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139部分

　　　　“我对你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年轻人伸出手说，“对了，我叫让·法亚尔。”

　　　　安德烈跟他握手道：“我叫安德烈·马尔罗。”

　　　　法亚尔惊讶道：“就是写《西方的诱惑》和《胜利者》的马尔罗先生？”

　　　　“你读过我的书？”安德烈问。

　　　　法亚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事实上，我也是一位作家，不过名气不太。我写过《牛津与玛格丽特》和《世界的四分之三》。”

　　　　见到同行，安德烈高兴道：“很荣幸认识你。”

　　　　两人聊了一番关于东方的见闻，法亚尔突然问：“马尔罗先生，你在中国住了几年，应该见过《神女》的作者周赫煊先生吧？”

　　　　安德烈摇头道：“非常遗憾，我长期住在广州和香港，而周先生住在天津，距离非常遥远。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即便坐火车也要花很长时间。”

　　　　“中国社会，真的像《神女》那般黑暗吗？”法亚尔好奇地问。

　　　　安德烈主动帮中国人说话：“《神女》描述的，主要是十年前的中国，那时的中国人确实比较蒙昧。如果你看到《神女》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在这吃人的黑暗国度中，也有几点亮光出现。那是中国的先驱者们，他们破除思想禁锢，为着革命理想而抛洒热血。中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那里从来不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

　　　　这货不仅是中国粉，还是狂热的****人士。

　　　　在成为法国的大作家后，安德烈居然丢下笔杆子，跑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而且还担任外国空军部队总指挥。二战期间，他又在法国领导了好几只游击队，在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总指挥。

　　　　“你是……革命者？”法亚尔好奇道。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不过我首先是个爱国主义者，”安德烈笑道，“不说革命了，我们还是谈文学吧。”

　　　　法亚尔抚摸着手中的《神女》，感叹道：“这部小说太伟大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小说写法，它让我沉迷在神秘而奇妙的东方世界中。说实话，我的写作风格偏向于幽默俏皮，本来不喜欢这种沉重的作品，但这本《神女》却是个例外。”

　　　　安德烈说：“《神女》也有许多幽默的地方，幽默当中带着冰冷的讽刺。”

　　　　“我正在为《先锋文学》供稿，”法亚尔道，“我决定把这本好书，推荐给更多的文学爱好者。”

　　　　安德烈笑道：“周先生的作品可不只有《神女》，《狗官》也很有意思，带着神秘的东方佛家轮回思想。佛教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好像起源于印度。”法亚尔道。

　　　　安德烈得意地说：“哈哈，前年我跟朋友一起，在北非的法属殖民地发动袭击，把殖民者从帕米尔抢来佛陀头像弄走了。”

　　　　“……”法亚尔瞬间无语。

　　　　这尼玛，你到底是作家，还是恐怖分子？

　　　　安德烈打赌说：“你信不信，《神女》肯定能获得今年的龚古尔小说奖，我就拿那只佛陀头像做赌注。”

　　　　法亚尔擦汗道：“我对佛陀不感兴趣，不过我相信它能获奖。”

　　　　就在二人聊天的时候，法国多家火车站的书店，《神女》和《狗官》已经卖脱销了。

第288章　287【声名鹊起】（）　
安德烈·马尔罗的生活，远没有他自己叙述的那么精彩而正义。所谓从殖民者手中抢来的佛头，其实是他从吴哥窑附近的废弃小寺庙偷来的，还被金边法院以“盗窃文物罪”起诉，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是他的老婆克拉拉，回到法国串联文学界展开营救活动，才让安德烈改判一年徒刑并缓期。

　　　　安德烈都还没有消停，居然又跑去西贡创办报纸，猛烈抨击殖民政府的高层。结果印刷商遭到西贡总督威胁，不再帮忙印刷，安德烈便跟老婆一起去香港购买印刷设备自己干。

　　　　如今，安德烈正在担任咖里玛出版社艺术部主任，并定期为《新法兰西评论》撰写文学评论文章。

　　　　这家伙虽然有些虚伪，但却是真正的****份子，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想着革命，把自己当成法兰西的救世主。

　　　　最新一期《新法兰西评论》里，安德烈以《东方文学的伟大杰作》为标题，撰文写道：

　　　　“《神女》这本小说虽然离奇晦涩，但却揭示了中国近20年来的社会变迁，堪称是远东版的《人间喜剧》。周赫煊先生之于中国，就如同巴尔扎克之于法兰西，他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抛开这些外在因素不提，仅从艺术角度来探讨《神女》，这也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杰作。他的作品虽然反应现实，却追求梦幻世界，情节支离破碎，思维跳跃，风格怪诞，冷漠的文字下蕴含着火山般的酷烈情感……

　　　　最近几年，欧洲文学界热衷于探讨卡夫卡，法国甚至因此诞生‘新小说派’。《神女》跟卡夫卡的作品风格很像，经常运用象征式的手法，在荒诞当中发人深思。但我必须要讲的是，卡夫卡相对于周赫煊来说，他的格局太小了，前者专注于个人，后者反应了整个时代……你若是想了解中国社会，那么只需要读完《神女》和《狗官》即可。”

　　　　安德烈在评论文章里把周赫煊吹上了天，居然说他碾压卡夫卡，比肩巴尔扎克。

　　　　其实也很好理解，艺术评论往往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安德烈做为坚定的****份子，肯定对卡夫卡的小家子气感到不屑，而倾向于马尔扎卡那种反应大时代和讽刺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

　　　　与安德烈相同，让·法亚尔也在《先锋文学》杂志上推荐了《神女》，不过他的语气就要客观得多：

　　　　“《神女》毫无疑问带着艺术探索性质，作者营造出一个魔幻而现实的宏大世界，让人很难分辨出虚与实的差别。或者说，根本不用去加以分辨，读者只需要徜徉在那个梦幻世界，随着女主人公经历一个个冒险即可。河神、山神、土地、城隍、狐仙、幽灵……一个个陌生而又神秘的东方传说陆续登场，它们似乎是女主人公的想象，又似乎真实存在过……《神女》是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作者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的遭遇，与虚幻荒诞的民间传说相结合，带着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中国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真正让周赫煊名声大噪的，是罗曼·罗兰的评论文章：“我读了《神女》，深受感动。我只记得青年时代，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卡的《人间喜剧》时，才有着如此震撼的阅读体验。周赫煊先生的作品《神女》，既有雨果的浪漫，又带有巴尔扎克的批判讽刺，于黑暗之中向往光明，于冰冷当中寻找温暖，于荒诞之中呼唤正义，这是一部难得的伟大作品。”

　　　　罗曼·罗兰此时定居在日内瓦，他早已被法国抛弃，甚至被法国主流文学界讥讽为虚伪。但他的影响力却非常巨大，拥有无数粉丝和崇拜者，他的高度赞扬，瞬间让《神女》在整个欧洲扬名。

　　　　反倒是《狗官》，由于写得太过直白，不那么讨法国文学界喜欢，虽然读者们对《狗官》的评价也颇高。

　　　　1929年，这是二战前法国出版界繁荣的最后一年。

　　　　《神女》的首周销量便达到3万册，第二周增至11万册（总销量），第三周才终于减缓下来，总销量刚刚突破15万册，《狗官》的同期销量是7万册。

　　　　从没有哪个远东作家的作品，能在法国图书市场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神女》甚至在法国带起一股“东方热”。

　　　　连带着周赫煊的学术专著《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都随之热卖。特别是前两本史学著作，因为顺应了此时法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批判潮流，以其超越时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受到法国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巨大关注。

　　　　正好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许多力图推翻“新史学”的学者，纷纷加入学术大讨论中，这本杂志瞬间成为法国史学革命的阵地。

　　　　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这本《年鉴》杂志成为了史学革命的旗帜。

　　　　而周赫煊莫名其妙就成了法国史学革命的旗手，没办法，他那两本书太超前了。别人还在号召摸索新的史学研究方向，他直接扔出两本现代史学巨著。

　　　　这就好像科学家在研究模拟信号的移动电话，周赫煊直接生产出智能手机，没法不让人感到震撼。

　　　　吕西安·费弗尔在《年鉴》杂志中直言：“《大国崛起》和《枪炮、细菌与钢铁》，无疑引领着世界史学研究潮流，如同茫茫大海当中的灯塔，引导着世界史学界的前进方向。周赫煊先生，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

　　　　嗯，周赫煊这个“现代史学开派祖师”是当定了。

　　　　由于周赫煊的几部作品，同时在法国文学界、史学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引起轰动，瞬间成为最耀眼的学者明星。

　　　　法国的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加入对周赫煊的大讨论中，称周赫煊为“继泰戈尔、辜鸿铭之后，东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而这种响亮的名气，正在以法国为中心，向整个欧洲飞快扩散。

第289章　288【诺贝尔候选人】（）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正在台上用法语做着演讲：“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改革，是有着巨大阻力的。就拿穿西装来说，菲律宾人摩登的西式装扮，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穿着最时尚的欧式服装，显得十分惬意。与他们相比，中国人差得很远，还有好多人在穿长衫马褂。我震惊不已，思索良久之后恍然大悟。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菲律宾人并不穿衣服，他们都光着身子行走。有人给他们衣服穿，他们自然就穿了……”

　　　　“哈哈哈哈……”台下的法国佬一阵哄笑。

　　　　张伯苓继续说道：“中国人就不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按照自己的方法，依着自己的方便和性子量体裁衣。这样就是衣服总是顺着中国人，适合中国人，一旦穿上西方人的衣服，就觉得很别扭，没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那样自在。文化和思想也是如此，即使在直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向外国文化学习能够帮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持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但也要注意外国文化有许多局限性，决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为此，中国青年决不能忘本，只有充分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热爱本国历史，才能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中，带来有益的革新，而不是损害民族文化！”

　　　　“啪啪啪啪！”

　　　　掌声雷动，现场的法国人和中国留学生热烈地拍着巴掌。

　　　　等张伯苓演讲结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长杜卡尔，热情地和他握手道：“张先生，你的讲话非常幽默生动，你的爱国情操也令本人十分佩服！”

　　　　“您太客气了，”张伯苓说，“还要多多感谢贵校，对中国学生的照顾。”

　　　　杜卡尔笑道：“中国学生非常刻苦，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民国时期，特别是20年代，留法的中国学生非常多，数量仅次于美国。

　　　　因为法国很多学校免收学费，而且一战后法国人口锐减，需要大量的廉价工人。为了增加自身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及招收更多的中国劳工，法国政府积极鼓励中国人赴法留学。

　　　　只1919年7月份，法国政府就赠送了500张船票给勤工俭学的学生，还向中国的留法预备班提供奖学金。

　　　　于是乎，无数追求进步，但又没钱留学的中国贫寒子弟，便有了一个难得的留洋机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穷学生疯狂涌入法国，年龄最小者才10岁，年龄最大者54岁（女性）。他们的学习环境极其艰苦，干的是最廉价、最辛劳的工作，还要在做工之余努力学习知识。

　　　　我党的多位领导人，都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具体名字就不说了。

　　　　李石曾为什么在民国教育界那么有影响力？

　　　　就是因为他在留法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和蔡元培等人一起组织留法活动，而且还自己在法国开设豆腐坊，为留学生创造工作岗位。

　　　　至于张伯苓这次到欧洲，主要是来为南开大学筹集经费的，顺便做为中国代表参加日内瓦国际教育会议。

　　　　聊了一会儿中国留学生，杜卡尔突然问道：“张先生，你认识周赫煊先生吗？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家。”

　　　　“当然认识，我的学生正好和他创办的电台有合作。”张伯苓笑道。

　　　　张伯苓这次筹集办学经费的旅行，是从东北开始的，找张学良忽悠了20万大洋。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苏联，再从苏联南下经过德国，随后来到法国，他还准备去西班牙看看。

　　　　自从来到法国后，张伯苓不管是跟谁打交道，对方都要问起周赫煊，这让他大感诧异。

　　　　张伯苓看了报纸才知道，原来周赫煊的小说和学术著作，这段时间正风靡整个法国，已经成为法国人最熟悉的中国人。

　　　　张伯苓在前几天寄回国的旅欧游记中写道：“周先生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令我吃惊，无论大众报纸，亦或学术期刊，谈及中国者，必谈周赫煊。对法国人而言，周先生之于中国，正如泰戈尔之于印度，具有着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意义。而中国留法学生，亦将周先生视为偶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张伯苓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完学术交流，又会见了一些当地的留学生，这才继续南行前往西班牙。

　　　　在火车上，张伯苓阅读报纸时，又看到好几篇提及周赫煊的文章。

　　　　不过另一则新闻更加引起张伯苓的注意，题目为——《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

　　　　国联就是联合国的前身，召开国际会议只用英、法两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