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洗脑（白上加白）
啊！新奥妙（OMO）真好用，
就是它，让白变得更白。
我以前用的奥妙已经洗得够白了，
现在又有了新的把白洗得更白的奥妙。
可我不敢换洗衣粉，我担心最后洗成透明的了。
克鲁什（Coluche），广告
在电的统合下，我们的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 * *
将人脑洗得白上加白是广告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在其创意不断循环再生的超级搅拌器里，产出的是一钱不值的假货，将真实漂洗得一干二净，混合着真真假假的一切。提建议，下命令，送爱抚，给奖励，令人向往和渴望，于是我们买下甚至从来不曾想过要买的东西。电视，大众宠爱的媒介，引导着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思想，评判着我们的品味。我们都清楚电视——广告这对搭档配合得有多完美，它们两个不停唠叨着让我们看看世界应该被看成的样子，以便令我们成为附着在商业和政治利益上的可怜虫。说到和学校有关的话题，伊万·伊利世（Ivan Illich［1］）认为：“（电视）是一个令我们相信，我们需要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广告代理。”
这就是继续引发非难的帕德里克·勒雷（Patrick Le lay）的知心话的意义所在。作为法国企业运动联盟策划和出版的《面对转变的领导者》一书的编委接受采访时，这位法国电视一台前总裁回答到［2］：“……要领会一个广告信息，就需要电视观众的大脑运转起来，这正是我们的节目要做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两个广告之间，要让他们得到娱乐，要让他们变得轻松。就像我们卖可口可乐，正是选在他们的大脑运转起来的时候。”一天天，这个清洗工业像那些有害洗涤剂一样工作着。结果：我们的大脑被洗得更加光滑了。
再听听另一个来自“平静的力量”之父［3］、“广告之子”，同时却很少人知道也是电视人的雅克·塞盖拉（Jacques Séguéla）毋庸置疑，掷地有声的话语。他在2009年2月13日电视二台《早间电视》节目中，对于尼古拉·萨科齐“闪亮亮”的形象发表看法：“我们怎么能指责一个戴劳力士的总统呢？所有人都有一个劳力士。如果一个五十岁的人还没有劳力士，他真是太失败了！”所有同胞都是失败者，团结起来，去买劳力士吧！
几年前，皮埃尔·德斯普罗热（Pierre Desproges）在法国国内电台的《现行犯罪法庭》节目中自问到：“雅克·塞盖拉是个蠢货吗？答案二合一：或者雅克·塞盖拉是个蠢货，这让我有点吃惊；或者雅克·塞盖拉不是蠢货，这让我非常吃惊。”为了得到原谅，“这个将卡拉介绍给萨科齐的男人”在Canal＋电视台上承认“说了一句最蠢的蠢话”。他要买一块劳力士，然后再把它拍卖了，钱则捐给三个慈善组织，这样他才感觉好受点儿。帕德里克·勒雷也试着纠正其“不宜公开发表［4］”的言论。然而话归话（做归做）。
请商业电视台的老板和广告人们设想一下，一个暴露在如此言论中的世界对于“洗衣工们”自己所具有的破坏性效果：那些不断清洗别人大脑的洗衣粉，有一天也会洗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这个广告太厉害
太棒了！从2011年起，在公共电视台上，我们将（终于）看不见广告了［5］。然而其实，把我们的大脑洗得白上加白的不仅是广告，更是媒体本身。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6］（还有其他人）认为的那样：“真正的广告是媒体本身。”他将传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热”传媒，它只撩拨我们的一个感官（文本阅读、电台……），我们的加入非常重要，可以对新闻的适度性加以校正。
——另一个是“冷”传媒，它涉及我们的多个感官，传送大量的数据，而大脑的参与却非常有限。电视传媒就是“冷”的，就像一块雕刻石板一样冷，它只留出很小的“空白”地带有待补充，更多的时候甚至不需要任何参与行为。借用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的话说，它将观众统和起来，在“情感一致性”中将他们“再部落化”。
媒体的本然属性和所承载信息之间的组合决定着它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它影响着我们的感官，甚至我们的大脑。如此，信息内容才会发挥它的影响作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会在内容上过多停留，我们只感知它的效果。因此，想要更好地破解这其中的含义，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是谁，是什么，为了何种利益制造了这一总体效果。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远离每天扑面而来的狂轰烂炸，了解它们的属性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便显得格外必要，因为请看，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他们让我们受罪，
折磨我们的欲望。
他们胡作非为，从我们出生那刻，
让我们这些蠢货，
成为多愁善感的群落［7］……”
四十多年前麦克卢汉的歌证明了一点：“一则信息的意义在于它所制造的形象化改变。”
在他之前，圣·艾克修伯里（Saint Exupéry［8］）的小狐狸就已经说过：“本质性的东西总是眼睛所看不到的。”轮到我们了，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智谋可以看到这个“本质”，以逃脱集体性洗脑的命运？
自我麻醉，手术麻醉，电视麻醉
年轻的那喀索斯（Narcisse）义无返顾地爱上了泉水反射的倒影，却不知道那就是自己。女神爱科（écho：回声）试着用声音唤回他，他却什么也听不见。那喀索斯（希腊语麻醉之意）就这样，像被麻醉了一样守在水边：在自己倒影的幻像王国里与世隔绝，然后死去。
在电视机，这个“生活之镜”前，我们是否也通过对他者的迷醉最终迷醉了自己，沦为被洗脑的工具？这个“他者”也就是“我”，一个“真人秀”模式的一线电视节目（早在《阁楼故事》或《电视垃圾》诞生之前）不是叫《我，是我》吗？从那时起，此类节目开始层出不穷，我们就此了解了“他者”的一切：口味、情感、习惯、嗜好、怪癖……就算有些人从未看过，但总会看过一些《这是我的选择》，《这是讨论》，或者《只有真相说了算》的片断吧［9］……但，还是扔掉这些电视节目表吧。
电视屏幕，那喀索斯之镜，是一个渴望被凝视，被赞赏的自我关注和自我售卖的做秀场。我们，电视观众，“被粘在”电视屏幕前的平均时间超过三个半小时。我们不会像那喀索斯那样与世隔绝，然后死去。有时，一个回音，一声召唤就可以将我们从麻醉中解脱出来，重返真实社会。
这些具有麻醉作用的影像以每秒二十五个谎言的速度汹涌而至［10］，一起蜂拥而来的还有我们自我投射的幻觉，我们被割裂、被注释，和被谎言肢解得支离破碎的生活……电视有时还会导致吸收过量“传媒先消化物”而产生依赖、模仿，和以为倒影即真实的错觉。通过他者的反照，凝望我们自己，梦想着成为演员，有时却又对无法成为痛苦绝望。
事实上，电视远比广告及其“阴谋诡计”更具危害性，它通过更微妙更危险的方式清洗着我们的大脑。
是什么躲在这个将电视作为完美操控工具的隐形机制的背后？绕到镜子的背面瞅一眼……
电视收视率，老大哥的小兄弟？
上世纪50年代末，电视垄断文化（ORTF：法国广播电视公司）以《通栏标题》［11］为代表，试图建立一种大众化趣味：开始往迎合料想中的大众趣味上转化，窥视隐私的“谈话节目”和“生活经历毫不遮掩的展示”代替了发现和思考的乐趣。
电视最具威慑和破坏性的隐形力量，首当其冲的便是收视率。收视率是来自市场和经济的晴雨表，用以衡量电视对其观点和原则进行营销推广的能力。与其他领域相比，电视领域更屈从于来自外部的压力：需求的制约和市场的表决都对它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在此章将经常引用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蒂奥（Pierre Bourdieu：1930—2002［12］）认为：“对电视这一营销工具需求的满足正是政治化民意调查所产生的蛊惑性效果在文化上的体现。”同样，以拥有评判和选择自由为名，大众总是有理的。收视率由此满足了民主名义下的需要——仿佛应当建立起一种在民意调查、收视率和人手一票的普选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是否还记得，1977年由西德尼·鲁迈执导的影片《电视台风云》中，UBS电视台明星主持人霍华德·比尔（彼得·芬弛扮演）因收视率下滑面临被开除的命运。一天，他在直播晚间新闻时突然宣布要自杀。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被其他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节目收视率也随之回升。被工具化、被操纵，比尔由此成为那些“声讨虚伪”的所谓“愤怒之人”的“现代预言家”。就像巫师的学徒，这台疯狂而失控的机器最终逃出了操纵者的手掌，比尔在直播时死在了另一个金钱的傀儡——一个恐怖主义头子的枪下。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收视率调查更反民主，因为以料想中的大众趣味作为期待，它必然要将很多节目排除在外。格式化、水准化，降低进入电视的要求，如此，广告和收视率之间的联姻达到了经济意义上的最大回馈。我们都知道法国电视一台于黄金时段转播足球赛时，插播的广告要比所有别处贵得多。
在来自商业的压力下，收视率及其蛊惑人心的逻辑对于良知发挥着独裁的威力，它控制着大脑，尤其是那些需要作出评判的决策者的大脑，使其成为集体性虚伪的化身。此外，在所谓的“思想收视率”中，所有的文化企图也没能逃脱出商业的逻辑。在它的大一统下，没有电视科学，没有真正的高标准文化节目，更不可能有在“黄金时间”播出的具有启发性的辩论。
在阴暗的角落，竞争潜伏着，等待着对手“稍有失误”的节目安排，伺机抓住其中最薄弱的一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在与节目概念和制作相关的所有力量的对比中，它斟酌着广告客户的份量，建构和组织着电视所播出信息的社会版图。
此外，根本不需要存在审查，因为在收视率主导下，一切都为市场服务，一切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在单纯的经济压力下，电视台已不再提供一个调查节目所需的资金，或者已不再看重创作的重要性。“真人秀”和以马路调查为基准的克里耐科斯类（Kleenex）节目，制作费用又少，收视率又高，双赢。当少做和多做得到一样的效果时，为什么要多做呢？
新闻的震中
高收视率的竞赛和为了达到此一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对突发事件、独家新闻、耸人听闻消息的追逐，在电视新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国电视一台和二台的每日新闻节目都几乎是在同样的时刻，以同样的方式，报道着同样的消息。竞争的逻辑要求同样的消息来源制造出这个一致化、大众化和平庸化的“传媒模仿性”效果。想知道他们要说什么，需要先知道竞争要说什么。
相互间的观察和模仿使新闻事件中那些可以制造不同的小细节被视而不见，焦点只定位在自我中心式的主角身上，却没有对新闻的影响范围予以全面关注。这个镜子的游戏对于我们——那喀索斯式的电视观众——只能导致自我封闭的后果。布尔蒂奥认为，这些节目只制造出“一锅在收视率锁定的人群中循环流通的新闻大烩菜。”此外，电视台播报的那些“不平常”的平常事也能把人弄到头昏眼花，也就是说，将那些迎合预料中的大众平常化期待的新闻，加以编排和戏剧化，夸大它的重要性、严重性和悲剧性特质……只需回忆一下近几年来对社会新闻的处理：郊区的惨剧，事故，生物伦理学问题，佩戴穆斯林面纱，经济危机这样的竞争只会产生刻板症和伪论战，在拜明星和名人私生活所赐的花边消息和流言蜚语中，将生活质素一减再减。
跑开，没什么可说的
收视率、竞争、独家新闻中都隐含着速度的概念，不过，我们能在速度中或全速下思考吗？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位因技术与速度理论闻名于世的学者解释说，他发明的新词“dromosphère”来自希腊文“dromos”，表示“街道、道路、小径、大道”，还有“赛跑、奔跑”，并可延伸至“加速”的本意，“dromologie”因而是一个关于速度的科学。然而如果我们不对速度加以留意，它与技术的结合将把我们引向难以置信的场域，援引汉娜·阿伦特的话：“进步与灾难不过是一块奖章的正面和反面。”
财富总是和支配百姓，土地和生产所需的对高速度的占有紧密相连。远古社会、中古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速度体制”（dromocratique）的社会，根据速度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又根据这种速度等级，建立起与之呼应的财富等级。那些拥有快速交通工具（船、马）的人总是掌握着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权利。
那些掌控着信息速度的人，也同样掌握着权利和财富。电视也由此制造出它的“快速思想家”，它的“速度主义者（dromocrates）”：那些自认为思考得比自己的影子还快，却只是发展着来自福楼拜思考的人。好处是当你熟练地发表着人所共知的观点，理解也就不再成为问题！公共交流变成了一个除了交流本身没有其他内容的交流。而一个原创的观点，有时是具有颠覆性的，哪怕不是要说服而只是让人倾听，都要花时间。揭穿伪命题面具，显露自己观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是要花时间的。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机会在电视上加以表达，在那里，时间是被计算的，时间就是金钱，而花时间就意味着锁定，锁定就意味着观众的流失，以及有些电视人将被赶走的命运。
同样，以缩短时间段为名，长篇大论已经越来越少地出现在电视舞台上。政治辩论中，被主持人打断前的每个插话平均不超过六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