利用说出底线,一百万岁贡。可是出了宫门,寇准就威胁曹利用说,如果敢出三十万,就砍了你。

    曹利用无奈,只得拼死谈判,终于把银绢岁贡压至三十万,从而签下了有名的澶渊之盟。

    寇准是有才德的代表,还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是如此,他们身居高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致力于国计民生,使得国家虽有忧患,却无大碍。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他们那般无私、高品,数百年浸淫下来的许多文人早已失去了风骨,他们只在乎高人一等的地位,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不过是他们挂在嘴上的说辞,是他们谋取私利、赢取功名利碌的踏板。

    他们嘴上说的光明正大,做的却是龌龊之事,他们道貌岸然,却虚伪无耻。

    他们为了扬名而爱国,他们为了利益而忠心;他们为了私心而拉帮结派,他们为了目的而不惜手段;他们可以置朝廷的利益而不顾,他们可以视百姓的死活而不管。这是一种变了味的文人风骨,也是大宋惯出来的士人风彩,大宋的文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习惯,就是皇帝也左右不了局势,士大夫在大宋就是连皇帝也左右不了的一个群体,而其矛盾累积,终于在元佑事件中爆了。

    元佑事件是新党、旧党之争的结果,最终演变成排除异己的意气之争和仇恨之争,在这个过程中,大批的能人志士沦入党争之中无法自拨。这是一次内争,也是一次大伤筋骨的利益之争,损失的不光是文人阶层,更多的是大宋的中坚力量。其导致的结果便是成就了蔡京等贼,使其权倾一朝,擅权愚君,误国误民。

    从此以后,文人的风骨走向了末路,他们变成了权利的奴隶,若想让他们再挺起脊梁来建设大宋,已成为笑谈。

    一个国家的**,先开始于官僚的**,接着是司法的**,接着是教育的**,最后是军队的**。当一个国家的****到了极致的时刻,这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救,即便是秦始皇复生,汉武帝转世,也是无力回天,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

    文人一枝独大的局面便是军队成了附庸。用你时,让你冲上前,成,功是文人的;败,责是你的。不用你时,你就是臭狗’屎,放在哪里都有人嫌臭。

    一枝独大的文人若再腐化堕落,问题将更为严重,对军队的影响更是致命的。本就束手束脚的大宋军队在这帮文人面,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力,眨眼间便从根里腐烂,成了一群无用的摆设。

    这就是文人统领下的国家特色,也是国家丧失战斗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若把这些算到文人头上有些勉强的话,那要命的就是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文人总是比武将多出一条考虑,以屈辱换和平。

    “内战内行,外战外不行”。这是文人的作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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