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许多。达马克是你意料中的人。”
12
他们在商店里走动，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但是玛丽仍然留在靠近宽阔的前窗的地方，不断注意玛黛琳大街斜对面的银行入口处。
“我给你挑了两条围巾，”伯恩说。
“何必。这里的东西太贵。”
“差不多四点钟了。如果现在还没有出来，下班前不会出来了。”
“也许不会。如果他准备去见什么人，早就该去见了。可是我们要弄清楚。”
“相信我，他的朋友们在奥利，在区间航班中乱转。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我在哪一航班，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用什么名字。”
“他们靠苏黎世来的那个人来认你。”
“他只是寻找一个跛足黑发的人，不是我。来，咱们到银行里面去。你指给我看哪个是达马克。”
“不能这样干，”玛丽说，摇摇头。“天花板上的摄像机有广角镜头。如果他们放映录像带，就能认出你来。”
“金发协眼镜的人？”
“或者我。我当时在那里。那个接待人员或他的秘书会认出我来。”
“你是说他们有经常性的阴谋活动。我不相信。”
“他们可以想出很多理由去放那录像带。”玛丽停了嘴，握紧贾森的手臂，眼睛注视着窗外面的银行。“他在那儿！那个穿黑丝绒领大衣的——达马克。”
“在拉衣袖的？”
“是的。”
“我记住他的模样了。我们回头在旅馆见。”
“多加小心，要十分小心。”
“围巾钱你付一下；后面那柜台。”
贾森走出商店，在顶篷外边的太阳下躲到人群里，等候车辆暂停的间隙穿行马路。可是过不去。达马克向右转，随意漫步。他不是急于去会什么人。恰恰相反，他一副纨袴子弟的悠闲派头。
伯恩到了拐角，按交通灯指示过了马路，走在那位银行家后面。达马克在一个报摊前停下买了份晚报。贾森站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前，然后又跟随银行家继续朝前走。
前面是一家咖啡馆，深色玻璃窗，入口是厚厚的大门。不需要任何想象力就可描画它的内部；它是男人们——以及由男人带进去的女人，别的男人见了不会议论——饮酒的地方。这里是同达马克进行安静讨论的好地方。贾森加快了步伐，大步走到银行家身旁，用刚才在电话上的那种古怪的英语式法语开了腔。
“午安，先生。我……想您……是达马克先生。我想我是对的，您说呢？”
银行家站住了，冷漠的眼睛显出惊慌，在回想着。这妄自尊大的人进一步蜷缩在他剪裁讲究的大衣里。“伯恩？”他喃喃说。
“你的朋友们现在一定给搞糊涂了。我想他们现正在奥利机场到处乱跑。也许在纳闷，怀疑你给他们提供的情况是错的，也许是故意的。”
“什么？”惊慌的眼睛鼓了出来。
“到里面去谈，”贾森说，紧紧抓住达马克的手臂。“我想我们应该谈谈。”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按照账户的要求办事。我与这件事不相干。”
“对不起。我第一次同你谈话的时候，你说你不能在电话上证实我提到的那类账户，你不能同你不认识的人谈论业务。但是二十分钟之后你说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那就是确认，不是吗？进去吧。”
这家咖啡馆有些方面象是苏黎世的“三家农舍”的缩影，厢座很深，彼此有高高的板壁隔开，灯火幽暗，但究竟有所不同：玛黛琳街上的咖啡馆完全是法国式的。玻璃瓶的酒取代了玻璃杯的啤酒。伯恩要求找个角落里的厢座，侍者遵命办理。
“喝点什么，”贾森说。“你需要先喝点儿。”
“你很不客气，”银行家冷冷回答。“我想喝杯威士忌。”
酒很快就送上来了，在这短暂的间歇中达马克紧张不安地从他那全身的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伯恩划着一根火柴，将它贴近银行家的脸。贴得很近。
“谢谢。”达马克吸了一口，拿开他的烟，一口喝下了半杯威士忌。“这事你不该找我谈，”他说。
“那该找谁？”
“银行老板，也许。我不清楚，可肯定不是我。”
“解释一下。”
“都已经安排好了。私人银行比有股东的公众银行灵活些。”
“怎么会？”
“可以说对某些客户和同业间的要求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不象在证券交易所登记的公司核查得那么严格。苏黎世联合银行也是私人银行。”
“这要求是联合银行提出的？”
“请求……要求……是的。”
“谁是瓦洛阿的老板？”
“谁？许多——一个财团。十到十二人，连同他的家族。”
“那我必须同你谈，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跑遍整个巴黎到处去找人，那未免有点愚蠢。”
“我只是个办事人员，一个雇员。”达马克把杯里剩下的酒喝完，熄掉手上的香烟，又换了一支。还有火柴。
“安排了些什么？”
“我可能丢掉我的职务，先生！”
“你可能丢掉你的性命，”贾森说，十分不解为什么这些词句来得这么容易。
“我的数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大。”
“也不象你讲的那么天真，”伯恩说，他的目光望着坐在桌子对面的银行家。“你这种类型的人到处都有，达马克。你的衣着，你的发型，乃至你的走路。你太装模作样了。象你这样的人要不是了解底细也不会当上瓦洛阿银行副总裁。你要保护自己。你干丑事无非是要保住自己的屁股。现在，告诉我是些什么安排。你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达马克划着一根火柴，伸到香烟下面，眼睛看着贾森。“不必威胁我，先生。你是阔佬，为什么不给我些报酬？”银行家紧张地笑笑，“顺便说一句，你说得很对。我是问了一个问题。巴黎不是苏黎世，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必须掌握情况。”
伯恩往后靠了靠，转动着手中的酒杯，里面冰块喀喀相撞的声音显然使达马克心烦意乱。“说一个合理的数，”他最后说，“可以商量。”
“我这人通情达理。按照价值来决定，由你自己去定。全世界的银行家都是从得到他们指点的客户那里获得报酬的。我愿意把你当作客户。”
“我相信你会，”伯恩微笑说，这人的厚脸皮不禁使他摇头。“那么我们从贿赂转到了赏金。私人咨询和服务的酬报。”
达马克耸耸肩。“我同意你这个定义。如果有人问，我就重复你的话。”
“什么安排？”
“从苏黎世转到我们这里来的款子带着一张秘密卡片——”
“一张卡片？”贾森打断说，回想起在联合银行了芙尔的办公室里，康尼希走进来的时候也说过这话。“听说过一次。那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句注明日期的条件。从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做法，那时一些大银行——主要是罗希查尔银行——用来记录国际资金调拨的最常用的方法。”
“谢谢。这次具体说些什么？”
“当账户启用时，要打开并执行另行密封的指令。”
“‘启用’？”
“就是存款或提款。”
“如果我去找出纳，出示存折要求付款？”
“一个双星号会出现在交易电脑上，你就会被送到我的里来。”
“不管怎样，我已经送到你这里来了。电话接线员告诉我的是你的办公室。”
“巧合。海外服务部另外还有两个负责人，如果你同其中一个联系，这张卡片也会指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我是主要负责人。”
“我明白了。”但是伯恩并没有把握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在这连续发生的事件当中有一个间隙，一个需要填补的间隙。“等一等。你叫人把账户送到你办公室的时候对卡片一无所知？”
“我为什么去要账户？”达马克打断了话题。他正等着这个问题。“要讲道理，先生。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一个人打电话来说明身份，然后又说他谈的是四百万法郎的事。四百万。你难道不急于为他效劳？不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灵活迁就些？”
看着这不愉快的银行家，贾森意识到这在他所说的事情里是最无关紧要的。“那指示，是什么？”
“从一个电话号码开始——没列在电话薄里，当然。要先挂个电话，把所有情况通知对方。”
“记得那号码吗？”
“记住这些东西是我一定之规。”
“我相信。什么号码？”
“我必须保护自己，先生，要不然你怎能弄到手？我问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说的？只是反问，无需回答。”
“这就是说，你已有了答案。我是怎样弄到的？如果答案已经有了的话。”
“答案在苏黎世，用极高的代价收买某个人，使他不仅违背火车站大街上最严格的规章，而且违反了瑞士法律。”
“我知道是谁了，”伯恩说，康尼希的脸出现在他眼前。“他已经犯了这罪。”
“在联合银行？你在开玩笑？”
“一点也不。他的名字叫康尼希，办公桌在二层楼。”
“这一点我会记住。”
“肯定你会。号码呢？”达马克告诉了他。贾森把它写在一块纸巾上。“我怎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一个合理的保证。你还得付给我酬金。”
“很好。”
“既然价值大小看我们谈话内容，我要告诉你，这是第二个电话号码，头一个给取消了。”
“解释一下。”
达马克探身向前。“一份卡片原件的影印本由账户的信使一起带来。它封在一个黑色匣子里，交给负责档案的管理员签字验收。里面的卡片由联合银行的一名合伙人证明生效，由一名普通的瑞士公证人副签。指示很简单、明确。所有与贾森·伯恩账户有关的事都要马上挂长途电话到美国通知联系人……下面卡片作了改动，纽约的号码销掉了，换上了个巴黎的电话号码，上面还有首母签字。”
“纽约？”伯恩插话。“你怎么知道是纽约？”
“写在括号里的电话地区号，在电话号码前面，没有改掉。它是212。作为海外部第一副总裁，我每天都打这样的电话。”
“改动的时候很草率。”
“可能。可能改的时候太仓促，也可能没有彻底明了。另一方面，指示的主体未经过重新公证是不能取消的。纽约电话多，改动一下，风险小。无论如何，这一改换给了我问一两个问题的机会。银行家最讨厌改动。”达马克喝干了杯子里剩下的酒。
“再来一杯？”贾森问。
“不，谢谢。那会处长谈话时间。”
“谈到哪儿停止由你定。”
“我在想，先生。在我开讲之前你脑子里应该大体有个数字。”
伯恩端详了下对方。“它可能是五，”他说。
“五什么？”
“五位数。”
“我就开始。我对一个女人说过——”
“女人？你一开始怎么说？”
“实话实说。我说我是瓦洛阿的副总裁，按照苏黎世联合银行的指示办事。还能说什么别的？”
“说下去。”
“我说我同一位自称贾森·伯恩的人联系了。她问我多久以前，我回答说几分钟前。于是她很想了解我们谈话的内容。这时我说明了我和顾虑。卡片上明确说该打长途电话给纽约，不是巴黎。自然，她说这用不着我担心，改动是经过签字授权的，因此如果告诉苏黎世说瓦洛阿有位负责人拒绝遵守联合银行的指示，我愿意吗？”
“停一下，”贾森打断说。“她是谁？”
“我不清楚。”
“你是说这么长时间都是你在说话，她没对你说什么？你也没问？”
“卡片的规矩。如有姓名给你，很好。没有，不去问。”
“问电话的事你并没犹豫。”
“只不过是种策略；的需要信息。你转来四百五十万法郎，数目可观，是位的势力的客户，也许后面还有更强有力的线……先犹豫，再同意，再犹豫，再同意，这就是人们了解事物的方法，特别是当一方在谈话中表现出焦急的时候。我向你保证，她当时挺着急。”
“你了解了些什么？”
“应该把你看作危险人物。”
“从哪方面说？”
“还不能下定论。可是既然用了这个字眼，已经足以使我问她为什么不找安全部门。她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已经越出安全部门的范围，越出国际刑警组织的范围。’她说。”
“你认为这说明什么？”
“事情十分复杂，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最好还是私下处理。可是，从我们谈话以来，这事现在给了我某种启发。”
“什么启发？”
“就是你真应该好好酬谢我。因为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那些寻找你的人也许都是越出安全部门和国际刑警组织范围的人。”
“可以商量。你对那女人说我正在去你办公室的路上？”
“一刻钟就到。她叫我在电话上等一会儿，她马上就回来。她显然又打了个电话，回来告诉我她的最好指示，要我把你留在办公室里，直到有人找到我秘书那里询问一件有关苏黎世的事，然后，当你离开的时候，点下头或做个手势把你指给那人看，因为不能出差错。那个人当然来了，然而，当然啦，你根本没来，所以他和他一个同伴在出纳的柜台前等候。听了你的电话说你准备去伦敦，我便走出办公室去找那个人。我的秘书把他指给我看了，我就去告诉了他。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啦。”
“你有没有因为还得有人来辨认我而感到奇怪？”
“不是奇怪，而是觉得过分。卡片是一回事——电话，不见面的联系——可是直接参与。公开的，就象这件事现在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对那个女人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
达马克清了清嗓子。“她明白表示，她所代表的一方——实际上卡片本身已经证实了那一方的地位——会记住我的合作。你看，我什么也没保留……他们显然不认识你的相貌。”
“一个曾在苏黎世见过我的人在银行里面。”
“然而他的同事们不相信他的眼力，或者也许不相信他认为他所看到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
“只是一种观察，先生。那女人的固执。你必须懂得，我坚决反对任何公开的插手，那不符合卡片的规矩。她说没有你的照片。显然撒谎，当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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