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本来在家韬光养晦的，1865年年初，中央政府问他：“你的病应该好了，上班否？”
曾国荃气呼呼地回答：“上不了。”
1866年6月，曾国藩在剿捻前线屡屡失利，突然想到凭一己之力攻陷金陵的曾国荃，继续问他：“病好否？”
回答：“好不了。”
再问：“湖北巡抚做否？”
回答：“等我问下我老哥。”
曾国藩给他的答复充满忧伤：“你老哥我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已无暇且无资格顾及你，你掂量着来吧。”
曾国荃给老哥回信道：“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接着就给中央政府回了信：“我病好了。”
中国古代官场中有一种病，全凭个人意念就能让它来去如风，我心主宰疾病。
曾国荃到湖北担任巡抚后，老哥曾国藩在战场上表现得越来越蠢。赖文光冲过贾鲁河时，整个帝国都受到震动。因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在曾国藩身上，有人甚至说，赖文光渡过的不是贾鲁河，而是曾国藩的阴阳河。
曾国荃在湖北也听到这种论调，他也看到很多官员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阁下，眉开眼笑，连吃得都比平时多了。
曾国荃如一头狂怒的野兽，他无法直接助力老哥，但可以从外围为老哥排忧解难。他的办法是弹劾官文！
官文原本和胡林翼关系不错，在胡林翼的周旋下，官文积极支持湘军。不过胡林翼死后，官文对湘军的态度就逐渐改变。这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官文是体制内的，从心里就瞧不起体制外的湘军。当初和胡林翼关系好，全因个人友谊，另外就是胡林翼很善于社交，把他捧得很舒服。
曾国荃弹劾官文，说他有四大罪。其实，任何一个人做官多年，都有大罪，说官文有四大罪，显然是低估他了。
曾国荃的脾气明显不如曾国藩，所以弹劾文写得异常粗暴，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惩治官文，他曾国荃绝不罢休。
在弹劾官文之前，曾国荃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老哥他即将采取的行动。
曾国藩劝他说：“这件事先放一放。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一定会寻找机会发泄他们的愤怒。虽然官文不可能报复，但其他人会替他向你报复。你老哥我经历这种事太多，看得非常清楚。
“凭你现在的影响去弹劾官文，也是火候未到，想替他报复的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如果他在公事上不十分掣肘，何必要使用这种严厉的手段呢？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天下第一家。兄弟啊，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虚，也许才可以在高位而无危险。”
曾国荃看到这时，挤眼皱眉：“老哥你真是杯弓蛇影，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累不累啊。”
接着向下看曾国藩的大道理：“如果你直接向皇上直陈官文的事，那么外人都会怀疑我们兄弟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后才这样做的，到那时，我们即使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辩白；而且你这样做，有人就会指责你仰仗过去的功绩，仰仗皇上的器重，仰仗显赫的门第，这样高处招风的景象就显示出来了。
“咱祖父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休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你如果还这个时候弹劾官文，我就不能顺利引退了。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曾国荃叫起来：“什么‘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老哥糊涂了，哪里是岸哪里是塘都搞不清！”
他毫不犹豫地将弹劾奏章递到了北京。
紫禁城轰动了，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屡战屡败之时，他老弟来这么一手，显然是要转移视线啊！
可正如眼看着水向下流、太阳西沉一样，慈禧没有别的办法。经过短暂协商，最后拿出了处理结果：官文免职，曾国荃为朝廷着想，朝廷很是欣慰。
曾国藩得知老弟真弹劾官文后，近乎失去理智地骂起来：“老九蠢材，糊涂啊！”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官文这老贼在武昌，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对咱们湘系集团的不信任，要他来监视咱们。而且我指控他的罪状全是实情，有何不可？
曾国藩又骂起来：“蠢材，你鲁莽啊！”
鲁莽，就要付出代价。中央政府的反击仍是老一套：京官们继续弹劾曾国藩，不但认为他难担大任，而且觉得曾氏兄弟开始以权谋私，搞政治斗争。
月光之下，曾国藩长吁短叹，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自己两臂、两腿、腰脊都瘦了一半，腿部膝盖以下的肉像被抽走了一样。他对幕僚们说，这官啊，我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了。
幕僚们安慰他说，谁还没个低谷期，曾公您当初还想过自杀呢，不是挺过来了。
曾国藩脸色极度难看，最近这几天，他一直睡不好，绵绵无尽的失眠和充满恐惧的黑夜让他痛不欲生。他常常睁着眼睛做恶梦，看到一群人冲进房间，把他大卸八块，扔进锅里煮。
在多日失眠和神经焦虑后，曾国藩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求退保全。
他向中央政府递交辞职信，声称得了很严重的神经性疾病，需要休息。他本以为会得到几句安慰，让他痛苦的是，他得到的却是慈禧摘抄来的京官弹劾他的奏疏。
曾国藩流下冰凉的泪水，咬定主意，定要辞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让李鸿章接替他，中央政府告诉他，“就在任上养病，不要再提辞职的事。况且，你剿捻军一事无成，怎可说走就走？”
曾国藩来了牛脾气，说，“你们若真心实意让我剿捻子，我仍坚持从前的打法，否则，我必须回家养病。”
中央政府说，“你那种打法太古朴，毫无新意，事实也证明它并不实用。”
曾国藩急了，他说，“我剿灭太平天国，用了十余年时间摸索经验，才总结出一套对付他们的方法。现在剿捻才一年，我是个慢性子，应该给我时间。我用四镇布防、机动部队跟踪追击，后又防守运河，这是以线控制面，压缩和限制捻子流动作战的范围，这叫‘以静制动’，方向是对的。捻子渡过贾鲁河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并非是防河之策本身有错误。才一出错，就有些人吠影吠声，捻子没有把我搞伤，这些弹劾文件却把我搞得头晕脑涨。我实在压力太大，健康吃紧，真是力不从心了。”
中央政府见他去意已绝，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慈禧问他：“你辞的什么职？”
曾国藩猛然想起，自己有两个职务，一是剿捻总司令，一是两江总督。
这时才想起来，恰好证明他对仕途已心灰意冷，他要写信给慈禧，“我全都辞了，无官一身轻，回家多活几年。”
李鸿章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提醒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免不了被皇上逮个正着，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
曾国藩恍然，经过深思熟虑后，他的辞职信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决定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
这是绝妙的招数。既可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又能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在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让曾家获取体恤皇上的名声。
紫禁城收到他的辞职信时，都觉得这招太毒。慈禧找来几个心腹一商量，觉得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职务不能收回。站在人情角度看，卸磨杀驴不能如此迅速；站在战略角度看，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如果把曾国藩赶走，那李鸿章还会尽力剿捻吗？
慈禧对曾国藩说：“看来你真不适合剿捻，倒很适合做两江总督。”
在经历了一年多剿捻战争后，曾国藩被弟子李鸿章替代，黯然神伤地回到金陵。
金陵百姓对他倒是很热情，夹道欢迎，锣鼓喧天。曾国藩就在这热闹的迎接仪式中心情灰暗地走进了两江总督府。
有人见他狼狈而回，都安慰他，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曾国藩竟然开起了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
这是黑色幽默，曾国藩是想告诉别人，要成就大事，先得丧尽天良才行。
有人就问他：“你剿捻没有丧尽天良吗？”
曾国藩回答：“没有。在惩治和捻子有来往的百姓上，做得还不够狠。不过，”他格外冷静，格外自信地说道，“我制定的剿捻策略是正确的。”
正如他所说的，两年后，李鸿章正是用他的剿捻策略平定了捻军。
说完这句话，曾国藩又神色黯然：“我原本就不是打仗的材料，能走到今天，时势所逼。”
有人问他：“那您的长项在哪里呢？”
曾国藩沉思了很久，才淡淡地说：“诚！”
“没了？”
“没了。”
中兴幻梦
清晨，几只从北方回来的鸟雀钻进总督府，它们用欢快的叫声吵着曾国藩。曾国藩从噩梦中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空气里有股野菊花和火药掺杂的味道，嗅起来很不舒服。
他咳嗽了一回，用力抖动躯体，把癣皮抖落，然后走出卧室，在办公桌前坐下，开始了新的一天。
自回金陵后，曾国藩无论是精力和头脑，都比剿捻时好了很多。他对幕僚们说：“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节点。我的节点就是剿捻失败后，节点的内容是，弃武归文。”
幕僚们说：“曾公本就是设计师，而非战略家，能回到‘文’上实是我大清之福。”
曾国藩感受凄凉。他说：“年轻时在京城做官，一心想的是能掌控时局，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让我大清再振生机，重新恢复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
幕僚们说：“那您可就是我大清朝的张居正啦。”
曾国藩叹息说：“后来发现这是胡思乱想，因为我根本就没机会没能力掌控权力。”
“此路不通，哈哈。”有幕僚见话题沉重，幽了一默。
曾国藩瞪了他一眼，这一分神，使他忘了说到哪里，客厅里一片沉寂。
“东方不亮西方亮，有大志者，不愁没出路。”有幕僚提醒曾国藩。
“哦，对！”曾国藩想起了下面的话题，“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造反，哪里能有我的今天？你们知道吗，当初我编练湘军，常常想的就是，只要镇压了太平天国，‘中兴’的日子就来啦。”
“可惜又冒出了捻军。”
曾国藩长叹，开起了自己的玩笑：“是啊，一年前我就想，只要镇压了捻军，‘中兴’的日子就来啊，想不到我是个笨蛋，毫无成果。”
幕僚们都说：“曾公，话不能这么说。据各种战报，李鸿章镇压捻军所用的套路也是您定下的基调。”
曾国藩会心地一笑：“不是我托大，我向来做事求稳，凡事都经过深思熟虑，那套对付捻军的办法，只要假以时日，必生效果。”
“是！是！是！”
“我说到哪里了？”
幕僚们异口同声：“中兴。”
“哦，对！”曾国藩停顿了一下，“我原本以为只要没了战争，就等于站在‘中兴’门外，想不到……”
他所谓的“想不到”，其实早有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有忧患意识的人眼前，他只是不忍看得那么透罢了。
大清帝国当时已如百余年的茅草屋，四面透风，摇摇欲坠。帝国内部，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但各地起义仍接连不断，敲打着大清帝国的神经，紫禁城中，慈禧以中下之智、上上之欲统治着这个帝国，她只能让它变得更坏。帝国外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就不停地搜刮它的财富。曾国藩在剿捻时路过各地看到村庄乃至城市的破败时，悲痛欲绝，这哪里还是个帝国，简直就是败絮。
在曾国藩看来，外部的敌人永远不是问题，于是他轻描淡写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了西方的武器改练军队，同时自己也制造洋枪洋炮这些近代武器，就能抵御地方列强的攻击。在此基础上，再深入钻研和了解西方技术，假以时日，完全可以打败那群鬼子。
他看不到西方的成功是因为制度，而非武器。这种天真之想，让他第一个在中国创建了西方武器制造厂，也是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在他的鼓吹下，当时中国很多人都把眼睛瞄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历经二十余年，结果在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暴露了它的毫无效果。
其实，“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个伪命题。“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制夷”，而不是让自己绝对强大起来，一旦夷狄没了，那些“长技”必被取消。满洲人入关后，拒绝使用火器就是明证。满洲的统治者似乎很精明，他们认为一旦火器普及会动摇其统治，但如你所知，这是小农思维。当他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才发现了自己的差距，但悔之晚矣。
曾国藩觉得，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内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不稳，是绝对的不稳。至于外部，不过是肘腋之患。对于如何处理内部，曾国藩毫无信心。本来，他认为吏治清明是重点，可正是他本人一直在破坏吏治。
担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在其辖区内把他认为的贪官污吏统统撤掉，换上自己认定的好官吏。但这些人到任后并未给曾国藩增光，相反，他们变本加厉，比从前的官员还要贪腐。
曾国藩极为痛苦，却束手无策，原因无他，主要是这些官吏不是他的亲信，就是他亲信的亲信；不是他亲手所保举，就是他保举的人所保举。所以他明知问题很大，非整顿不可，却无法下手，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