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并不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很少用它。当然，还有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类，与创造历史的客体－－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能用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我本人也是持这一观点的，只是我认为考虑人类的因素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如果春秋时期不是出现孔子，而是出现别的伟大思想家，这个思想家的思想总体上还是会与孔子思想相近的（只有这样才会成为中国思想的主体），但或多或少会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肯定会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当然总体上不会变，变的只是次体。但中国历史的事实是出现的孔子，而不是另外一位类似孔子的思想家，所以研究中国历史考虑创造历史的主体－－人类的因素其实就是在考虑具体的史实。我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考虑太多的那一个人的作用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另外，我认为个人或哪个民族的不同只会造成历史的小偏差，而极少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三分英雄造时事，七分时事造英雄”。事实上，从广义的讲，整个宇宙就是我们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宇宙决定论、就是自然规律决定论，这与中国古代的天命论的精神实质是相似的。
好了，谈了这么多地理环境决定论，言归正传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象古希腊那样酝酿出科学精神？
按地理环境对人类的适应程度来化分，可以分为优良、适中、恶劣三类。太优良的地理环境会使人类较多的关心社会问题，而非自然问题，因为优良的地理环境较容易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他们不需要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考虑怎样认识自然、怎样从自然中获取更多食物的问题上，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考虑社会问题、考虑如何将社会治理好的问题。中国的地理环境就是对农业文明极度适应的地理环境，黄河流域有宽阔的适合农耕的土地，黄土是比较松软的土。中国文明拥有许多这方面的特性，中国的哲学家几乎全都是社会政治学家，他们并不热衷于自然问题，他们关于的是治国安邦的问题。中国的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中国人较少有真正的宗教感情，他们关心的是世间的生活而不是对天国的期望。中国的文化非常注重饮食，也比较铺张浪费，在物质生活方面具有纵欲的倾向，这与我们的地理环境能较容易满足我们的生活有关。
太恶劣的地理环境会使人们对自然充满恐惧和害怕，会使他们的哲学产生较多的超自然的幻想和期望成份，太恶劣的环境滋生的是出世的哲学，而非世间哲学。印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印度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认为人世间是苦的，摆脱的方法是出世。印度的哲学是一种禁欲的哲学，为什么要禁欲？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难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得不禁欲呀！
只有适中的环境才会使他们既在一定程度上关心社会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关心自然问题－－－是审慎的关注而不是对超自然的幻想和期望。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是古希腊能够酝酿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恶劣的地理环境不适合人类的发展，这是所有人都会赞同的。但是说优良的地理环境也不利于人类的发展，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是事实正是这样。比如，现今还存在的许多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他们之所以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没能继续发展，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优越，使他们产生了进化的惰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产生了相对于他们所适应的环境的进化的定向性。
事实上，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的发展都符合这一规律。一种优越的环境虽然会使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事物，在该环境中取得极大发展，却无助于该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只有介于优越的和恶劣的之间的恰到好处的环境才最有利于该事物的发展。
中国文明之所以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而不能自发的进化到更高级的工业文明阶段，正是由于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对农业文明的极度适应性造成的。我们不得不悲观的说，中国地理环境的优越性使她创造了最为优秀的农业文明，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使得她只能停留在这一阶段而不能自发的进入到工业文明阶段。西方文明正因为她的环境并不是最适合农业文明的，而使得她没有创造最优秀的农业文明，但她的文明里却有向更高阶段的工业文明进化的种子－－－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在古希腊中后期已几乎完全形成，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几大重要因素。
首先是中世纪作为教条主义的亚里斯多德体系，亚里斯多德建立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科学哲学体系，当然他的体系并非严谨的科学理论，而更多的是哲学家的领悟。众所周知，他的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比如他认为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一个物体如果没有力的持续作用，它将静止下来。但重要的不是他的观点的错误，而是他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试想如果根本没有人提出问题，那更不会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经提出，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解决的人会很多，虽然很多人可能给出错误的答案，但最终会有人给出正确答案。亚里斯多德的作用正在此，他的庞大的科学哲学体系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问题体系，他给出的答案许多都是错误的，但只要有人纠正了他的错误，这个体系就会变成一个十分严谨的有价值的正确体系，牛顿的体系其实就是对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纠正，但体系本身是一致的。一些人常说中国古代存在发达的科学，但问题在于中国有谁象亚里斯多德那样鲜明的提出了这个观点－－－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一个物体如果没有力的持续作用，它将静止下来。我们都是将这个观点当作非常明显的事实来看的，而非象亚里斯多德那样上升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出现类似伽利略、牛顿这样的纠正这一错误的学者，所以我们永远得不出牛顿的科学体系－－－最基本的科学体系，所以我们永远无法自发产生科学这一花朵，从而也无法将手工业发展为工业。中国没有从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的根本原因就是如此。
其次是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可以说是哲学对自然现象的领悟，而非象伽利略那样通过仔细的观察、实验和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是他的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根本原因。亚里斯多德说，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一个物体如果没有力的持续作用，它将静止下来。如果我们不经过仔细观察和实验，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出亚里斯多德的结论。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的作用就是排除一些外界干扰因素－－－比如摩擦力，而专注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从而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是纠正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结论，而得出正确结论的正确方法。
最后是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欧几里德几何学象一座明亮的灯塔，照耀着西方科学研究之路。与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几何知识相比，更重要的不是这些知识本身，而是她提供的方法－－－公理体系，用从公理中推出定理、再推出各种推论、结论的方法来构建严谨、正确的体系，从而保障各知识的关联性和正确性。至从欧几里德几何学建立之日起，西方学者一直将她当作楷模，他们希望一切知识和学科都能象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建立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公理的基础之上，然后通过严谨的推理得出正确的命题、结论。亚里斯多德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哲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具有严谨性，各观点之间不具有严谨的论证性。这种体系还是属于哲学家的领悟体系，而非科学家的论证体系。如果说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是纠正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结论，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那么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则是保障体系本身的严谨性的方法。正是这两点完全解决了亚里斯多德科学哲学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出了正确的体系－－－牛顿科学体系。牛顿科学体系首先是以运用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得出的牛顿三定律（公理），然后通过推论推出各定理、结论，从而构建的庞大科学体系。牛顿在他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体系＞中是完全仿照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写的。
我的观点就是近现代西方科学＝亚里斯多德科学哲学体系＋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方法。值得注意的这三大科学种子在古希腊中后期都产生了，亚里斯多德和欧几里德本身就是这一时期的，阿基米德就是那一时期的伽利略。然而古希腊是可悲的，正在这一时期，波斯帝国兴起了并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入侵。这还不是致命的，因为古希腊诸城邦联合起来打败了波斯，虽然古希腊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并未消亡。然而，这时马其顿又兴起了，马其顿消灭了波斯帝国并成功的征服了古希腊（阿其米德就是在这次入侵中被马其顿士兵杀害的）。后来罗马又兴起了并打败了马其顿，最终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才使得西方世界稳定了下来。罗马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文明，但她抛弃了古希腊最重要的精神－－－科学精神。罗马是依靠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国，他们需要的是能立即产生作用的实用技术，而非古希腊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毕竟不能马上为他们带来实效，就如同我国现在大力发展商业而非投资科学和教育一样。
这样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果古希腊后期没有受到外界大规模入侵的干扰，而是继续她自身的发展，近现代西方科学会不会就在那个时期或梢晚一些时期到来呢？
历史没有用史实为我们回答，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仔细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反对这一观点，他们会用诸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近现代西方文明产生的重要作用、印度的记数法（用1、2、3等标记数字）等等来说明古希腊缺乏这些因素而不能自发发展出科学。
我认为这些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而且它们是可以通过古希腊的自身发展解决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我前面说的亚里斯多德体系、伽利略的观察实验方法、欧几里德公理体系。但我也并不认为，如果古希腊后期没有受到外界入侵的干扰，近现代西方科学会在那个时期或梢晚一些时期到来。我认为古希腊最缺乏的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记数法这些技术上的东西，而是精神上。亚里斯多德体系、伽利略的观察实验方法、欧几里德公理体系这三大种子虽然在古希腊中后期都产生了，但这些科学精神在当时只为少数学者掌握，而远没有上升为全民族的精神。古希腊和现代西方类似，崇尚民主、自由、多元化、个体的精神，这对激发人民的活力、创造力确实非常重要，但她的问题是不能让一种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成为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东西。也就是说，她缺乏的恰恰是象中国这样的能用国家的统治机器将一种学说上升为统治学说的机制。
当然我的这一说法会遭到那些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的强烈反对，但我认为我们如果真想我们民族的强大兴盛的话，我们应该理性的争论这个问题－－－你可以反对，但应当拿出理由，而不是非理性的抵制，这对我们民族的兴盛无益。
科学和工业文明之所以只能在近现代产生，最重要的并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记数法，而恰恰是中世纪的专制、一元思想统治。因为正是这种专制、一元统治才使得西方能将亚里斯多德的科学哲学体系上升为一种全民族的精神（十一世纪、十二世纪，托马斯阿奎拉将流传到阿拉伯世界又从阿拉伯流传回来的亚里斯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成功的融合在一起，一、二个世纪后文艺复兴运动就爆发了，揭开了西方的近代史），而非极少数学者的精神。
在近代，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象古希腊那样，只有极少数学者在研究思考自然问题，而是一大群反对亚里斯多德学说的人。是的，他们在反对亚里斯多德的错误及精神奴役，但是他们忘了，正是他们的反对才导致了他们的正确，如果没有亚里斯多德的错误何来他们的正确？事实就是这样。民主、自由、多元化、重个体和专制、纪律、一元化、重整体这本身就是两个片面的极端，过度都不好。一种最好的社会本身就是这两种精神的折合。
在当代西方我们不是同样看到了这种的古希腊的悲哀吗？在当代西方，没有一种哲学能够上升为统治哲学，当代西方的哲学是如此之混乱，以至于他们缺乏一种共同的精神指南。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多元化、自由、民主的痛苦吗？
注，原标题太长，我改了一下，原标题为：近现代科技工业文明产生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作者，知原。
第3章 本人旧作《试为史可法辩 》（）
原标题名为愚忠乎？无能乎？试为史可法辩
中国的民族英雄，大多死于非命。要么死在自己人手里，要么让敌人砍了脑袋。可见成为英雄不是件好玩的事，是要拿性命来担当的。如果有人说此类人为成一己之名，而牺牲自已和家人甚至千万百姓的性命，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正如有人说大明的文学博士方孝孺宁死十族而邀名，那实在是让我想不通的。，方孝孺眼看着弟弟方孝友行刑，泪流不止，其弟却是个狂热分子，当场赋诗云：
阿兄何必泪潸潸，
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
旅魂依旧到家山。
古人都讲究个天地君亲师，不管现在看来对不对，在当时可是先进理论，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当大宋的准南军区司令员岳飞同志高唱：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象他把歌词改为：沿着胜利的大道前进，待英勇的指战员打跨敌人，向祖国人民三鞠躬，―――这种要求不符合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