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对地方来说最重要的税收是商税，其性质类似清代的“厘金”。只不过商税是有定额的，每个州县都有具体的商税额度，有的高得出奇，有的低得可笑。至于这个额度当初是以什么依据制定的，已经无人知晓了。
官府派出胥吏在道路和渡口拦路收税，税率倒是很低，但是征收面极广，任何东西都可以课税，甚至一只鸡，一篮青菜也要交税。实行的是重复征税原则。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带着蔬菜去市场贩卖的，路上要经过几个税卡就得缴几次税。
派去税卡征税的胥吏和书办不但没有收入，还得完成额定的税金收入。于是商税的税卡就成了一种变相的包税制度，税吏税丁贪腐和勒索商民也就是必然的事了。结果就是民怨很大，征收的税金却微不足道，大量的税金层层中饱食，流入了私人的口袋。未完待续。
第一百四十九节 工商业税种（）
甚至出现了征得的税款不能抵偿征税成本的问题，以至于一些地方干脆取消了商税的征收，由田赋中浮收来补足。广州的商税虽然没有取消，却也半死不活。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商税。
倭寇平定之后，闽越两布政司另外设立了独立于原来户部商税体系之外的税课司局，在桥头和渡口设立税卡，税率由地方制定，收入用来支付军饷和地方防务，这些银子不由上交户部，所以地方衙门比较热衷于征收。不过，即使热衷征收，征收额度在艾志新看来也是微不足道，不能和广州这样的商业繁荣的大城市的地位相提并论。特别是他看到广州府下属的一个市镇，商税的收入只有区区170两，就知道里面的猫腻大得出奇。因为那个镇每年向元老院缴纳的“合理负担”就有450两银子。
不过，艾志新并不准备以此为增加税收的突破口。商税其实就是厘金，尽管征收方便，税额也不小，但是影响商品的流通。他的目光放在了门摊税、房地契税和酒醋税上。
门摊税是由地方政府向市镇上的永久性店铺征收的商业税收，因为古代社会并无完善的会计制度，官府征税也不统计店铺的铺本和盈利情况，基本上就是一种定额税。至于定得高是低，完全看运气而定。有的行业盈利极高――比如当铺，却只缴纳区区45两一年的税收，街边的小铺子，一年却也得缴几两银子的税。
广州的门摊税，是由各行的公会收取，没有组建公会的商铺，则是由官府制定牙商包揽代缴――这里面的花样有多大，不问可知。
艾志新看了下整个广州一府两县的门摊税总收入，每年可得大约一万多两――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是距离他的心理预期还少得很。
房地契税，是按照卖价或者典价的3％征收。不过这个税种在许多地方多年不征收，琼州府所辖各州县更是连征收纪录都没有。艾志新发现，广州府不但一直在征收，而且契税收入相当高，仅南海、番禹两县，每年在契税上的收入就有2000两之多。这大约是因为大城市商业繁荣，房地产的价格更高，交易更为频繁的缘故。
至于酒醋税，这是明代延续宋代的税种，酒醋专卖在宋代是政府的一项主要收入。不过明朝对工商业的管理水平极低，并不能有效的控制酒醋的生产和流通环节，所以这项税收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大明的税负不是太重，而是太轻。”艾志新在五道口的新区财政工作会议上如是说，“潜力远远没有发掘，还吹什么大明gdp如何如何，论到财政剥削效率，大明已经是个标准的落后国家了，不要说和欧洲国家相比，在东亚连日本都不如。”
在艾志新看来，明政府的税收普遍存在征收效率太低的问题，征收环节中损耗极大，跑、冒、漏严重。说是大量征发使用无偿的“皂隶”来办事，实际的隐性人事成本大的惊人。
要建立自己的税收队伍并不容易，特别是这支税收队伍在保持效率的同时还得大致保证大致的“廉洁”――即使是在21世纪，有着制度保证和无数条文规章和内控稽查手段的现代税务机关里，照样有人出身贫寒却在开宝马住别墅。
要以元老院现在的教育和行政体系来组建一支艾之新还看得过去的队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者直接征税的问题甚多：第一是耗费人力，过去农业税没有取消之前，征收农业税消耗的行政人事成本往往抵消了征收来得税款；其次是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因为征税引发的矛盾甚至暴乱，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最后，现代税务是建立在现代财务制度上的，而大明的工商户使用的还是四柱结算法，较小的店铺甚至干脆只有流水账。
要推行新税法，就必须改会计制度，要让商人习惯于现款不过夜，强迫他们采用银行票据交易，而不是直接用现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收税却是迫在眉睫。
如果采用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过去他们实行过得“合理负担”。即由元老院提出“负担”总额，再由纳税户开会评议，各自自报承担份额。这种征收办法阻力最小，现在广州已经建立了工商业联合总会，采取这种方法很容易见效。但是艾志新认为这是过去他们缺少政权组织的时候采取的便宜之计。
如果采取这样的办法，那么税务机构制定的各种税率就毫无意义了，因为要么征收的税额低于税率，直接向工商户让出了利益；要么高出税率，那么税收就变成了“摊派”。加重了纳税户的负担。
最大的问题是：一旦采用这样的做法，势必要通过工商总会和各个行业公会，等于让这些机构操持了税务权力，容易造成税务分摊不公和合法的逃税。
艾志新认为，虽然广州的商铺没有现代会计制度，但是大多数商铺都采用四柱清算法，营业情况有账本可稽。而且明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记账算账基本上是按照这套会计法，懂的人很多，可以找到不少现成的“账房先生”暂时利用。
利用这些特点，他决定采取“自报实缴，轻税重罚”的模式来征收，由工商户自己进行报税，税务部门定期随机抽检各家店铺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
艾志新正翻看资料，几个士兵搬着几十本硬面本子进来了。一个办事员禀告道：“首长，这是林首长要我移交给您的《广州工商户资料汇编》――请您签收。”
这些册子是市政府根据工商总会上报的名单和城工部收集的材料汇编成的――上面罗列了所有“有固定店面的永久性店铺”，上到高举这样的大海商，下到街头巷尾的杂货铺子……无一不有。里面相当详细的罗列了店铺的地址、经营范围、营业状况、掌柜姓名和雇用情况。除了城工部以前的积累资料之外，这些资料的收集全靠了入城以来的一系列行政工作：清查户口、钉门牌、工商登记……如果没有这些早期工作，艾志新除了靠工商总会去摊派“合理负担”之外，大概也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来。
艾志新的皮包里已经作了一份基本的计划，大致来说他准备开征财产税、流通税和印花税这三大类，。
第一列是财产税，征收对象是农地财产，商地财产，巨型宅地财产，以及商船，工矿等相关财产。具体到税种上他准备征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船购置税、契税、遗产税和奴仆税。
第二是流通税，征税理由用于维护商品市场秩序。营业税不分具体细目，大致来说只要发生经营行为，获得营业收入全都列入征税的范围――自然是有一定的免征额度和范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从新建立起来的广州的批发市场这个流通环节上征收。
第三是印花税，地契更换，契约交易需要元老院的法律认可和保护。征税对象，船只的出航许可证贸易，地契证，房契证，经营许可证，股权证，各种证都需要元老院的威权的维护。
最后是地方的行政附加税，附加在流通税环节上征收。艾志新和刘翔商议下来，决定开征城市清洁费、地方治安费、城市建设费和教育费四项。这四项税收由广州地方政府使用。其余税种全部为国税，征收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返还部分。
海关方面的关税、停泊税和吨位税，因为这块不归他负责，他就暂时没有作计划，至于食盐和烟草专卖，他暂时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因为按照旧时空的专卖做法，是需要一整套班子的，他现在连税务机关都没法健全，当然谈不上搞专卖系统的。所以依然是采取在临高时候的办法：在批发源头环节一次**税，然后由分销商分销的做法。至于对烟叶和盐场的垄断，这事情就可就复杂了，需要动用的资源也不是他这个财税局长能支配的。
艾志新把册子大概看了几页，心里基本上有了底。这时候市政府派来了通讯员：刘市长请他去开会。
“什么会议？”艾志新刚刚进城，手上事情一大堆，屁股还没坐热就要开会，如果和财税工作没什么关系的，他就敬谢不敏了。
“是关于风俗业整理的会议。”
“你转告刘市长，我手头事情太多，就不来参加了……”艾志新皱眉道。心想这刘翔也是当官当出派头来了，开个会也要凑人头。
“刘市长说了，这会议和您有关。”刘翔大概早就知道他不准备去，特意关照了通讯员，“整顿会议上要讨论广州的风俗税问题……”
艾志新立刻改了主意：“我这就去。”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节 风俗业整肃（）
readx； 风俗税实则就是“花捐”，不管如何委婉。这是一种不太好听的税种，而且与“公序良德”背道而驰，政治上相当不正确。因而在临高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元老主张“废娼”。只不过临高乃至琼州府严重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才使得维持这一体制有了充分的理由。
然而到了广州，这事情就变得棘手起来――且不说广东，起码在广州，并不存在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这个“保证社会安定”的大理由失去之后，元老院中的废娼派又活跃起来。
主张废娼的元老人数不多，动机五花八门，有单纯从妇女解放，人权平等来看问题的，比如杜雯姬信之类；也有从卫生角度来看的，比如卫生口的诸公――性病是卫生口一直头疼的一个问题；还有的是从治安角度看的，妓院素来含污纳垢，是不法分子隐匿销赃的重要场所。
尽管元老院中对娼妓问题各有看法，但是对五道口来说，在广州是否禁娼主要是经济问题。
目前元老院控制区内的“黄票”虽然被课以重税，但是“风俗税”的收入总额并不高，一来自愿从妓的女性有限，大多是外地娼妓因为各种原因流散到海南来重操旧业的；二来目前元老院控制区内经济繁荣，男女人口比例又严重失调，女性的就业压力极小；国家警察在整顿社会秩序环节又严厉打击了人身抵债人口拐卖等传统的娼妓来源渠道，明确从事风俗业必须遵从从业人员“自愿”“自主”原则，使得娼妓的来源进一步缩小。所以整体来说临高包括琼州府的风俗业较之于d日前有较大发展，但是总体规模并不算很大。只是因为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市场才显得非常火爆。
但是广州就不同了。这个南天第一名城工商业十分繁荣，自然也带动了“无烟工业”的发展。娼妓业规模大，从业人员亦众多，每年的消费更是无可估量。因为明代的衙门并不象国民政府那样征收花捐。所以这一行当的利润极其可观。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紫明楼本质上也是“无烟工业”――就这家企业的盈利率来说，是企划院下属国有企业中最高的。
这个奥秘，即使古人也是很清楚的。据说曾国藩攻克天京之后，到夫子庙即提出办花船以繁荣市面。
光复广州之前一年，程栋就曾经派契卡的金枝娇以“稽核账目”为由去广州，实际上她的主要工作是秘密调查广州的“财源”。在这份部门内部的秘密报告里，专门有一章节提到了广东的“花业”繁荣和这个行当内的现金流以及周边产业的经济规模大小。报告中认为，广州的“花业”及其周边产业的产值，很可能占据了广州第三产业的四分之一以上。是一个重要的财税来源。
这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但五道口早就注意到了，包括刘翔在内的地方系统的元老也在虎视眈眈。所以“禁娼”这一提案，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艾志新知道，刘翔是绝不会支持废娼的。原因无他，这是一笔现成的财源。对于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来说，绝无自己毁弃的理由。但是娼妓业的剥削之残酷狠毒也是“废娼派”的重要攻击理由――元老们毕竟还是要讲究些政治正确的。dudu1；
所以艾志新估计刘翔的这个“整理案”还是目前在琼州府等地推行的改良主义的那套，大致就是要贯彻国家警察在风俗业管理上的“从业自愿”“人身自有”“行动自由”三原则，严禁任何形式的鸨母领家和皮条客。推行“自由雇用”和“个体经营”，完全禁止“奴隶式****”。
果然，在会议上一开头就是这个调调。刘翔说了没几句，艾志新就打断了他的发言：
“我现在的时间很紧，能先谈有关风俗税的事情吗？”
“恐怕不行啊，”刘翔被他的打断，脸上不免流露出不豫之色，“广州的娼妓业情况非常复杂，业态也有多种，如果不加以说明的话，恐怕你也没法制定确切的税种。”
艾志新一听也有道理，毕竟他对广州的风俗业的了解还是从金枝娇的报告里看来得一点东西。
接下来，就由林佰光来介绍具体情况。广州的娼妓行业，大致分为公私两个体系。公的便是乐户。乐户是贱民也是正儿八经的“官身”。他们的户籍都是登记在府县两级的礼房名下的。有专门的俳长管理。
虽然乐户并不都从事娼妓这一行当，但是允许他们从事的乐工唱曲演剧等等工作，在本时空均属于“贱业”，倡优并称，所以区分并不严格。由于他�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