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帮助你吗，先生？”穿着警卫制服的人从窗口探出上半身。
斯坦利降下车窗，给他看了一眼访客证。
警卫摁了一个按钮，铁门发出昆虫振翅般的嗡嗡声，向内打开了。斯坦利冲守门人点点头，驶入疗养院的领地，一个牌子指示所有访客“必须把车停到备用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比斯坦利想象中远得多，步行折返起码要花十分钟以上。六月初的太阳不容小觑，斯坦利脱掉外套，搭在手臂上，砂石在鞋底喀嚓作响。
前厅接待处提供的阴影凉爽而干燥，一个接待员在看昨天的报纸，皱巴巴的内页印着阿勒颇市郊被炸塌的房屋。斯坦利清了清嗓子，接待员放下报纸，冲他露出一个缺乏热情的微笑。
“斯坦利，”他报上姓氏，“我来看我父亲。”
键盘被敲得噼啪作响，“217，先生，上楼梯之后左转。”
他道了谢，走上楼梯，独自穿过回声阵阵的走廊。他要找的房间靠近尽头，一扇漆成蓝色的门，没有名牌。斯坦利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电视机开着，一场板球赛接近尾声，但约翰·斯坦利的注意力并不在那里。他坐在床沿，面对着巴掌大小的阳台和远处随风摇摆的树梢。折叠椅的椅腿刮过地板，他的父亲回过头来，有那么几秒钟，斯坦利担心他认不出自己，但父亲动了动嘴唇，自从半年前那次轻微中风之后，他的左半边脸颊像是被冻住了，眼睛旁边有块肌肉在不停地抽搐，“加斯帕。”
一种突如其来的焦虑催促斯坦利解释自己的到访，仿佛他必须提供一个正当理由才有权站在这里似的，“护工给我打了电话。”
“只是一点感染。”
“他们告诉我的版本听起来严重些。”
父亲耸耸肩，缓慢地挪到床上，把枕头塞到背后，“下次写张明信片就行了。”
他们都盯着电视，指望它能提供转换话题的材料。板球比赛结束了，啤酒广告，那些泡沫丰富的酿制品在黑色背景上划出夸张的弧度，注入一只布满水珠的玻璃杯。在啤酒来得及灌满杯子之前，广告就被打断了，记者忧心忡忡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布满汗水，镜头短暂地晃到直升机舱门和外面的灰色天空，又稳定下来，重新聚焦在记者脸上，直升机旋翼的噪音震耳欲聋。
“我们在阿勒颇上空，几分钟前一枚炮弹落在红新月会的临时医院附近，伤亡情况不明，我们和地面摄制队失去了联系。抵抗军正在迫近市区，就我们所知——”记者用力按着耳机，仔细听了一会，冲镜头外的什么人点了点头，“事实上，我们重新联络上了地面记者霍顿·帕金森。”
镜头切换，画面晃动得更加厉害，遍布瓦砾的街道和着火的建筑物交替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炮弹直接击中了医院，我们必须设想最坏情况——”帕金森的声音说道，镜头转了回去，对准一辆翻倒的救护车，又移到熊熊燃烧的帐篷上，浓烟泛出一种怪异的颜色，弹坑里也冒出类似的气体，某种黄色的雾，并不随着热气上升分散，懒洋洋地四下流淌，向记者和摄影师压来，“老天，那是什么？”
斯坦利知道那是什么。
他只在实验动物身上见识过Apophis的“效果”，先是连片的水泡，焦黑的皮肤剥落，□□的肌肉和软组织继续被腐蚀。理论上的死因是急性溶血反应，但大多数动物活不到那个时候，毒剂会把它们的呼吸道变成一团溃烂的糊状物。从电视里传来的尖叫只维持了几秒钟，摄影机摔到地上，对着半块砖头和霍顿·帕金森，记者的手指看来就像烧焦的树枝，他抓挠着喉咙，坏死的皮肤随着这个动作而整片脱落，露出血淋淋的肌肉和软骨，原本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只剩下两个凹坑，血水和融化的眼球一起淌下来。镜头切换到直升机上，没有人说话，只剩下旋翼的轰鸣。九百公尺之下，浓稠的黄色雾气吞没了街道和坍塌的建筑物。
“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播球赛呢？”父亲抱怨道。
——
杰森在第六次响铃之后接起了电话。
“我也看见新闻了。”他说，直接回答了斯坦利还没问的问题。背景里是机场的噪音，广播轮流用德语、法语和英语公布延误和取消的飞机班次。杰森在瑞士参加一个预防医学研讨会，本应今天早上返回伦敦。
斯坦利发动了车子，“你该不会还在苏黎世吧？”
“我的航班取消了，地勤罢工。你在研发中心吗？”
“在路上。他们手上为什么会有Apophis？”
“我不知道。”
“杰森，我准备心平气和地问你一个问题，并且指望你诚实回答，”车速大大超过了路边限速标志上的数字，斯坦利决定不作理会，“你有没有把Apophis泄漏给吉姆？”
“现在不是谈论这件事的好时候。”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听着，如果我马上赶去火车站，明天早上就能回到伦敦，我们最好面对面地——”
“你到底有没有让吉姆·佛莱特拿到Apophis的成品？”
短暂的沉默，机场广播在寻找一位把行李遗忘在餐厅门口的旅客。
“免得你忘了，吉姆也是投资者之一。”
“也是个武器贩子，”斯坦利攥紧了方向盘，“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把地下室里的怪物卖到哪里了。你明明知道——”
“加斯帕，没有人能把IG和这件事联系起来。”
“有人把生化武器扔进了医院里，你关心的是公关危机。”
“否则我还应该关心什么？”杰森问，“有人被枪杀了，而你想责怪造子弹的人？”
斯坦利挂断了电话。
——
研发中心大厅里有一群戴着蓝色鸭舌帽的学生，排成松散的两列，等着参观实验室。斯坦利绕开这群兴奋不已的小动物，把身份识别卡放到扫描器上，通往管制区域的玻璃气压门滑开了，他快步穿过空荡荡的走廊，走向电梯。手机震动起来，又是杰森，斯坦利直接关了机，按下标记着“地下5层”的按钮。
通往冷冻库的路上并没有警卫，但他每走五六步就要停下来对付扫描仪、防爆闸门和密码锁，一遍又一遍地证明自己确实是加斯帕·斯坦利。监控室在冷冻库右侧，很小，正好能容纳一张桌子和一张转椅，一堵三十厘米厚的玻璃墙把它和冷冻库分隔开来。斯坦利把身份识别卡□□连接监控系统的凹槽里，抽调出所有访问记录，条目很短，近一年来只有杰森会常常到这里来，平均每周一次，看起来一切正常。其余的零碎记录都来自通风管道工程师或者“剃刀”组的研究人员，他们都没有进入冷冻库的权限。斯坦利检查了库存，五个分区都亮起绿灯，没有哪怕一毫克的药剂曾经离开过这个庞大的地下铁箱。
斯坦利盯着数据看了一会，换上防护服和手套，打开了冷冻库的气压门。灯光刺眼，通风管道在墙壁里发出低沉的隆隆声。
他拉开了离他最近的柜门，里面是空的，只剩铝制支架。斯坦利打开了第二个保温柜，然后是第三个和第四个，同样空空如也。
上帝保佑我们，他想，防护服过滤器发出微弱的咝咝声。
作者有话要说： 关于阿勒颇和Apophis的一切都是虚构的
☆、7
7。
斯坦利看着杰森·科尔曼的车转过最后一个树丛掩映的弯道，车头灯在暮色里像山顶的烽火一样显眼。再过三分钟这辆黑色的莲花就会到达研发中心大门，五分钟时间通过安检，一路绿灯，进入管制区的电梯。斯坦利想象着声敏灯随着杰森的脚步一排排地亮起，走廊变成一条惨白的隧道，延伸到他的办公室门外。
电脑发出尖细的提示音，斯坦利快步从玻璃窗边走开，拔下那个邮票大小的闪存盘；复制“剃刀”项目的财务记录花了比他预想中长得多的时间，他的私人电脑上只有一小部分关于Apophis的资料，缺头少尾的残片，但也足够一个嗅觉灵敏的好记者尽情发挥了。杰森不信任电脑，最关键的数据都在他的笔记本里，毕竟迄今还没有程序能击败传统而忠实的纸和笔。斯坦利把那枚满载数据的芯片贴到空烟盒内侧。还不至于公开这些数据，他告诉自己，只是以防万一。
怎么样的万一？
敲门声响了起来。斯坦利关掉了电脑显示屏，把烟盒放回衣袋里，拨了嵌在桌面上的按钮，电子锁弹开了，响亮的咔嗒一声。斗兽场的栅栏，斯坦利想，狮子进场。
皮鞋踏在厚实的灰色地毯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杰森环视着办公室，像是在寻找不存在的埋伏。他看起来完全就是在机场等了超过六小时的样子，歪斜的领带和起皱的衬衫，眼睛像镶在铅板外面的玻璃。有那么荒谬的几秒，他们像两个击剑选手一样互相打量着，揣摩对方的意图。斯坦利首先移开了目光，看向保温箱里被太阳灯照亮的栖木，那里面早就没有蜥蜴了。
“我以为你要等明早的火车。”
杰森随手把行李袋丢到地上，“兑现了些人情，艾迪正好有一架庞巴迪停在苏黎世机场，美妙的巧合。假如你接电话的话，我是会告诉你的。”
“我忙着清点库存。”
“有点超出你的工作范畴了，不是吗？”
“消失的药剂足够灌满两个标准加压罐，或者把一个中型城市从地球表面抹掉。”
“三个，如果投放供水系统的话。”
“这不好笑。”
“它们是政府财产，”杰森摸出烟盒，抖出一支来，想起了什么，又把它塞了回去，“白厅乐意把它运到鸟不生蛋的坎布里亚，和浓缩铀锁在一起，或者扔在伦敦市中心，都轮不到我决定。”
“把它卖给军火商就是你的决定了。”
“生意。你明白IntelGenes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对吗？”
“我们也不是一个佣兵组织，原则是——”
“你真该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加斯帕，”杰森把玩着火机，点着，再熄灭，“假如你想谈谈你的手有多干净，我们总是可以从东非项目讲起的。去年堵在门口的那群人道主义嬉皮士要是知道是谁授权放行那些药品，你和你的实验组都会被绑到木桩上烧死。”
斯坦利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自己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死亡率一直在可控范围内。”
“但仍然有人丢掉了小命，你会把这称作什么？”
“合理风险。”
“说真的，你应该去主持深夜电台宗教节目，兜售你模棱两可的原则和道德标准。”
“我的实验室开发的是疫苗，不是武器。”
“而‘剃刀’实验组原本的研究目标是治疗多发硬化症，你以为我很高兴看见它被变成，”杰森打了个手势，顶替没说出来的词语，“加斯帕，没有什么不能被变成武器，人们在自我毁灭方面有着令人惊讶的热情。”
“他们至少有权知道自己在对付的是什么，MSF还在用治疗芥子气的方式处理伤口，还不如直接给伤者头上来一枪，让他们死得干脆些。”
“IG不能卷入这件事。”
“IG制造了这件事，见鬼，我们杀了这些人。”
“杀了他们的是战争。回家去，加斯帕，喝杯威士忌，两杯，这会让你好受些。忘掉蒙巴萨和阿勒颇，说真的，本来就没有人关心这两个灰尘扑扑的角落。”
——
“然后我说，我辞职。连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念头突如其来，也许从莱肯斯顿的木屋回来时它就已经潜伏在哪里了，等着合适的时候跳出来。杰森坐在那里瞪着我，好像我往他脸上泼了杯冰水似的。于是我再说了一遍，‘我辞职’。离开办公室，下楼找我的车。”斯坦利揉着手背上一个被瘀血环绕的针孔，“我就是这么离开IntelGenes的，吉布森小姐，就像顺着一道长长的、滑溜溜的楼梯往下滚，放弃了‘光子’实验组，股权，专利，熬过整整两个月乱七八糟的财政和法律噩梦。IG豢养的律师们连一根回形针都没让我带走。”
“除了那个闪存盘，他们不知道它的存在，当时还不知道。”
“我搭火车去康沃尔，租了一间旧船屋，就是那种方便夏天来海钓的游客落脚的，工具棚里有个柴油发电机和野营用的简易炉子；离最近的公路六十英里远，去火车站需要步行半个小时，穿过货真价实的荒野，草丛里一闪而过的蛇尾，一条泥浆比水多的小溪，苔藓上的鹿蹄印。”
“不起雾的天气里，你能从厨房窗户看见夜班火车在远处开过。”
“沙滩倒是很近，石滩，准确来说，可以推想这地方冬天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石头坟场。我每天都在那里散步，三小时，四小时，思考一切，什么也不思考。闪存盘放在一个铝制名片盒里，随身带着。我考虑过复制几份寄出去，匿名邮包，选三四个报社，但始终没有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剃刀’实验室要被踢下地狱，我也会被拖下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只有这一颗子弹，IG却拥有一打卡拉什尼科夫，假如他们决定把‘光子’在东非的——”
“恐怕我们需要把东非从你的证词里去掉，你会被它咬住脚后跟的。”
“你这么觉得吗，吉布森小姐？”
“我不‘觉得’，我‘知道’。检方可能会借此攻击你，但在此之前，别主动把武器放到他们手里。”
“好的。”
“那些数据，你最后是怎么处置的？”
“我打了个电话。”
——
号码并不难找，就在邮局提供的一本页边起毛的号码簿里，他把这串数字抄在报纸白边上，穿过两条街去找电话亭。
假如有人说这是整个西南沿岸最后一个公共电话亭，斯坦利也会相信的。数字键都被摸得褪色了，“0”凹陷下去，他不得不用拇指指甲使劲把它往下摁。电话亭四壁布满涂鸦，斯坦利听着拨号音，侧过头打量那些粗鄙的即兴画作和用马克笔歪歪扭扭涂在有机玻璃上的哲学问题。
“《新观察者》杂志。”
“下午好，呃，”他把话筒从左耳换到右耳，“我想找丹尼·马瑟尔先生。”
“当然，我替你转接过去。”
又是拨号音。斯坦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