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得‘入山学道’！”（原载1939年版《偷拳》）
关于墨婴系何许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询笔者，他认为作者是大手笔，对白羽、刘云若作品评论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张赣生研究员随便谈论过，徐、张怀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笔者却认为，墨婴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云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挚友，当时是国民党在沦陷区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员，并以白羽的正华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义藏身。他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对武侠小说观念与白羽相同，都是卑视武侠题材，尤其避嫌诱使少年“入山学道”。当时报载，有数名小学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为正统文人谴责武侠小说的一个“罪证”。这正是白羽时代文学观念的通病。
天津资深报人董效舒1943年以“巴人”笔名，在《新天津画报》发表“论白羽武侠小说”的六篇书评，评论者讲一些赞扬的话后，指出《十二金钱镖》的两大弊病：（1）该书从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鸿和他的女儿柳叶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约#&多万字）的篇幅，而这段故事与全书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伤结构的紧严性；（2）柳兆鸿这个人非常讨厌，按侠客的行径当该劫富济贫，所对付的是赃官恶霸，现在柳兆鸿却光和绿林道作起对来，这完全违反了传统的侠客定律。（原载1943年7月10日至15日《新天津画报》。宫注：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又谈了许多评白羽小说的新见解，笔者将于后文摘引。）
上述评说，多褒，少贬，只有“惋惜”；这是因为笔者只能找到这些原始资料。
二、白羽之自评
白羽《话柄》自序的第一句话：“凡是人总要吃饭，而我也是个人。”十几个字可看出他的写作目的。
“自序”还说：“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
白羽《血涤寒光剑》自序评论本人作品说：“或问作者：何书为佳？羽曰：武侠故事，托体既卑，眼高手低，愧无妥作。若比较以求，《话柄》回忆童年，文心尚真。《联镖记》人物情节，颇费剪裁，确为经意之笔。次则《金钱镖》二、三、四卷（原书第6至20章）《争雄记》一、二卷（该书第1至12章），《偷拳》卷下（第11章以后，杨露蝉三次受骗和陈清平患病），不无一节可取。而读者眼光与作者不尽相同，或有嫌《联镖记》故事太惨者，谓作者惯置‘正派英雄’于死地，一尘中毒，狮子林遇狙，不知是何居心。且胁之曰：‘若再如此，永不再看阁下大作矣。’一读者更专函相骂：足下专替剧贼张目，岂小白龙（注：小说人名）之后代乎？‘白龙名白，羽亦名白，羽不敢断言也。’然羽之写联镖故事，预树‘悲壮’一义，而以紧迫之笔出之；或者笔不从心，徒悲不壮，令读者掩卷不乐乎？《寒光剑》勉徇众意，力减‘别扭’，期使观众松心称快。而首卷脱稿，文情散懈，俗气逼人，方惭败笔，乃不意书未付印，预约者、租版者、承销者纷至，宁非怪事？《寒光剑》窃材于《侠隐记》（注：大仲马著，今译书名《三个火枪手》），陈元照脱胎于达特安……”
白羽关于“侠”之含义，大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的概念。我再引一段白羽之自白：“一般小说把心爱的人物都写成圣人，把对手却陷入罪恶渊薮，于是设下批判，此为‘正派’，彼为‘反派’；我以为这不近人情。于是我把柳姑娘写成一个娇豪的女子，目中有己无人。但尽管她性行有若干缺点，她的为人仍还可爱，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谓‘纣之恶，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那种‘归恶’与‘归善’的写法，我以为不当。我愿意把小说（虽然是传奇的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厄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原载《话柄》）
从白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传统文字和西方文学都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力图使二者结合，并取长补短。这些认识，以及从他的小说中，都不难看出白羽受鲁迅教诲的痕迹。当然，鲁迅绝无心培养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但在鲁迅精神雨露下别生一枝异花，倒值得人们研究。
总之，三四十年代的评论，也都带有“左”的正统文学的色彩，这反映了中国文化观念的历史。
三、近二十年的新评
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评论家姜德明发表《鲁迅与宫白羽》一文，白羽之名，才重现于报端；不久，姜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几句：对宫白羽的武侠小说应该研究一下。从此开了头，作家冯育楠撰“文坛悲士宫白羽”数千字，再写《一个小说家的悲剧》万余字，进而撰传记文学《泪洒金钱镖》十七万字。
天津文学界对《泪洒金钱镖》开了作品研讨会，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美学家张赣生在会上说：白羽的“悲”，一是个人经历之悲，另外还有一“悲”，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侠小说之“悲”。他若不自卑，凭他的文学修养，可以把武侠小说写出更高水平。作家周骥良认为，《偷拳》也可以算做“纯文学”作品。（以上二君发言，笔者只凭与会记忆，无文字依据。亦未再与二君核实。）
在这个会议以前，天津《今晚报》1985年3月12日刊出张赣生《话说武侠小说》短文，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家的论点。
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赠一套台湾叶洪生批校的《十二金钱镖》，笔者读叶君所撰“白羽小传及分卷说明”和他的眉批，甚钦佩其知识之广、研究之深，但也发现个别事实失误。笔者撰一文寄梁羽生，投一稿给中国新闻社。撰文是请梁羽生先生介绍登港报，给叶君补充若干史实；他介绍给武林盟主、《明报》老板金庸，登在《明报月刊》。投稿是叶君批校本所缺之《十二金钱镖》卷十六、卷十七，弥补他的“遗珠之叹”（叶君用语），刊于香港《快报》。信息反馈，叶君来信。笔者赠叶君《话柄》复印件，叶君推荐给台湾《中时晚报》连载，并又撰一文，评介白羽。
八十年代评介白羽之文较多，有的评价过高，笔者不敢引用（如作家刘绍棠《敬柳亭说书》序）。这里笔者只摘抄当代海内外评论家的几篇文章的部分段句。
张赣生在《河北大学学报》刊出《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流变》专论，他认为白羽“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且饱经世态炎凉，这就使他借武侠小说来抒写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他笔下的侠客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现实武夫，他不把武侠当作救世主来崇拜，而是通过武侠思想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在写武侠的可亲、可敬的同时，也写了他们在现实面前的可怜、可笑和可叹、可悲。诸如：一尘道人的捉贼受害，铁莲子柳老英雄携女卖艺招婿受辱，武林泰斗十二金钱俞剑平在官府面前低声下气，乃至陆嗣清的行侠受窘等等，都是历来武侠小说所未曾触及的一面，是白羽把武侠传奇拉回了现实人生，才开拓了这个新境地”。
赣生接着写道：“白羽深痛世道不公，又无可奈何，所以常用一种含泪的幽默，正话反说，悲剧喜写，在严肃的字面背后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荒诞现象。读他的小说，常使人不由得联想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体现着大大超出武侠小说本身的一种艺术魅力。所以，正是白羽强化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开创了现代社会武侠小说这种新类型。白羽的成名作是《十二金钱镖》，共十七卷；但最能显示他文学水平的，则是《偷拳》两卷和《联镖记》六卷……
“白羽属于受‘五四’先驱者们直接影响的那一代作家，那一代人不同于以后的人，他们大都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尽管他们热衷于西方文艺理论，但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他们的笔下常会自然流露出来，使他们的作品仍保持着相当浓厚的中国味。然而，毕竟白羽是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所以他的作品的中国味又具有某些现代的特色。或许正由于此，白羽的武侠小说较易为今天的年轻人接受，对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也最大，有不少摹仿者。”
台湾武侠小说研究专家叶洪生（梁羽生致以仁函中用语）在1988年5月19日于《中时晚报》以《万古云霄一羽毛》为题著文说：“大概目前年轻一辈的读者对此公（指白羽）多不甚了了。但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华北地区，‘白羽’之名却是如日中天，敢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在三十年代武侠小说界的地位，就仿佛当代的金庸一样，堪称是泰山北斗，‘武林正宗’！他那略带社会反嘲性的武侠小说文字，曲中筋节，写尽人情冷暖；对于当时饱经战乱的苦闷人心而言，实无殊于一帖清凉剂，具有清痰化气的妙用，令人一看就不忍释手。”
“如果说，三十年代还珠楼主作品是‘出世’武侠小说的至尊；那么‘后起之秀’的白羽，则是‘入世’武侠小说家中唯一能与还珠分庭抗礼的巨擘！”（笔者注：这一看法，与张赣生所论不谋而合，只是海峡两岸用词习惯不同。赣生曾说：“还珠是浪漫主义武侠代表，白羽是现实主义武侠代表。）他们的读者皆恒以千万数，许多人拜罢还珠赞白羽，殊有左右逢源之乐。……。
“当时正值抗战军兴，华北沦陷区人心苦闷，渴望天降侠客予以‘神奇之救济’；于焉武侠作家辈出，纷纷‘揄扬勇侠，赞美粗豪’；借古人酒杯以浇今人块垒。其中有一介书生，困顿风尘，百无聊赖。乃以‘倒洒金钱’手法，胡乱打出《十二金钱镖》，发表于天津《庸报》；孰料歪打正着，声誉鹊起，竟赢得各方一致叫好。这人就是一心一意想成为新文学家而不果的宫竹心，笔名‘白羽’，灵感来自杜诗‘万古云霄一羽毛’，正有自伤自卑，无足轻重之意。”
“谁知区区一片白羽居然在三十年代后期名震江湖，执‘武林’之牛耳，影响迄今未衰。这恐怕是一生崇尚新文学，痛恨自己为糊口而写‘无聊文字’的白羽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其实，即以文笔而论，白羽收放自如，更有超迈群伦之处……特别是在运用小说声口上，生动传神，若闻謦咳；亦庄亦谐，恰如其分，而在处理武打场面上，白羽着墨虽不多，却深明虚实相生、奇正相间之理，在虚构中有写实；举凡出招、亮式、身形、动作皆历历如绘，交代得一清二楚。加以节奏明快，兔起鹞落，文字简洁，徐疾有致———如是种种，实为近三十年来港、台两地一流武侠作家之所宗。”
叶洪生四改专论白羽的文章，在《叶洪生论剑》书用一章的篇幅，除更加系统地确切地对白羽对武侠小说用语（如“首张武林一词”）及兵刃、招术的使用作了评介。叶君认为白羽的小说武打用语和武术界权威著作万籁声《武术汇宗》融合起来。（注：这一成绩应首属于郑证因，但郑氏当时是白羽写作助手。）叶君以“现实人生”的启示、小说人物与语文艺术、现身说法、《武术汇宗》大张其目、开创“武打综艺”新风、《偷拳》为末路英雄写真、反讽社会现状、“笑中带泪”等小标题评介了白羽。叶君特别强调白羽坎坷一生与其刻画小说人物深刻的联系。叶君这篇专论的最后一节，题目是“结论：中国的大仲马！”在这段文字中，叶君引用鲁迅的话“侠义小说之在明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因平民文学之历七百年而再兴也”。他批评“白羽在思想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没有真正认清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实不在于‘托体稍卑’（借王国维语），而在于是否能自我完善，突破创作，予人以艺术美感及生命启示。因为只有‘稍卑’才能‘通俗’，何碍于章回形式呢？”叶文最后引用胡适青年时作“读大仲马《侠隐记》”感怀诗曰：“从来桀纣多材勇，未必汤武真圣贤；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胡适临终重温《侠隐记》，又慨叹：“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没有受到大仲马的影响？”叶君对胡适遗言感叹说：“呜呼！胡适谬知中国怎么没有大仲马呢？白羽就是中国的大仲马！”笔者认为，叶君评价过高，但白羽终究是受大仲马等西方文学名家的影响，可惜胡适未见，也未得他的评价。
苏州大学徐斯年教授评论白羽武侠小说写道：“许多武侠小说都着眼于‘亚社会’和‘亚文化’（注：不同于主体社会、主流文化的意思）的诡奇性和封闭性。白羽则取径于塞万提斯和大仲马，而在本质上，他对中国武侠小说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武侠社会描写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定形态。他注意揭示‘武林’这个的社会性而不是它的‘非社会性’。……白羽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这些都作为特定社会中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以描绘和展示。他笔下的侠客，自有其被世仇或境遇逼得团团转的，由‘人际关系’所注定必然逻辑。他笔下的‘黑道’人物，也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不得不向‘白道’狠下毒手的合乎人情的动机。”（引自《侠的踪迹》）徐斯年对白羽作品的评价与张、叶二君基本相同，但他从另一理论深度评论。
《天津文史》1994年总16期编辑了“宫白羽研究专栏”，搜集了16位文化名人撰写的17篇评介白羽的文章（近七万字），本处不再重复。
近代评论白羽写青年奋斗的碰壁反不如六十年前，其实这一特征至今还有现实意义。白羽几乎每部书中都写有个性倔强的青年，《金钱镖》中的杨华之倔强、碰壁，别具风格。倒多有文章赞扬《偷拳》中杨露蝉坚忍不拔精神；陈家拳的后代却对小说关于太极陈秘惜绝技的描写，公开著文提出异议，认为有损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