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道同谋- 第706部分

　　　　别看这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在政治场上，坏了规矩，可就是大事！

　　　　当然了，这也充分说明王亦选比较“亲民”，没把拿文件这样的事情当作什么大事，就像习大动不动就帮夫人拿包，还经常自己在雨中打伞一样。

　　　　单从这一点上说，王亦选就比那位自以为高居官位的人强不少！

　　　　现如今这社会，真有这样的人，把“做官”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旦坐上这个“官位”，尾巴立刻翘到天上去，恨不能走路都像螃蟹那样，横行无忌，再看他的那些什么手下、同事，凡是官比他小的，都得像膜拜“神佛”那样供着他才行。

　　　　王亦选也算是一任清正之官，亲民之官。这位市委书记的想法“很简单”，不就是拿个文件而已嘛。虽然说自己贵为市委书记，但做这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别的不说，就说到了省委魏东亭书记的办公室，自己不也得自个儿拿文件么？总不能那时也带上唐卡，由他来代劳？明显不成啊！所以，既然见比自己大的省委书记时自己可以手抱文件，为什么自己最大时就非要让秘书来抱文件呢？

　　　　从另一点上说，王亦选也确实没把唐卡当作“下人”，由此可见二人的相互信任程度。

　　　　可是，有些事情要是“做”起来，往往不像“想”的这么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

　　　　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道”。

　　　　比如王亦选认为可以自己拿文件，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不可以！

　　　　甚至是万万不能！

　　　　为什么？

　　　　很简单，作为市委书记，去省委书记那儿是向上“拜望”，那当然得自己拿文件，如果这时还带着专门拿文件的秘书过去，那简直就是找死。

　　　　可是，如果回到市里，市委书记就是最大的官儿，不论去哪儿，都是向下“视察”，旁边跟着专门拿文件的秘书，那可是再正常不过。而且，人都会对这专门拿文件的秘书“高看一眼”，恨不能自己能拥有这个帮着市委书记拿文件的“权利”。

　　　　这也就是唐卡被人称之为整个西京市“二首长”的原因所在！

　　　　这些东西虽然听上去恶俗，却是不折不扣的“官道”。谁要是破坏了这个“官道”，那就要吃苦头、栽跟斗，甚至吃不了兜着走。

　　　　因为，你可以节俭，可以亲民，却不能破坏根本的“规矩”。

　　　　历史可以说明一切。

　　　　远的不说，就说清朝的头几个皇帝，还是相对昌明的。到了道光时候，开始内外交困局面。不过，平心而论，道光皇帝还是比较节俭自律的。这位继承嘉庆皇帝之位的嫡长子，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花的主儿，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不肯换新的，要求打个补丁补上。

　　　　这还真不是夸张，有那么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

　　　　内务府接到这活儿，先是一愣，但是皇帝既然交待下来了，那怎么办，补呗！

　　　　补完了，道光皇帝穿上，看着感觉还行，就问花了多少钱？

　　　　结果，内务府回答：三千两白银！

　　　　道光听了之后，差点儿背过气去。

　　　　打这么一个小小的补丁，竟然比一件龙袍的价格还要贵？你们这些人，是把我当成三岁小孩儿么？

　　　　内务府这时不紧不慢地解释：“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大概五两银子就够了。”

　　　　道光皇帝咬咬牙，好，我这窟窿破的不是地方，找那么多绸缎才找着相配的。姑且信你们这一次，不过，对于一般打个补丁是五两银子，这位皇帝可算是默默地记在心里了。

　　　　俗话说，上行下效。朝臣们看到龙椅上坐着一位打补丁的皇帝，知道皇帝这是在彰显节俭，于是纷纷扎破官服打上补丁。

　　　　道光皇帝不笨，知道大家在向自己靠拢。不过，他心里记着这补丁价格之事，可是从来没有放下过。

　　　　有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就突然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

　　　　曹文正一愣，下意识知道不对劲，急忙去看皇帝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自己，暗叫不妙，不禁一阵阵的头皮发麻，但是皇帝等着要答案呢，曹文正只好往海了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

　　　　要三钱银子，已经不少了，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普通衣服了。

　　　　曹文正是这么想的，已经说得够多了，怎么的也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

　　　　谁曾想，道光皇帝听到这儿，禁不出发出一声惊叹：“哎呀呀！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

　　　　五两银子，曹文正一下子就懵了。这帮内务府的太监们，还真是够黑啊。说三钱都多说了好几十倍了，他们就敢说五两，大出去好几百倍，真有他们的。

　　　　谁想，道光皇帝这时问道：“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

　　　　曹文正已是浑身冒虚汗，知道已经犯了大忌，这时要是再作回答，说不对数，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赶紧想了个“曲线救国”的迂回招数，答道：“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

　　　　至此，才算是险险给遮了过去。

　　　　那么，内务府给道光皇帝吃的鸡蛋一个到底值多少钱呢？

　　　　来看看他的爷爷，也就是乾隆时候的价格。

　　　　有一天早朝完毕，乾隆随口问了大臣汪由敦一句：“你天还没亮就赶着上朝，在家里吃过早点没有？”汪由敦回答说吃过。

　　　　乾隆问他吃了什么，汪由敦回答说：“我家里穷，每天早餐只吃四个鸡蛋。”

　　　　乾隆听了，大吃一惊说：“鸡蛋一个需要十两银子呢，四个就是四十两银子，我都不敢这么随便吃，你一顿早餐就吃四个鸡蛋，还敢说自己穷？”

　　　　汪由敦心中叫苦，长年行走于朝堂之上的他，顿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只好应付说：“外面市上卖的鸡蛋都是破了壳的，动了气，是不能给皇上吃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而已，和皇上所吃的鸡蛋，根本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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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一百二十三章　可知这里多黑（）　
要说这个汪由敦，还是比较懂规矩的。请大家看最全！的他之所以敷衍皇帝，那是因为他知道有些话是不该他说的。皇上的膳食归内务府管，内务府的事是皇上家里的私事，也只有皇上能管，其他人是没有资格多嘴的，所以他只好以此敷衍皇上。

　　　　不过，一个鸡蛋市面上不过是几文钱，而内务府卖给皇上居然卖到了十两银子，这也确实离谱。

　　　　到了道光之后的光绪，同样是这样。

　　　　大概是因为皇宫里的鸡蛋一直被炒高价，所以光绪皇帝也很喜欢吃鸡蛋。当时一个鸡蛋大概三四个铜板，但内务府的采购价格是三十两银子一个。有一次，光绪皇帝和老师翁同龢闲谈，突然说：“这鸡蛋虽然好吃可太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

　　　　翁同龢也算是饱读诗书，熟知历史之人，吸取了汪由敦和曹文正的教训，赶紧推脱说道：“臣家中只有遇到祭祀大典才吃一两个；平时不敢买。”

　　　　于是乎，连皇帝的老师都不敢讲真话，所以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鸡蛋很贵，连朝廷大官都吃不起。为此，他每年单单吃鸡蛋就要“吃”掉上万两白银。

　　　　由此可见，这“道”自有道，可不是那么容易破坏的，就算你手握重权甚至贵为皇帝，也常常会在挑战这些“道”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比如刚刚说到的这些个清朝皇帝，还有大臣，各个时期都有“整顿内务府”、“还之正道”的声音，真是不绝于耳，都想当改革旧习之清流。可惜，最后个个都以失败而告终。

　　　　道光皇帝因为抠门，所以对花钱如流水的内务府最是不满，多有训斥。比如，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曾经下令内务府安排御膳房作粉汤。可是，等了多日，连一碗“粉汤”的影子都没见到。

　　　　于是，道光皇帝就召来相关内务府官员质问。

　　　　相关官员好一通诉苦：“皇上，您可不知道，宫廷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这几天正在马不停蹄地筹措资金呢！”

　　　　道光皇帝一听就怒了：“一碗粉汤需要多少钱啊？”

　　　　官员回答：“在御膳房中成立专门负责粉汤的机构，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一年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再加上原料钱。所以，皇上如果想吃粉汤的话，得给御膳房每年增加六万两银子。”

　　　　道光皇帝似乎算准了他们会这么回答，所以一阵冷笑，说道：“不必了！我登基之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行情都知道，一碗粉汤，两个铜板；内务府专门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前门大街买粉汤回来就可以了。”

　　　　又过了好几天，道光皇帝还是没见到粉汤，再次召来相关官员训斥。

　　　　可是，官员回答得特别自然：“臣等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压根儿也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想是他们觉得这粉汤不赚钱，所以都撤了！臣等这几天正打算跑远点去买呢，可是，这也有个问题，如果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就不好吃了，所以正烦恼着呢！”

　　　　道光皇帝无奈地摊了摊手：“罢罢罢，是朕不该贪嘴！好，朕从此不吃粉汤了！”

　　　　这件事情的真实背景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

　　　　为什么，因为这些小摊小贩挡住了他们年入六万两白银的“规矩之道”，成为他们眼中的恶人。所以，把你们赶跑，免得皇帝私下派人来问。

　　　　这就是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典型例子。

　　　　可是，你能说他们错么？

　　　　他们可不认为自己错，自己一直在坚守着“道”。谁要是破坏了这个“道”，谁才是真正错的那个人，是真的“大逆不道”。

　　　　所以，错的人竟然是皇帝。最后，皇帝还要为此自责，亲自道歉。

　　　　这个小故事反映出来的问题，看似可笑，却非常严重。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内务府！不能不说，经过几代皇帝之后，早期建立不少功勋的内务府，已经逐渐膨胀成了一股巨大的独立势力。

　　　　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道”，其实暗含着一种内存的逻辑，那就是内务府办事情都看能不能获取“好处”，有利的事情就办，没利的事情不办。这是他们的根本价值取向，而不是听从皇帝的命令。

　　　　利益取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越了一切！

　　　　如何吃到粉汤是道光皇帝提出来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是去买现成的，既简单又便宜，绝对优于内务府的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增加预算的生产方法。

　　　　可是，道光皇帝的这个好方法内务府的经办人员得不到好处，一点儿利益都沾不到，那得赔上跑路辛苦。所以，相关官员宁愿多次挨皇帝的批评，派人驱赶商贩，也要逼着道光皇帝接受内务府的方法。所以，道光皇帝最终所能做的抵抗，仅仅是不吃粉汤而已，外加自行道歉与解嘲。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招数可是多得很，只这一条“低买高卖”，就是日进斗金甚至日近万斤的大手笔。

　　　　皇帝虽然处于权势的顶峰，可以给内务府规定多个条条框框，但毕竟身居深宫，对正常的市场行情并不了解。于是乎，内务府就从宫外平价买入物品，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动手抢，然后高价报给皇帝。

　　　　皇帝一直蒙在鼓里，什么都不清楚，大臣们一般也不敢说。所以，这所谓的“道道”一下子就形成了。表面上，整个过程没有违法甚至违规的地方。鸡蛋如此，补丁也如此。这其中的差价，就成经手人员的“灰色收入”。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收入也越来越邪门。每年；皇帝和紫禁城的“合法开支”就有四五百万两白银，这还算是比较节俭的皇帝了。要是碰上一个能造的，没个千万两，根本拿不下来。

　　　　晚清时候，慈禧太后当政时期，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阎敬铭。这也算是清末难得的贤相了。数度力挽狂澜，被称为“救时宰相”，却因为难逆大势，极力反对慈禧重修圆明园，未被采纳，最后愤而去职，在此之后，大清朝就濒于崩溃了。

　　　　阎敬铭非常清廉，在任时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简直是天价。他有心整顿内务府，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

　　　　慈禧太后在这方面也不算特别昏庸，心里还是很清楚的，她也不点破，就让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

　　　　阎敬铭信心满满，就亲自跑到市场上去看。结果，不看倒好，这一看，才惊奇地发现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纷纷诉苦，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

　　　　这位阎敬铭也算是有一番傲骨，犟上了，打算给内务府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他写了一封密信给天津道台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却没有想到，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

　　　　最终，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阎敬铭贵为军机大臣，却把自己弄得下不来台，好生苦恼。事后，阎敬铭追查一番，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

　　　　权力与权力较劲，明总胜不了暗，强总胜不了弱。所以，反思一下，可能明并不明，强并不强。反而暗是真明，弱是真强。

　　　　事情办不了，人更办不了。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除了励精图治的“救时宰相”阎敬铭，后来登上帝位的光绪皇帝，也算是有所抱负的人。可是，堂堂一介皇帝，竟然奈何不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