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作为两江总督执掌两江军政大权，可以用风光无限来形容，跟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肃顺算得上一时喻亮。
当然，出身不凡能力出众的肃大中堂，是看不上出身草根的吴可的，不仅仅因为吴可的出身太低又爬得太快遭人嫉妒，最重要的是他在朝堂上的奥援势力，可跟肃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与吴可有战友之情，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的大学士桂良，不仅是朝堂上老资格的大佬，而且还是恭亲王的老丈人。
而恭亲王，则是肃顺掌控朝堂的最大威胁，以吴可与桂良之间的盟友关系，肃顺能对他有好感才叫见鬼。要不是东南糜烂江南战火连绵，需要吴可和其手下替朝廷清剿叛乱的话，只怕肃顺早就找机会把吴可弄下去了。
要知道，肃顺绝对是咸丰朝最著名的铁碗权臣。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肃顺深信“治乱世，用重典”的古法，明确主张“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咸丰八年（1858），英国军舰侵入天津，咸丰皇帝派恭王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和侍郎耆英前去交涉。
这位耆英是个“红带子”出身的亲贵，只要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对耆英都不会太陌生，这厮的出名在于他的“卖国”。
不但大清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是由他主持签定的，而且后来他还先后代表朝廷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等。
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大清有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皇亲国戚和国家高级干部讲究所谓的“议亲议贵”之例（意思跟“刑不上大夫差不多”），所以尽管耆英当时引起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但道光皇帝却一直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处罚。
相反，咸丰皇帝却在即位之初就曾经革过他的职。这次与英国交涉，耆英在谈判过程中，不但事先向对手泄露谈判机密，更有甚者，他借口有重要情况要向皇帝报告，却不等皇帝批准，就擅离职守，私自跑回了北京。
这是一种严重的临阵脱逃的行为，咸丰皇帝将他下狱治罪。后来有关部门拟定的处罚是“绞监候”，大概跟今天的死缓差不多，咸丰皇帝和朝廷大多数人对这个处罚也比较满意。
结果，肃顺却认为这个处罚太轻了，他单独奏请将耆英立即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于是在肃顺的一再坚持下，耆英终于被改判死刑，在宗人府被赐自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样还在咸丰八年，肃顺还借“戊午顺天科场舞弊案”对大清的考试和吏治腐败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整顿。
这一年恰逢顺天乡试揭榜，一个唱戏的演员（那时候演艺界人士不叫“艺术家”或“明星”，而是叫“优伶”或“戏子”）平龄居然得中高魁，考进了前十名。在今天，明星大腕们的地位可以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他们往往能够动辄“演而优则学”，亲而易举的进入自己想进入的高等学府“深造”。
而在大清的制度下，明星们却毫无地位可言，即使是大腕也不例外，他们连起码的考试资格都没有。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可以算得一个极大的丑闻，套一个今天流行的说法，大概可以叫做“戏子门”事件。
消息传出，自然是举国大哗。咸丰皇帝严令彻查，结果在肃顺的坚持下，很多高级官员都身陷其中，革职的革职，杀头的杀头，甚至连主持这次考试的文渊阁大学士（名誉宰相）兼军机大臣（实际宰相）柏葰，也终未能幸免。
以吴可的消息渠道，自然知道其中很多没有公开的秘闻。
其实这个事情柏葰本人并不知情，只是他一个叫靳祥的家人从中得了好处，为平龄四处活动钻营，让他考中。刑部会审给柏葰拟定的处分是斩立决，也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大清的司法部门在给犯罪的一二品官员拟罪量刑的时候，往往都量得比他实际应得的处罚要重一些，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就是给皇帝在作最终裁定的时候一个可以减刑的机会，让皇帝去“做好人”，借以显示“皇恩浩荡”，给柏葰的这个量刑就是如此——并不是真的想要他的命。
当时很多朝中大臣、甚至包括柏葰自己都以为他断不会真的被处以极刑，最多也就是充军新疆而已。而象他这样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只要是不死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柏葰在临上刑场的时候，还很轻松的吩咐他儿子替他准备好充军路上的生活用品，在城门外的夕照寺等他，一旦皇帝减刑充军的上谕下来，就好马上离京上路。
咸丰皇帝确实也准备将柏葰充军了事，因为究其性质而言，柏葰本人在本案中最多也就是个“失察之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担“领导责任”。而且大清开国二百余年，还从来没有在菜市口（大清斩杀高级官员的刑场）公开杀过一个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先例。
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但一入内阁当上大学士就算是名义上的宰相了，军机大臣则是事实上的宰相，柏葰以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则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乾隆年间杀讷亲、嘉庆年间杀和皇谴土钭跃《眩济挥醒焊靶坛」惩贰�
然而肃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正是一个杀一儆百、整饬吏治的绝好机会，因此坚持应当对柏葰立即执行死刑。当咸丰皇帝替柏葰辩解说“法难宽宥，情有可原”时，肃顺反驳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法难宽宥”。在原则面前，皇帝被搞得无话可说，终于下旨砍了这位“柏老相国”的头。
据说，当柏葰在菜市口刑场接到执行死刑的“驾贴”（也就是行刑的命令）时，脱口而出：“皇上断不肯如此，必是肃六（即肃顺）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只怕有朝一日，他也会和我一样的下场。”
由此可见，肃顺的狠辣和果决，这名头在官场可是赫赫有名，这样的人在处于绝境之时会做出什么反应都不奇怪……
第698章跋扈
肃顺这家伙绝对是个狠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其本人虽然是旗人贵族出身，但他却一向很瞧不起旗人。常说旗人只知道吃喝玩乐，一点用都没有。这使得他得罪了很多旗人贵族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如杀耆英和柏葰，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嚣张跋扈可见一斑。
不过肃顺极受咸丰帝看重，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在咸丰朝期可谓第一权臣根本不必顾忌他人感受。
与对待旗人的态度相反，肃顺十分维护和重用汉人中的杰出人才。
可以说，大清王朝之所以能在内忧外患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虽然主要得力于恭王、曾国藩等后来的全力维持，但追本溯源则主要还是依靠肃顺的种因于前。
肃顺本人也非常注意在自己的身边网罗汉人中的杰出人才，除前面提到的湖南才子王辏г艘酝猓褂腥绻造狻⒁啤⒏咝馁绲惹迥┟匾皇钡牟抛樱荚谒铣て谛ЯΓ笔痹诒本┯小八嗝帕印敝啤�
但肃顺也绝不是一味无原则的尊重汉人。有一个后来当上大学士的周祖培，当时和他一样都是刑部尚书（清制：各部尚书都是两人，一满一汉）。肃顺很瞧不起周祖培，以至于常常当着周祖培的面，公开把周祖培在文件上已经签署的意见直接划掉，让周祖培颜面丢尽，很下不来台。
周祖培后来不但是力主扳倒肃顺的主要人物，还是公开竭力怂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始作俑者。而他之所以不遗余力怂恿垂帘的原因，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彻底打倒肃顺。因为报一己私仇而放弃基本的政治原则，这位“周中堂”的为人，也实在不怎么样。难怪不但肃顺瞧不起他，连恭王也瞧不起他。
还有一个坊间传言就有些不可靠了：说在决定是否杀柏葰的时候，肃顺对咸丰皇帝的迟疑不决很不耐烦。忍无可忍之际，他竟从皇帝的手里夺过皇帝专用的朱笔，在御驾之前强行“矫诏”杀了柏葰。
当然这个传言吴可只把他当作笑话，咸丰皇帝不是汉献帝，肃顺也不是曹操。虽然咸丰皇帝对肃顺的倚重几乎已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肃顺对咸丰皇帝还是很尊重的。
而且咸丰皇帝也绝不是一个暗弱窝囊的皇帝，想恭王以骨肉之亲出掌阁揆，他尚且能一言罢黜，肃顺就是再跋扈十倍，也断不敢如此。
京城出现这样诛心的传言，还不是肃顺积怨太多的缘故，以至于他当政之际虽然“名满天下”，但事败之后却不免“谤亦随之”。肃顺把持朝纲，权倾朝野数年之久，可是一旦势败那帮子唯唯诺诺的朝臣无不落井下石，只能是这厮做人太过失败，性格睥睨太傲做事过于偏激极有关系。
……
咸丰帝驾崩后，御前大臣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与新皇帝载淳的生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产生严重矛盾，叶赫那拉氏乃鼓动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随即遭到八大臣极力反对。
另一方面，宗族中比较近的恭亲王奕䜣与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亦极为不满。于是叶赫那拉氏与奕䜣等人联合起来一起对付顾命大臣派系。
没办法，朝堂上的位置就那么多，肃顺的人占了其他人就没得分，这是赤落落的利益之争根本没有回旋余地。
要知道在肃顺身边，可是形成了一个极大庞大的官场势力集团，占据了不少朝堂上的关键位置，加上肃顺招惹的仇敌实在不少，风光之时无人能抗倒也罢了，可一旦势衰便等着墙倒众人推吧。
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
而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获取皇帝信赖，肃顺还积极拉拢大员，延揽人才，发展自身势力。如他力荐陈孚恩出任兵部尚书，扶植杜翰为自己门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与穆荫来往甚密。
同时，肃顺还多方吸纳汉族幕僚。他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于是他对待汉人恭敬有加，但对旗人“睚眦暴戾，如奴隶若”，甚至就连受贿，他也只收旗人不收汉人，搞得整个旗人圈怨声载道。
也正秉此原则，肃顺将王辏г恕⒏咝馁纭⒐造獾让髀拗旅畔拢阄皇敝 �
到咸丰九年，一个以肃顺为核心，包括端华、载垣、穆荫、杜翰、陈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内的政治集团基本成型，他们或为心腹，或为羽翼，盘根错节，遍布朝堂内外势力庞大之极。
这么庞大一政治势力，显然需要占据不少朝堂关键位置。之前咸丰帝还在之时也就算了，眼下怎么可能还让肃顺派系拥有如此强大实力？
而且肃顺在整顿官场风气的同时，又大肆包庇同盟官员的不法行径，为此得罪的朝堂势力当真不在少数。
肃顺在“戊午科场案”繁荣具体执法中存在明显不公，如他袒护陈孚恩，使其免受案件牵连。更让人不齿的是，两年后肃顺监视庚申恩科，居然为了能让幕僚高心夔中试，不惜考前泄题，实“为科甲中人所切齿”。可以说，肃顺打掉了一只老虎，却又养了其他老虎。
彻查“户部宝钞案”时，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将户部整个掀了个底儿掉，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
可就在案情渐趋明朗之际，咸丰九年十一月，户部稿库突起大火，“三日不息，存案悉毁”，“宇廨尽焚”，“统计延烧、拆卸房屋二百余间”，致使户部积案无可稽查。
偏偏在此关口，户部起了大火，这令咸丰坚信其中定有更大阴谋，遂命肃顺详查。有了皇帝的力挺，肃顺办案愈发酷烈，定要揪出幕后的“大老虎”。
几经核查，耗时一年，肃又将户部司员景雯、崇贵、常禄、忠麟、王熙震诸人利用短号钞换取长号钞，从而吞没巨款的案情查出。经过反复逼供，忠麟等供认此事曾经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心存过目，但翁漫不经心，故毫无察觉。
拿到证据，肃顺立即启动对翁心存之弹劾，终使朝廷对翁予以革职留任之处分。而时任大学士的祁寯藻，因对肃顺办案作风不能认同，二人屡次发生冲突，“肃顺议论风发泉涌，寯藻格格然勿能难”，不得不称病辞职。
这场轰轰烈烈的“户部宝钞案”前后延续长达两年多，“波及至数百人，系狱至两三载，南北两监，囚为之满”，确也暂时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可肃顺以查案之便借机排挤了祁寯藻与翁心存，使个人势力继续膨胀。不过这种大肆反腐的举动，让官员们人人自危的同时，也迫使他们开始私下紧密抱团，以求自保。
难怪有大臣感慨“然昔岁科场，今兹储库，屡行大狱，亦非国家之福也”。肃顺得到了权力却失去了人心。这波“打老虎”运动，终究还是变了味道。
肃顺不仅得罪大部分非本派系朝臣，还利用手头权势压得恭亲王几乎无法翻身，这样的‘其耻大辱’恭亲王又怎会轻易忘记？
与肃顺风生水起的架势迥异，奕欣的境遇只能用尴尬来形容。
其实自从被咸丰撵回上书房后，奕欣就一直处于不尴不尬之地。待肃顺得势后，其处境愈加微妙。
咸丰八年，奉旨赴天津与英法议和的大臣耆英擅自回京，引来皇帝震怒。围绕如何处置耆英，朝堂形成两种不同意见：奕欣依循大清律例，认定耆英不遵旨私自返京，确属冒昧糊涂，但其并非统兵将帅，也无碍大局，况且律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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