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和中国能一样吗？国情不同，政体自然也不同。”蒋廷黻道。
胡适和蒋廷黻是至交好友，如今还在共同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呢，可他们却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还是褚辅成有脾气，他指着蒋廷黻拍桌子道：“你就是独裁之走狗！”
蒋廷黻可不懂尊老爱幼，顿时气道：“我们在讨论国家大事，不是在骂街，褚先生请注意措辞！”
张继连忙打圆场道：“几位先生说得都有道理，不过切不可操之过急。国民应一致办帮助本党完成革命使命，同时督促政府，切实施行地方自治，以树宪政基础。”
紧接着，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要求施行民主宪政，整个下午就在争吵当中度过。
汪兆铭不得不亲自出面，把话题引导到“国难”上来，终于有人开始讨论怎么对付日本人，怎么安抚慰问前方将士。
最后，张继隆重宣布国难会议第一天的结果：“经各界人士多方讨论，现形成决议如下。从明天起，凡关于国防外交之议案或报告，须经主席团核准，始得对外发表……决定用本会议的名义，致电慰劳前方将士。”
闹着要民主宪政的人，听到这话纷纷离席，他们算是白来开会了。
当天晚上，胡适跑来周赫煊的房间抱怨说：“真是岂有此理，哪有这样开会的？这是全国的民意大会，不是国党的党内会议！”
周赫煊笑着安抚说：“老胡啊，你还是那么天真，这种情况早就该猜到了。”
466【周先生发言】（）
洛阳国难会议一连开了六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每天都在减少，搞到最后甚至都不足百人了。
整个会议期间，常凯申都没怎么出面。只有汪兆铭跳得最凶，从头到尾自弹自唱，对民主人士各种刁难和诘难，他似乎还非常享受这种风光。
民主人士没法在会议上寻求认同，于是纷纷转到场外，利用报刊杂志抨击国党的独裁统治。
国党当然也不示弱，中央委员张道藩在南京讲话时，倒打一耙说：“国难会员原有400多人，仅到100多人。内中份子复杂，红黄墨绿，无所不有……主张取消党治者，原皆系党派背景之政客，甚至为帝王军阀之走狗。彼等昔日摧残民治，现在根本无资格谈政治。”
张季鸾都没有通知周赫煊，就在《大公报》发表社论，言辞犀利地对张道藩的诬陷做出回应。
天津的《益世报》更厉害，直接指名道姓的骂汪兆铭是“政治骗子”，说他在野和在朝的表现判若两人——在野时自诩民主自由、为民谋利，再次主政之后却把自己说的话都当屁放了。
此时的情况是，普通民众、在野政客、社会名流、大资本家、报界传媒、文化学者……通通呼吁取消训政，实行民主宪政。
不说民主宪政可不可行，反正大家是受够了专制独裁，颇有些“天下苦秦久矣”的味道。
主要还是因为国党太烂了，把社会各界、方方面面全都得罪完，连当初支持常凯申的江浙财团，此时都恨不得中央政府早日倒台。
国难会议的最后一天，汪兆铭慷慨激昂的发表宣言，历数日本侵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表示非集中全国财力共作长期抗战无以图存。
当讨论到具体军事问题时，常凯申的人趁机提出议案，以“抗日”名义收拢地方军权，此提案“顺利”得到通过，表现出了参会人员的拳拳报国之心。
最后话题还是回到抗日上边，有人主张坚决抵抗，有人主张外交解决，也有人说应做两手准备。
“周先生，你开会好几天，怎么一言不发啊？”马寅初突然问。
众人纷纷看向周赫煊，周赫煊笑道：“没什么好说的，大家早日打道回府，都洗洗睡吧。”
林森这位弥勒佛不高兴道：“这是国难会议，大家在商讨救国方略，怎么会没什么好说的？说说，你也说说。”
周赫煊这才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日本现在还没来得及消化东北，日本内阁和军方矛盾严重，同时列强也在对日本政府施压，在这三方面的困境下，日本是无力全面侵华的。日军攻打上海，只不过是在转移国际国内的注意力而已，不出一两个月，日本必然答应列强调停，自行撤出淞沪地区。所以，这仗暂时打不起来，想想怎么谈判议和即可。”
汪兆铭惊喜道：“日本真会撤兵？”
“肯定会撤，所以谈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硬气一些，应严辞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周赫煊提议说。
常凯申只有开幕和闭幕的两天出席会议，他此时出声道：“周先生真的肯定？”
周赫煊略带讽刺地说：“我肯定日本会撤兵。同时我坚决反对跟日本和谈，淞沪之战一定要打下去，打得越狠，日本和列强的压力就越大。当然，中央政府的决议我无法干涉，我也知道你们不敢打。”
常凯申的脸皮很厚，听到这句话他连尴尬都没表现出来，问道：“周先生还有其他建议吗？”
周赫煊道：“中央必须做好长期抗战准备。就像戴任老先生说的那样，几年之后，日军必定卷土重来，那个时候就不是和谈能够解决的了。那是国战，双方死伤数以千万计的国战，大半个中国都要化为一片焦土。”
“周先生危言耸听了，断不至于如此。”汪兆铭突然插话。
周赫煊直接无视汪兆铭，对常凯申说：“中国当务之急，一是建设国家，以备未来之大战；二是交好欧美列强，予日本以外交压力；三是和苏联恢复邦交，予日本以地缘军事压力。”
常凯申点头赞赏道：“周先生所说的，都是老成谋国之策。”
事实上，颜惠庆已经在暗中和苏联接触了，只是中央政府对此的态度摇摆不定，生怕和苏联复交会得罪英美等国。
周赫煊说：“委员长先生，我还有个建议。中国与苏联复交之时，应当主张收回黑瞎子岛。黑瞎子岛在中东路事件后，一直被苏联非法驻兵占领，他们肯定不会轻易归还。中国可以承诺苏联驻兵，但岛屿主权必须归属中方，这一点应该以文件形式确立下来。苏联急需获得国际认可，他们是愿意和中国复交的，有了中国的官方认可，他们在黑瞎子岛的驻军也有合法依据，这对双方而言皆大欢喜。”
“嗯，我知道了。”常凯申的语气明显在敷衍，他估计连黑瞎子岛在哪儿都不清楚，更看不上那几个边境破岛屿。
周赫煊对此很无奈，他也不指望常凯申，准备直接写信给内日瓦那边的颜惠庆，一定要把黑瞎子岛的主权弄回来，这可是持续到21世纪的领土争端啊。
周赫煊继续说道：“下月底在欧洲有个国际非战会议，爱因斯坦先生已经写信邀请我参加。我会尽量在国际上进行呼吁，希望能得到一些国际反战人士的支持。”
“那就祝周先生一路顺风！”常凯申对这个比较重视，他拿不准日本是否撤兵，能激起国际同情也是好的。
周赫煊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已经讲完了。”
“周先生的发言很精彩。”常凯申带头鼓掌肯定。
跟那些不着四六的民主人士比起来，周赫煊明显更顺眼得多，至少不是在说大话空话，常凯申对周赫煊还是比较欣赏的。
大会很快宣布圆满结束，当晚周赫煊被常凯申召见，两人秘密讨论了一番中日问题，具体谈些什么谁都不清楚。
467【青年党】（）
张君劢由于太过失望，没等国难会议结束，就提前离开了洛阳。
同样作为要求立宪的民主人士，以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则从头到尾留下来给汪兆铭添堵，期间毫不掩饰地在大会上抨击国党独裁专制。
在准备返回天津的当天上午，李璜特意前来拜访周赫煊，见面就问：“周先生，你对国家主义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国家主义是个很好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学说。”
李璜有些不高兴：“仅仅只是理念和学说吗？”
“是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时很难取得效果。”周赫煊点头道。
民国时期有太多的主义，比如李璜就信奉国家主义，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发展至今，已成为继国党、共党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不仅在国内20多个省拥有党支部，还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拥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到70年代，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
468【孙子】（）
天津，三乐堂。
刘不同吸着卷烟，叹气道：“周先生，我就不继续掺和电车涨价风波了，明天就到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至于天津这边，呵呵，忒没劲！”
刘不同，字恒全，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国党天津市党部整理党务会员会（简称整委会）委员。他虽是黄埔军校生，属于常凯申嫡系，但跟张学良的关系很好，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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