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第369部分

曾国藩这次剿捻失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由于他指挥战略上的失误，而是由于人力，人心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腐败，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腐败，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

一干换被系将领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因此，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以上两个致命原因，他无法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抓住战机夺取胜利。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最终被聚而歼灭，当然吧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

清军接二连三在捻匪手上吃亏，不仅朝廷震动担心又出来一个太平天国，就是各省清军都难免心生惴惴生怕被调去剿匪。

当然吴可没这想法，捻匪虽然表现惊人，但他还没放在眼里。当初在河南以及淮北之时可没少打交道，当时捻匪正是鼎盛之时，不也被乡勇队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之后更是被杀得大败逃散，对付捻匪根本就无任何心理负担。

本来朝廷还有意调拨两广清军助剿，不知道为何最后却没了音讯，吴可对此也不在意正好省却了一桩麻烦，他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剿灭贵州突然暴起的骚乱。

没错，就在北地捻匪肆虐，满清重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战败被杀，湘军主帅亲率大军围剿也连连战败无功而返之时，好象约好了似的，他那岳父老子张亮基所辖云贵突然暴发大规模苗民骚乱，吴可自然得着紧派出兵马帮助岳父大人平息治下叛乱，尽快恢复云贵两省的稳定和秩序。

真是邪了门了，原本湘军主力收复金陵，煊赫一时的太平军主力覆灭，眼下着多年的战乱即将平息，谁料不过短短一年时间过去，南北两地的战火不仅没有平息迹象，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摸样，朝廷就是想要休养生息也不得闲，更不要说吴可这些亲临战乱一线的封疆大吏……

第657章云贵战乱

19世纪50年代中期，受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影响，深受官府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的贵州各族百姓也纷纷响应号召举旗起义，反抗朝廷的残暴统治。

1855年4月30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黔东南整个苗民聚居区。

不过苗民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在吃了几次大亏后，起义军首领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到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与黔东南苗族起义的同时，贵州东部号军、黔西南、黔西北苗民也发动起义。起义烽火几乎燃遍了贵州全省。

当时，清军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上，因此对贵州各族百姓的揭杆起义没有多大办法。

当然，贵州复杂的地形也限制了清军的行动，想要扑灭苗民起义，不花费大代价想都不用想，性价比实在太高朝廷更关注钱粮财赋之地的江南亮光地区，使得贵州苗民起义一直剿而不灭。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整个大清的反清形势转入低潮。朝廷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终于腾出手来于次年抽调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黔西北苗军、黔北号军相继失败。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处境更加困难。

1865年5月，两广清军席宝田部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苗军守将甘保玉与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

两广清军从正面进攻，火力十分猛烈苗民措不及防之下伤亡惨重。见久攻不下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进攻击驻守苗军后翼。

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被火，枪击中头部当场毙命，寨头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镇压号军起义后，又向苗军发动进攻，于1864年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1865年，朝廷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两广总督吴可遣广东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两广清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之苗军。

3月10日，两广清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

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两广清军攻占秉施县城，苗军见势不妙急忙向西撤退。

援黔之两广清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已经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

1865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两广清军一万余将士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10余公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20余公里）。

瓮谷陇至黄平，中间有黄飘（黄平东南10公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决议继续攻击前进，不给苗军以喘息之机。

5月3日，进黔之两广清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苗军且战且走，退至黄飘。

张秀盾、包大度率军万余人设伏于此。当两广清军人马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发难前阻后截，山上滚木檑石如雨倾下，鸟枪、土炮、弓箭一齐施放，进攻之两广清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人马自相践踏死伤甚众。

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山炮击中头部当场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用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被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苗军歼灭援黔之两广清军万余人，取得了辉煌战果。

援黔两广清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消息传到广州时吴可勃然大怒，借机将两广清军序列不听号令阳奉阴违的刺头拿下杀鸡骇猴，然后二话不说派出驻守黔桂边境的乡勇队一个大队三千人马杀入贵州，直扑刚刚取得大胜的黄飘苗军而去。

而黄飘之战是贵州苗族百姓起义军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苗军不畏强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勇于和来犯清军决一死战，并且能够集中兵力，以小部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打了个漂亮歼灭战。

而两广清军在多次胜利后，轻敌冒进终于被苗军抓住机会打得大败，致使两广清军中的本土势力损失惨重，再也没势力跟两广总督吴可暗地里较量，整个两广清军全部纳入总督衙门掌控之中没有异声。

吴可应该感谢贵州苗军的大力帮助，可惜这次惨败不仅破坏了两广清军出征之前在几个月之内“剿平”黔东南苗军的企图，打击了两广清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贵州起义军的士气，搞得云贵总督张亮基十分被动。

为了替老丈人分忧，身为两广总督的吴可义不容辞。幸好他早与老丈人打好招呼，此次黄飘大战援黔之两广清军虽然大败亏输，但对于乡勇队以及总督衙门而言并没有多大损失，能够在第一时间派遣精兵强将杀入黔东南，以犀利的火，枪射击以及灵活多变的战术，迅速压制了当地苗军的嚣张气焰。

只是让吴可和张亮基头疼不已的是，贵州苗民在黄飘大胜两广清军来犯人马，这对于云贵两省以及两广清军没多大妨碍，可是苗军的胜利却鼓舞了云南回民起义军的士气，就在贵州境内战火连天的当口云南也跟着大乱起来。

……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百姓在满清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

朝廷每年向云南征收赋税达白银四十万四千二百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费用和官吏的“养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征科派。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也分摊到云南各族百姓头上，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朝廷为了弹压云南百姓的反抗，在云南驻有绿营兵近四万人，每年所需俸饷及军械弹药、恤赏等费甚巨，其中半数以上由地丁银中支取，余由江南各省的协饷银补给。

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协饷银的来源，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各地团练更是“任意科敛，弊窦丛生”。

由此，本就生活于水生火热中的云南各族百姓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被迫起而反抗，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转移云南各族百姓的反抗斗争目标，当地官府以及地主豪强不断挑起辖内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

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治内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几十个民族。除汉、回两族外，地方官府对其他民族统称之为“夷”，而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

由于地方官府以及地主豪强的挑拨离间，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早在嘉庆初年，就因回汉上层豪强争夺厂矿利益，开始发生仇杀。道光朝以后回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械斗和仇杀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激烈纠纷。

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机施展“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导致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回汉械斗。

在当地官府的‘不懈’努力下，事态最终失控，由械斗引发成当地回汉两族百姓的大乱斗，之后事情越演越烈等到官府察觉部不对，心生害怕想要控制事态继续发酵之时已经晚了，当地灰百姓积累的怨气由械斗龈爆，然后变成了波及范围甚广的大骚乱……

第658章云南‘故’事

1856年春，临安汉族恶霸煽动汉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城捕杀回民，“老弱鲜得免者”，楚雄府的汉族官绅也残暴地屠杀回民。临安汉族恶霸等在广通（今禄丰县广通镇）、罗川（今禄丰县西南）、禄丰等地逞凶之后，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杀回民，回众起而自卫。

新兴（今玉溪）回民首领马凌汉率回民千余，在距昆明二十里的小板桥，将临安汉人恶霸打败。这本来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却被当地官府指责为“纠众谋逆”、“阴谋作乱”。云南巡抚舒兴阿和团练大臣黄琮竟“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达了对昆明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

云南官府高层策划的对云南回民的野蛮屠杀，终于迫使回民百姓走上武装叛乱的道路。同年6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月即攻占州城，随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

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法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字复初）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今晋宁），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武装叛乱的烽火遍及云南全境。

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各民族底层百姓也纷纷跟进。

哀牢山区李文学领导的彝族百姓武装叛乱队伍，一开始就同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其他起义队伍也或者单独作战，或者与回民起义军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回民起义的行列。

这时，虽然各地民族仇杀事件在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各族底层百姓，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官府和地主武装团练才是回汉仇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各族百姓共同的敌人，从而摒弃民族相仇的偏见，走上了共同反对朝廷的武装斗争道路。

……

以回民为主体的云南各族百姓发起的武装叛乱，极大地震动了朝廷。

咸丰帝闻讯勃然大怒，立即令正在贵州镇压当地苗民起义的云贵总督恒春折回云南，“痛加剿洗”。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朝廷不断征调各省清兵赴江南镇压太平军，云南防军也“半经外调”，所剩清军不敷派遣，顾此失彼。回民叛乱武装正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力量开展与地方清军的斗争。

滇东、滇南各族百姓揭杆而起之初，组织比较分散没有统一号令以及明确目标。曲靖、临安、东川（治今会泽）、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