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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苦笑道：“那要是撤，这两个人都得撤，不可能单独留下一个人。而且这也是省党委的问题，现在咱们两个觉得他们不合适，我觉得下面的同志可能还不如他们两个呢。就昨天看，宇文拔都同志还是想干工作的，只能工作能力上还有欠缺。任启莹同志好歹也是个很不错的官僚主义者。她好歹还有对官僚体制自觉不自觉的认知。下面的同志只怕还没有这两个同志纯粹呢。”
齐会深负责党校，干校的建设，他能理解陈克这么轻飘飘的话，“那就需要在安徽进行更大规模的培训，还需要完善更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先把形而上的制度给健全了才行。”
这其实都是陈克早已经有意无意讲述过的东西，齐会深能够说的这么明白，足见其真的理解了陈克的想法。不过陈克还是有些不放心，他问道：“会深，你觉得从整个革命来讲，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凡是勾结依托欧美列强的，统统是我们的敌人。现阶段凡是反帝反封建的，都可以认为是我们的朋友。这也是《中国各阶级分析》里头没有太直白言明的根本。”齐会深答道。
“那我想和你说件事，宋教仁想来我们这里寻求支援，你怎么看？”
“那就得看他和外国人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在未来，他和外国人会是什么关系了。”齐会深一点都不觉得为难。
“那同盟会呢？”
“同盟会和欧美列强者勾搭连环，已经可以把他们定性为敌人了。”
“那我们和洋鬼子的合作呢？”
“我们么……”齐会深有些迟疑了。如果说现在与外国人经济合作最多的，在中国这个范畴里头，人民党只怕已经是各势力之首。
“那就应该以是否出卖国家权益……，不，……”齐会深想了一阵，竟然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陈主席你怎么看。”
陈克答道：“欧美列强也不都是邪恶无比，我们和他们正常的贸易和出卖国家主权无关。我们欢迎正常的贸易，但是，我们绝不可能成为欧美列强压榨中国人民的走狗。”
这个答复在逻辑上很自洽，而且可操作性非常强。齐会深连连点头。不和洋鬼子进行正常的商业贸易，根据地工业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点上齐会深绝对不反对正常合作的。
“不过陈主席怎么会想起讨论这个？”齐会深觉得很奇怪。
“袁世凯要派人来了。我个人觉得，袁世凯是财政上撑不住了。也是跑来要钱的。”陈克冷笑着说道。陈克以前一个朋友认为，庚子赔款数目对于一个农业国挺大，对于一个工业国也真的谈不上特别的数目。陈克当然认为一分钱都不该给，但是真正计算起来，甚至对根据地这样的初级工业化地区也不是如何之邪乎的数字。
根据地和英国方面的谈判进展很不错，英国方面坚定要求到1912年，双方确立一亿英镑的贸易定额。一亿英镑这年头等于七亿五千万两白银。英国佬能从中间捞取大概一千万英镑的好处。这就是七千五百万两白银。其他情况下，英国佬得打多少仗才能弄到这些好处呢？
无疑，袁世凯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也想从这中间分杯羹。所以才派人前来。陈克需要党内有同志和他坚定的站在一起。
莫道前路无知己九十八进步和守旧（十四）
凤台县与日本普通大城市除了范围大小之外，热闹程度别无二致。只是凤台县道路更宽敞，砖瓦房替代了日本那种木质结构的房子。而且与日本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的杂乱相比，这里更体现出了一个充满规划的刚阳气。经过煤渣硬化过的宽阔道路，道路两边的绿化带，县城里头的公园，社区当中的休息场。这让北一辉感到极为不适应。一定要说的话，这是一座完全由人设计出来的城市，而不是日本那种由人在生活中组成的城市。
“梅川君，这些公告……”北一辉经过法院前面的大公告牌时，看到了一大堆公告里头的几张处决告示。纸已经有些泛黄，看来时间可不短了。在一排贴的告示中有点醒目。
“根据地推行法制，我们这里的审判是公开的，特别是牵扯公共事务的，一定要公审。民事案倒是在法院里头，大家都能去旁听。”梅川上义答道。
“公审？最近可有公审？”
“最近是没有，不过去年夏天可是狠狠的杀了一批。”提到这事，梅川上义态度就变得有些恶狠狠。1910年汛期中有反革命份子试图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决堤，那时候各处大堤上人来人往，意图决堤的家伙们因为行为诡异，很快就被发现。一经审讯他们就招了。那场大处决是1910年安徽很多地方相当长久的话题。梅川上义负责农业工作，一旦决堤农业部门辛辛苦苦的劳动这就泡汤了。他对这帮人尤其痛恨。
北一辉听完这话就被骇住了，他不太能想象那些参与决堤的人对人民党到底有多大仇恨。“到底为什么？”北一辉问道。
“仇恨新政府呗！”梅川上义怒不可遏的答道。几个被发现的家伙被公安抓起来了，反倒没有当时就死。水势减弱之后，群众很快得到了消息。于是河堤上拼命工作的群众立刻炸了营，血气方刚的青年们冲回去就这些家伙的家族拖到大堤上。大堤里面是奔腾的河水，大堤外头就是万亩良田。群众的家产都在那里呢，一旦真的决堤，这一年的收成和家产都要化为乌有。愤怒的群众哪里能受得了这种刺激，除了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子被地方干部抢出来之外，其他人被群众统统打死在大堤上。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这帮试图决堤的人经常搞串联，串联者不少没上大堤。水势退下去之后，地方干部和愤怒的地方群众把他们拽出来严刑拷问，这帮人也招了。他们承认知道此事。在中国“知道此事”就等于是同谋，如果是知道有人要造反而知情不举，人民党会饶他们一命。但是知道有人要破堤却知情不举，这就不是针对人民党，而是针对人民犯罪。
人民群众态度坚定，坚决要把这些人统统处死。人民党内部反对处决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小部分同志拧不过大部分同志，最终这些“知情不报”的家伙被当作同伙处死。唯一好在没有直接祸及家人。
对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北一辉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不太能想象这种局面，按照日本的习惯，身居高位的威胁者会说“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日本特有的腹语术。在人民党治下，貌似完全没有日本这种局面。
“几万群众聚集起来，要求处死一批人，那看着真的是激烈。”说起这个来，梅川上义也有些昂扬与肃然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虽然也有着对那些人的痛恨，不过梅川上义依旧被这种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局面震撼住了。
北一辉眼中都是羡慕憧憬的光芒，日本是没有这等数万规模的群众要求主持正义的集会。不用几万，几百人聚集起来，就会成为米骚动。日本群众会本能的向着打砸抢发展了。这倒不是日本群众没规矩，能集结数百人，就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仔细看了这些告示，大多不是处决。令北一辉大感意外的是，居然还有处理根据地官员贪污犯罪的告示。眼睛瞪得溜圆，北一辉指着三张告示，“这……，这……，这是真的么？”
梅川上义挺自豪的说道：“当然是真的，人民党对害群之马从来不手软。如果缺钱的话，大可提出来。向组织上借钱，或者同志们组织捐款，都是可以的。侵吞公款，那是向组织犯罪，向人民犯罪。”
“可这里头还有收了别人钱帮着安排工作……”北一辉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虽然这位并没有被判刑，不过公开告示上对此事可是猛烈批判，而且将这位开除出政府部门了。这种事情对于北一辉来说绝对不是错事，不过人民党与北一辉的看法好像很不一样。
“组织部对这种事情从不手软，这可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大事。政府招收人，每年都是公开的，自愿报名，公开选拔，有能者上。掏点钱混进队伍里头，哪里有这等事，这又不是捐官。”梅川上义对这些事情还是很满意的。
“人民党不怕乱么？”北一辉特别在意这种事情。日本革命者很难得到社会上主流的支持，就在于社会主流固然有诸多不满，不过与社会大乱相比，社会主流反倒站在了财阀与政府那边了。人民党这种严厉的手段完全是北一辉的理想。
“北君，你注意到一件事没有。人民党的所有惩处，全部都是针对一类人。就是扰乱劳动秩序的人。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地位，你扰乱了劳动秩序，损害了社会秩序，那就一定会被惩罚。我在人民党这里，真的学到一件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根据地，统治阶级是广大劳动者。根据地的制度是为了保障劳动者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而在日本，国家机构保障的是上层剥削者的利益。这就是两边本质的不同。”
“请梅川君赐教。”
人民党的党校和干校不是白开的，实施土改之后，基于社会生产资料的基本平等基础上，人民党终于可以开展全方位的政治讨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劳动群众的定义，以及最后的社会产品分配。交易，包括行政成本，这些原本只有最高统治者之间口耳相传的知识全部向人民党与群众开放了。这在根据地里头引发了一场全面的大地震。国家营运这个简单而且复杂的体系终于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没有人能轻易的适应。
不过这时候陈克主席提出了令所有人信服的解释，“一切社会和组织的营运，都是围绕着生活这个核心展开的。我们每天都要吃要穿要用，所以每个人必须劳动，每个人必须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间来。谁都避不开的。”
既不讲人间天国，也不讲终极理想。陈克只讲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每个群众都能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关系。就连不参与实际生产的国家政权的“行政成本”这最容易引发矛盾的部分，大家心里头高兴不高兴，却也都能接受。
“我们农业部门，讲的就是你出多少力，才能种出多少粮食。不愿意深究的，可以比葫芦画瓢。愿意深究原因的，则可以去专门学习。农业部门提供的有培训。我们农业部门什么时候都觉得有干不完的工作。农民粮食打得多了，交那三成农业税也比较痛快。”
“人民怎么接受的行政成本？”北一辉对根据地怎么宣传的特别有兴趣。
“算出力啊。收税，运输，还有各个环节的劳动量。特别是行政部门也是和百姓一样的人，他们也得休息。这么一计算，群众觉得吃公家饭挺不错的，很多技术他们也不会，那个辛苦他们承担不了。而且出了错就要惩罚。大家也怕。中国的百姓真的和日本大不相同。既然做不到，中国百姓也就坦然接受自己干不了。”
“陈主席认为，绝对平均主义和公平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道理中国百姓居然都能理解。那些嘴里说什么不公平的群众，到了能学习农业知识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去听的。我们强调的是劳动，劳动，劳动。例如土地平整，水浇地必须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你要是做不到肯定不行么。必须坚持这种科学的态度，这没什么人情可讲。讲了人情也没用，水总不可能倒流。没有倾斜角度的话，一下雨田就要被淹。这不是我们故意刁难群众。”
“不讲革命么？”北一辉极为不解。
“土地革命第一阶段的土改现在已经完成。发展生产力，推广科学就是现阶段的革命。”梅川上义回答的铿锵有力。他很喜欢这种没有风险的革命，一辈子这样革命下去梅川上义都没有意见。人民党定法令，建制度，明纪律，把革命引入建设轨道之后，梅川上义变成了最坚定的“革命者”。
这种劳动者的生产革命与北一辉需求的革命相差甚多，虽然充满了对人民党的赞叹，不过北一辉关心的是如何推翻现在的日本政府，“那么咱们日本同志里头负责军事行动的是谁？”
“是黑岛仁同志。可是他现在在江西。”梅川上义遗憾的答道。
“陈克主席对日本革命有什么看法？”
“现阶段是根据地建设，真正排上日程，只怕得是解放全中国之后了。既然我们要融入革命队伍，也不好说起这种事情。”梅川上义答道。
北一辉微微点头，这倒是个问题，日本同志如果整天吆喝着日本革命，明显是没办法在人民党里面混下去的，他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人民党对其他政党怎么看的？”
“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我只管农业，不管别的。”梅川上义回答的很干脆。党校干校里头组织纪律讲过那么多次，而且梅川上义也真的不知道人民党对其他政党到底什么态度。
如果是宋教仁的话，他就不会这么问。人民党的态度已经完全摆明在那里，那就是拒绝合作。人民党明显不爱用什么话术，上次宋教仁作为孙中山的信使，陈克已经明明白白的告知绝不进行政治层面合作的立场。
既然如此，华兴会的人就对到底向人民党索要多少武器和物资感到为难。华兴会对人民党有多大价值，就意味着人民党会给予多大程度的支持。当年光复会的陶成章明确宣布离开同盟会，原因也就是陶成章向孙中山要发动起义的资金，结果被孙中山拒绝了。现在人民党更绝，连名义上合作的机会都不给。至少当年同盟会可是极力拉光复会入伙的。
“五千条快枪，十万两银子，还有二十万石粮食。差不多够咱们打垮满清在湖南的走狗了。”有同志把一份简单的单子递给了宋教仁。
宋教仁一点都不乐观，这个数目理论上大概能够满足华兴会的需要。不过也就是理论上而已，真正的计算起来，就算是增加十倍，华兴会也未必够用。最重要的是，这单子上没有列出华兴会最需要的子弹。
在上海的时候，一两银子大概能买五十发子弹。在湖南，这价格已经到了一两银子十发子弹基本都买不到的程度。制约华兴会战斗的关键已经是各种子弹。华兴会的枪支五花八门，装填方式从装火药和枪子的前装滑膛枪，到纸壳子弹，再到金属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