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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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列强时代- 第4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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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对台湾进行侵略活动,借口便是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

1871年11月30日,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进贡船,离开琉球那霸港驶往中国。不幸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

登陆的琉球人和岸上的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名被高山族杀死,12名逃出,在凤山县受到清政府的保护。同年12月11日,又有琉球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进贡船离开那霸港开往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8日漂到台湾,45名船员同样受到凤山县政府保护。

1872年2月,前后两批琉球难民57人,由当局送到福州的琉球馆,7月平安回到那霸。

琉球人被台湾高山族杀害的消息传到日本,朝野大哗。鹿儿岛县厅参事大山纲良上书内阁,要求政府出兵“讨伐”。这本是中国台湾人和属国琉球人之间的刑事案件,和日本毫不相干,用不着日本出头,日本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台湾的武装侵略。

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琉球,是中国的属国。1372年琉球开始向明朝朝贡。明亡后,1651年,琉球开始向清朝朝贡,每二年一贡,同清朝建立新的、稳定的宗藩关系。

而历史上琉球同日本是对等的关系,到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日本藩侯萨摩以武力入侵琉球,强迫琉球向萨摩“进贡”,“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琉球王国的独自体制”。日本企图占有琉球的行动,从开始便受到琉球王国的抵,制。

1874年5月,就在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琉球国王照样向中国派出了进贡使节。

为发动侵略作准备,1873年3月,日本利用同中国互换条约之机,派副岛种臣到中国,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态度。行前日本天皇训示副岛种臣,以清政府是否以台湾全岛为所属之地,采取三种不同的策略。

4月30日,副岛种臣在天津与李鸿章会晤,互换中日条约。5月,日本使团前往北京。6月21日日本副使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会晤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

柳原前光询问三件事:“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一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中国向不过问;一即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之事,拟遣人赴生番处说话等语。”日本翻译官郑永宁进一步解释说:“若台湾生番地方,只以遣人告之,嗣后倘有日本人前往,好为相待,其意皆非为用兵等语。”

可是,柳原前光又以“日本即将讨伐台湾生番”为挟要求在觐见同治皇帝的礼节上获得特殊待遇。从以上言语可见日本人抱藏野心,朝,鲜、台湾都在日本觊觎之中,又可见日本人在出兵问题上之狡猾。

针对日本人的探问,清政府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毛昶熙、董恂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

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并说“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董两人答道:“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柳原前光又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为盟好故,特先告知。”总署大臣“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句话应对失措,给日本人留下了把柄。

按照国际法,有几点是十分明确的:一、琉球不是日本领土,琉球人不是日本国民。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主张权利,于法无据。

二、台湾,包括番地,为中国领土,高山族人是中国国民。三、日本将琉球漂民事件作为借口侵略中国台湾是违反中日条约义务的。《修好条规》第一条明确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四、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可惜,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人便主张出兵先攻取台湾和福州。琉球漂民事件发生后,日本借此谋划出兵侵略台湾。

1874年1月,日本政府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鉴于国内外形势认为对台湾出兵实为必要,于是责成参议、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大藏卿大隈重信负责此事的调查研究。

2月6日,大臣参议会议同意二人拟订的《台湾番地征伐要略》。要略确定把台湾生番视为无主之地,以取得出兵依据,并先赴台湾侦察,然后从熟番之地登陆,而且明确不与中国讨论琉球归属问题的方针。后由陆军大辅西乡从道对攻台问题作具体研究。该要略刻意将台湾生番说成是无主之地,目的在于把侵略台湾说成并非侵略中国,因而并不违反中日《修好条规》。这完全是诡辩。

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事务局局长,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又任命外务省雇用的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台湾事务局准二等出仕,作为西乡从道的助手。4月9日,西乡从道率舰队赴长崎,准备出兵台湾。

英、俄、西班牙等国驻日公使风闻日本将出兵台湾的消息,纷纷向日本外务省质问。英国害怕中日冲突会影响英国对华贸易,更不愿日本独占台湾,因而反对犹烈。诸国也向背后支持日本的美国政府表示抗议。

美国对台湾也是素怀占领野心,1867年美国曾以失事船员被台湾高山族人所杀为借口,派舰入侵台湾,但遭到失败。此时,日本计划侵略台湾,美国则给予积极支持,妄图利用日本充当在中国扩大侵略的急先锋。

熟悉台湾情况的美国人李仙得为日本侵台献计献策,另有三名美国陆海军军官参加日本侵略军,美船“纽约号”受雇为日本运兵。在各国压力之下,美国不得不要求日本停止李仙得等人参加侵略军,并撤消“纽约号”的雇用,但外国的压力并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

第722章风云激荡(二)

1874年,日军3600人共分三批出发,4月27日“有功丸”搭乘日本新任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驶往厦门,5春“、“三邦丸”、“明光丸”开往台湾社寮港。

5月18日西乡从道以“高砂丸”为旗舰,率兵开往台湾。5月21日日军沿四重溪搜索遭到高山族人攻击,22日爆发“石门之役”。当日西乡从道率舰队抵达社寮港,随即展开攻击。

这场战役中,高山族人伤亡者合计达70余名之多,牡丹社酋长父子战死。日军伤亡者有20余名。6月1日日军发动“牡丹社之役”,出兵分三路围剿高山族人。

6月5日,日军攻破牡丹社,并焚毁多社。但高山族进行顽强抵抗,时常从山中出来袭击。日军防不胜防,终不能胜,只得退守龟山,在这里建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时日军中疟疾流行,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日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清政府不但对日本侵台消息得的晚,而且知道情况后反应迟钝,措施不力。中国开始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一无所知,最先告诉中国消息的还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均咨报日本兴兵赴台湾各节。

总理衙门采取如下对策,“除由臣衙门照会该国外务省切实诘问外,臣等公同悉心商酌,此时该国动兵与否,尚未明言,固未便操之过急,而事必期于有备,患当杜于方萌,应如何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及如何先事筹备,……拟请钦派开望素着、熟悉洋情之大员,带领轮船,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情形,妥筹办理。”

而上谕云:“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朝廷还担心“操之过急”,不过“诘问”而已,并拟“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察看情形”、“相机筹办”,明显措施不足。

中国官员对日军的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批驳。5月3日,福岛九成在厦门会见知府李钟霖,递交了西乡从道致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照会一心掩饰侵略,将侵犯刚签订《修好条规》不久的与约国,说成是稍示惩罚生番,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将躲藏的生番抓住交给日本兵,日本人之虚伪和狡猾可见一斑。

5月11日,闽浙总督李鹤年复函西乡从道,内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贵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合。……琉球岛,即我属国中山国疆土,该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本部堂一视同仁,已严檄该地方官,责成生番头人,赶紧勒限交出首凶议抵。总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可也。”

应当说,李鹤年的回函对琉球漂民事件如何处理作了正面回答,要求日本撤兵也有理有据,但是西乡从道接到复函后,不仅毫无撤兵之意,反而加紧向高山族进攻。

5月1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进行诘问。照会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立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之属。……此次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贵国真有是举,何以未据先行议及,其寄泊厦港兵船,究欲办理何事,希即见复,是所深盼。”

照会用语软弱,无强烈抗议之词,更无针锋相对之意,对台湾生番所置“向未绳以法律”之词,十分不妥,授人以柄,日本正是借生番是“化外之民”出兵台湾的。

日本外务省对照会要求立即见复置之不理,直到9月才复照,且态度极为横蛮。复照称日本出兵是根据柳原前光和毛董两大臣会谈之意行事的,真是强词夺理。

5月28日,日本派驻中国公使柳原前光抵到上海,福建布政使潘等人与柳原前光会面,进行诘问,要求退兵。

随着事态的扩大,总理衙门也知道徒以口舌不能解决问题,准备用兵。5月29日,总署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称:“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湾,且有登岸情事,必须沈葆桢迅筹办法,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无隙可乘,庶几潜消隐患。”

不久上谕准奏,并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布政使潘为帮办。5月31日朝廷接李鹤年奏,报告了西乡从道的照会及复函情况。6月5日朝廷又接李鹤年奏,称已向凤山、澎湖、厦门调兵,并阐述了对日军策略:“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实际上,这也是朝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当之处在于,一是将台湾和生番分论,二是将日军攻打生番和攻击台湾腹地分开,并采取差别很大的对策,这就给人造成日本攻击台湾生番并不是侵略中国的印象,不利于中国依据国际法对日斗争使得以后对日谈判处于被动境地。

这种政策也显示出清政府恐惧战争的心理。当然清政府也不是束手坐待,开始购船买炮,并请洋教习教授,准备接战6月9日朝廷再接李鹤年奏,报告日军与生番接仗及派人前赴台湾与西乡从道按约理论的情况。

上谕云:“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

6月中旬,沈葆桢和潘到达台湾。一方面同西乡从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修筑炮台,加强军备。此时清政府也有了进行战争的决心。

上谕指示:“沈葆桢等务当与之极力理论,断不可任其妄为,倘该国悍然不顾,亦当示以兵威,不得稍涉迁就,致误事机。”

6月22日,潘持沈葆桢致西乡从道的照会和柳原前光的函会见西乡从道,与之反复辩论。由于日军进展并不顺利,中国战争准备越来越充分,西乡从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费赔偿之意。

日军在台湾进展不利,而中国备战方殷。7月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作出《出师之议》,决定扩大战争,并向陆海军两省下达了备战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诸道征兵,购买兵舰,准备大战。中国也积极备战,在澎湖诸岛建造炮台,在台厦间敷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向丹麦订购铁甲舰。并不断向台增兵,“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

但双方并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日本妄图通过谈判获取胜利果实。7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来华,向柳原前光传达政府关于对华谈判的要领和须知:“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

清政府因“备未实修,未能遽战为虑”,“窃计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乘暇勾结番族,转得固垒深沟,为备我之地”,也想早日解决此事。

7月24日,柳原前光偕郑永宁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李鸿章严词驳问,柳原前光则一味抵赖。7月30日,柳原前光到达北京,8月7日,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与总署大臣会见,以后又多次会见。柳原前光“先递照会一件,则谓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

总署大臣“随责以台湾生番,系中国地方。”“琉球之事,应由该国王清理。”“生番隶台湾版图,应如何抚绥归化之处,中国有自主之权,应由中国自行议办。”双方相互辩驳,没有结果。

中日间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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