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巴黎方面核查了，很不容易，显然是军事顾问委员会提供的一个便利。他们是一些守口如瓶的家伙。”
“顾问委员会？如何能给我方人员优先出境权？”
“不一定就得是‘我们的’人或者‘他们的’人。可以是任何人，不过是东道国的一种礼貌，并且是架法国的飞机。这是在一架满座飞机上找到一个舒适位子的一种方法。附带说一句，这沃士伯的护照不是美国的，是英国护照。”
有个医生，一个英国人叫做沃士伯……
是他！是德尔塔，并且有一个法国顾问在和他一起干！但是为什么要到纽约来呢？纽约有什么能吸引他？又有谁，在巴黎地位如此之高能为德尔塔提供便利？他告诉了他们什么东西了？噢，上帝！他告诉了他们多少情况？
“这个航班什么时候到达的？”康克林问道。
“今天上午十点三十七分。一个多小时之前。”
“好吧。”这个在美杜莎被炸掉腿的人说着，艰难地绕过桌子坐进他的座椅。“你已经把消息送到了，现在我要你从录音带上洗掉、消掉你所报告我的一切，清楚了吗？”
“明白了，先生。消掉，先生。”
康克林挂上电话，纽约，纽约？不是华盛顿，而是纽约！在纽约什么东西都没了，德尔塔知道这点，假如他是想追踪在纹石的某一个人——
如果他是在追踪他——他就应该乘坐一架飞机直接到杜勒斯机场。在纽约有什么呢？
为什么德尔塔故意使用沃士伯这个名字？这就如发表告示一样；他知道这名字迟早会被注意到……迟一些……迟到他进了大门之后！德尔塔是在告诉纹石的残余力量：他依然有力量对付他们。他不但能够暴露纹石的活动，而且天晓得他还能够走到什么地步。作为该隐，他曾使用过整个网络组织，监听哨和代替领事馆的电子化间谍站……甚至美杜莎的血污的幽灵。他用他和顾问委员会的关系向纹石证明他已经混到多么高的地位。他想说明，既然他能高攀到军界的精英人物，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了。该死的，阻挡他去做什么呢？这样做的意义又何在？他有几百万元钱；他完全可以销声匿迹！
康克林摇了摇头，回想着。曾经有个时候他是可能让德尔塔销声匿迹的，十二小时前在巴黎市郊的一块墓地里他曾这样告诉过他。让步只能让到这个地步，对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比亚历山大·康克林知道得更清楚，他曾经是情报部门从事现场工作的秘密活动能手。只能让到这个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人活着该如何的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会令人泄气和痛苦。这取决于你过去是什么人，改头换面后又变成了什么人。只能给这么多……，但是德尔塔并没有销声匿迹！他又回来了，说话没有理智，提出的要求也没有理智……还有那种任何有经验的情报官都根本不会考虑的疯狂策略。因为无论他掌握多少爆炸性的情报，无论他渗透到多么高的圈子，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再回头走进已被他的敌人包围住的地雷区。天下任何讹诈都不能把你带回来……。
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这样；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这样。康克林坐在座椅里，身体慢慢前倾。
我不是该隐，他从来不存在。我从来就不是！我没去过纽约……那是卡洛斯。不是我，是卡洛斯！如果你说的事情发生在七十一号街，那是他干的，他知道！
但是德尔塔到过七十一号街的棕石楼房。指纹——右手中指和食指的指纹。怎么去的，现在也有了解释：法国航空公司，以顾问委员会为掩护……事实是：卡洛斯不可能知道。
许多东西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孔，街道，楼房还有我无法辨认的形象……我了解有关卡洛斯的大量事实，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康克林闭上眼睛。有句暗语，一个简单的暗语，它在纹石开始时就使用过。是什么呢？它是从美杜莎那里引来的……该隐代表查理，德尔塔代表该隐。就是它。该隐代表卡洛斯，德尔塔·伯恩变成了该隐，捕捉卡洛斯的诱饵。
康克林睁开眼睛。贾森·伯恩是要去取代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的。这就是纹石七十一号的整个计划，整个诈骗结构的楔石，能把卡洛斯引出来进入他们的视野。
伯恩，贾森·伯恩。一个完全没人知道的人，一个埋藏了十几年的名字，一块遗留在丛林中的人体残骇/（原书如此，应为骸）。但他曾经存在过，这也是计谋的一部分。康克林将桌上的文件夹逐一翻找，直至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文件夹。夹上没有标题，只有一个字母和两个数目字，后面跟着一个粗体X，表示这是装着有关纹石的原始材料的唯一卷宗。
T…71X。纹石的诞生。
他翻开文件夹，几乎是害怕看到他知道会在那里面的东西。
处决日期：三关分部，3月25日……3月24日，“噢，天啊。”他轻呼了一声，伸手拿起电话筒。
莫里斯·潘诺夫医生穿过贝西斯达的海军附属医院三楼精神病房的双扇门，朝护士台走去。他朝身穿制服正在楼层护士长的严峻目光下事理索引卡的助手笑了笑。显然，这年轻的学员放错了一个病人的病历——如果不是放错了病人的话——她的上级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情。
“别让安妮的鞭子愚弄了你，”潘诺夫对慌乱的姑娘说。“在那双冰冷的、无情的眼睛底下是一颗包着极薄的花岗岩的心。事实上，她两个星期以前才从五楼逃到三楼，可是我们不敢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助手咯咯笑起来，护士长无可奈何的摇着头，这时柜台后面桌子上电话响了。
“你去接下电话好吗？亲爱的，”安妮对年轻姑娘说。助手点了点头，退回到桌子边，护士长转过身来朝着潘诺夫：“莫医生，有你在旁边我怎能教会她们记住哪怕一件事情？”
“用慈爱，亲爱的安妮，用慈爱，但别丢掉你的约束。”
“你真不可救药。告诉我，你那个在五号甲病房里的病人怎么样了？我知道你很为他担忧。”
“我现在仍然很担忧。”
“听说你昨晚熬夜了。”
“我想看半夜三点钟电视上的一部电影。”
“别干这种事了，莫，”护士长用长辈的口气说。“你还年轻，不应该为那种事搞坏身体。”
“可是我可能已经老到无法避免这种事了，安妮。但是，谢谢你的关心。”
突然，潘诺夫和护士长同时意识到有人正在找他。大眼睛的护士正在桌子旁对着麦克风说：
“潘诺夫医生，有电话找——”
“我是潘诺夫医生，”精神病医生低声对那女子说道。“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里的安妮·多诺万实际上是我从波兰来的母亲。是谁来的电话？”
助手盯着他白大褂上的身份卡，眨了眨眼睛回答道，“一个叫亚历山大·康克林的先生。”
“是吗？”潘诺夫吃了一惊，亚历山大·康克林有五年一直是个时来蛤往的病人，直到后来他们一致同意他已调整到他能调整好的程度；而这种调整并不是很多，他们能为他们做的事是那么多，又是那么少。不知康克林打电话来想问什么，反正一定相当严重才会打电话到贝西斯达来而不是到他的办公室。“我能在哪里接这电话，安妮？”
“一号房间，”护士长指着大厅对过说。“那间空着，我让总机转过去。”
潘诺夫朝那门走去，一种不安的感觉遍布全身。
“我需要一些非常迅速的回答，莫，”康克林用紧张的声音说。
“我不善于迅速回答问题，亚历克斯。为什么不在下午到我这来找我？”
“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另一个人，也许。”
“请别开玩笑，我们都已经过了这种年龄了。”
“不是开玩笑。有一个特别紧急的情况，我需要帮助。”
“特别紧急？给你自己的部下挂个电话，我可从来不要求这种涉入机密权。”
“我不能找手下人。事情就是这样棘手。”
“那么你最好悄悄对上帝说吧！”
“莫，求求你！我只要证实某些可能性，剩下的东西我自己能拼凑到一块。我连五秒钟都不能浪费，有个人可能已在四处流窜，随时准备干掉各种鬼怪，任何他认为是鬼怪的人。他已经杀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帮帮我！帮帮他！”
“如果我能的话。说吧。”
“有个人长时间处于极其易变、十分紧张的状况下，整个时期都埋藏很深，伪装很严，这伪装的本身是一个诱饵——非常显眼，非常消极，为了保持这种可见性曾连续不断地施加压力，目的是使猎物相信这诱饵对他是个威胁，从而把这个与诱饵相似的猎物引出来，公开暴露自己……说了这么些你明白吗？”
“还可以，”潘诺夫说，“你说为了使这个诱饵保持一种消极的然而有很大可见性的姿态，曾对诱饵连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他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残酷到你怎么想象都行。”
“多长时间？”
“三年。”
“上帝，”精神病医生说。“没有间歇吗？”
“根本没有，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年时间，扮演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人物。”
“你们这些傻瓜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即使是条件最糟糕的牢房里的囚犯也能作为自己本人生活，同自己的人交谈——”潘诺夫停住话，明白了他自己的话和康克林的意思。“那就是你的意思，对吗？”
“我不太肯定，”情报官员回答道。“情况很含糊，令人茫然，甚至很矛盾。我想要问的是这个，在这种环境中这个人是否可能开始……相信他是那诱饵，表现出那些特征来，把假的人事档案吸收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他相信自己就是这假想的人物？”
“回答是显而易见的，我很惊讶你会问这问题。当然可能。很可能。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冗长的表演，是人所无法承受的工作，除非自己就是剧中人的想法成为他生活现实的一部分。一个从不离开那永无终止的表演的舞台的演员。日复一日。”医生又停了停，然后小心翼翼地说下去。“但这不是你真正要问的问题，对吗？”
“对，”康克林答道：“我要更深入一步。超出诱饵这件事。我不得不这样，这是唯一能说明问题的事。”
“慢着，”潘诺夫厉声打断他的话。“你最好就此为止，因为我不愿证实任何盲目的诊断。不可能作出你想说的结论，没门，查理。这等于给你一张我不能负责的证明——不管付没付诊费。”
“‘没门……查理’，你为什么说这话，莫？”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说这话？这是一句口头禅，我时常听人家这么说，街角穿牛仔裤的孩子们说，我最爱去的沙龙里的妓女也说。”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中央情报局的人问。
“因为我必须看些书，而且你也不是很含蓄的。你描述的是一个典型的带有多重性格的类似偏执狂的精神分裂症病历。问题不仅仅是你手下的人承担了诱饵的角色，而且诱饵本人将自己的身份变成了他在追踪的那个人的身份，就是要抓的那个猎物。这就是你想要说的，亚历克斯。你是在告诉我，你的那个人是三个人，他自己、诱饵和猎物。我再说一遍，没门，查理。没有经过全面检查我是不会证实任何哪怕和那个只是稍稍相似的结论的，那等于是把不属于你的权利给你，给你三个理由去处置三个人。没门！”
“我并不想要求你证实什么东西！我只是想知道是否有可能看在上帝的份上，莫。有一个有着丰富杀人经验的人带着枪在到处乱窜，杀死他声称不认识的人，可他们都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三年的人。他否认自己在某个时候到过某个地点，可是他的指纹证实他曾在那里。他说一些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无法辨认的面孔，他听说过但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名字，他声称自己从来就不是那个诱饵，这诱饵也从来就不是他！可这诱饵过去是他，现在仍是他！这可能吗？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一切。紧张、时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可能不可能把他逼成现在这个样子？成为三个人？”
潘诺夫一时屏着呼吸。“有可能，”他轻声说。“假如你说的情况准确的话，有可能。我只能说这些，因为还有其它许多可能性。”
“谢谢。”康克林停顿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日期——一个月份和一天——对那个假的人事档案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那诱饵的人事档案。”
“你必须讲得更具体些。”
“好吧。这个日期是那个身份被人用来作诱饵的人被杀日期。”
“那么现在的档案里显然不会有，可你的那个人知道。我理解得对吗？”
“是这样。他知道。这么说吧，如果他当时在场，他会记得吗？”
“作为诱饵不会记得。”
“作为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个呢？”
“假设猎物也知道这一点，或者他在转移时传递了这个记忆，那么他会记得的。”
“还有，有一个地点，计划是在那里产生的，诱饵是在那里创造的。假如我们的那个人就在那地方附近，而且死亡的日期也临近了，他会不会给那个地方吸引过去？这事会不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觉得重要？”
“会的，如果它和原先的死亡地点有关联的话。因为诱饵是在那里产生的，所以有可能。这取决于此时他是谁。”
“如果他是猎物呢？”
“而且知道地点？”
“是的，因为他的另外一部分必须知道。”
“那么他会被吸引到那里去的。一种下意识冲动。”
“为什么？”
“去杀死诱饵，他会见谁杀谁，可是主要目标是诱饵。他本人。”
亚历山大·康克林放下话筒，觉得他那条不存在的腿在肿胀，思绪如乱麻，以致他不得不闭上眼睛去理出一个头绪来。他在巴黎……在巴黎市郊的一块墓地里做错了事？他弄错了原因，想杀死一个人，没能意识到真正的原因。他是在和一个疯人打交道。是这么个人，他的苦恼在二十年的训练中没得到解释，但是如果有谁考虑到那些痛苦和损失，一阵接着一阵没完没了的暴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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