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人，如今中外物议汹汹，咱们这时参上一脚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发生的太过突然，而其影响也发酵得太过迅速，两广方面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教案的事情已经被中外所关注。
这时候借助舆论出兵安南，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于手下幕僚的担忧，吴可却是很不以为意：“没什么，法国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让步，咱们也能寻机找法国人的晦气！”
没等幕僚接话，他便自顾自继续说道：“朝廷此时处境十分尴尬，要是这一次退让了，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跟列强说话？”
“现在，就只能看曾国藩如何应对了，咱们能做的也就是敲敲边鼓而已！”
……
此时已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
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还没跟法国人正面扛上，曾国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气。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这位公认同治朝“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以吴可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自然知晓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人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就好比后世‘非典’之时，坊间流传的盐，醋可防‘非典’一样可笑，这举动实在有让人哭笑不得之感……
第706章错误
“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吴可看着手里一份朝廷颁发告示，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讥讽。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众’的说辞，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
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朝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早已从重创中清醒过来，并恢复了一定元气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占权让恭王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谁叫大义名分在慈禧太后那边呢，他又没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这位还躺在病榻上，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强势主导了朝堂上的声音，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只能缠绵于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
“真真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吴可从‘内部人士’那知道了这些消息，忍不住摇头冷笑连连。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实在太软了点！”
身边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脸上神色有那么点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方面还是有些缺陷的！”
吴可轻轻一笑，并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都让一个缠绵病榻的女人骑到头上了，这真是……”
幕僚摇了摇头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在心中暗叹一声，难怪这厮当年搞不过咸丰，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这些都是皇家内部事务，咱们就没必要瞎参合了！”
吴可摇了摇头不想多提这事，话风一转沉声问道：“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两广民间是个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群情激奋！”
说起这个，幕僚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显然他对民间过于火暴的舆论十分担忧，接着汇报道：“特别是学堂里的那帮年轻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时疏导估计要出大乱子！”
“让下面人好好引导，要采取温和手段不要刺激这些满腔热血的家伙！”
吴可眉头轻皱，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会通知吸取的！”
幕僚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点点头应承下来。
眼下能读得起书的家庭，最少都是中农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这些公子少爷们闹事，只要不是太过当地官府不会穷追猛打。
虽然这些年吴可极力发展官学，但是限于师资力量以及传统因素，能来官学上学的贫家子弟不足官学学生的五分之一，其余数额几乎全被关系户拿下，私塾数量虽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乡勇队开办的各类工厂以及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学堂，专门招收旗下员工子弟半免费就读，就是这样也引来仕林好一番牢骚，认为这些工厂和企业附属学堂有辱斯文，不是他们盘中的菜。
没办法，此时的读书人都是稀缺资源，逼格高大上得很，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其实并不怎么赞同普及教育的。
“两广地区的洋人们是什么反应？”
吴可轻轻点头，随口又问道。
说起这个，幕僚脸上便忍不住露出丝丝阴冷和愤怒……
……
再说天津那头，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朝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大清，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
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
最后，曾交出来的，是二十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不久后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还有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更有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能理解真实历史上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第707章舆论
“这帮可恶的洋鬼子！”
广州城西街某茶楼，一位茶客猛然将手中报纸拍在桌上，一脸怒容眼神几欲喷火，剧烈起伏的胸膛显示他此时心中的巨大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