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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杨永泰等都不由点头道：“蛰翁所言极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官本位思想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只怕学术界也未能免俗。”
汤寿潜接着说道：“中央学会拥有的参议员名额足以媲美各省，可以想知中央学会会长将来对于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力。此次众议员初选，我们新中国党的得票从年龄层次上看主要来自二三十岁的西式学堂毕业生，从职业上看主要来自知识界，这些都是我们新中国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偏偏中央学会在会员资格上和我党支持者颇有重合之处。
“《礼记》有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若中央学会会长是冲虚谦退的彬彬君子还好。如果是国民党在这个位置上安插一个争权夺利之辈，恐怕将来与百熙之间少不了一番龙争虎斗！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乘此机会接受会长一职？”
杨永泰道：“蛰翁，这个中央学会的会长可不好当啊！单单现在一个会员互选资格认定就闹得教育部上下鸡犬不宁，谁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波折？袁项城、蔡鹤琴奉送给大人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这几顶高帽子，说白了就是让大人去当恶人，决定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让谁上、让谁不上。最后功劳没有多少，反倒都是得罪人、背黑锅的活儿，弄不好就影响我们新中国党在全国的选举大局，大人怎么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
汤寿潜捋了捋胡子：“百熙、畅卿，老夫给你们说则《韩非子》里的故事吧！话说宋国有位执政大臣名叫子罕，某日对国君宋桓侯说道：‘百姓喜欢奖赏恩赐，所以这项权力由您来操持；百姓憎恶杀戮刑罚，这就由微臣来掌管吧！如此一来便可以恩归于上、怨归于臣，百姓对大王只有感恩戴德之心，江山才会永保稳固。’宋桓侯思忖片刻，觉得子罕所言甚是有理，便答应了。
“从此以后，每当有司要颁布法令、诛杀大臣，宋桓侯都说：‘这种事去问子罕吧！’于是全国的王公大臣都畏惧子罕而不害怕国军，升斗小民都只知道有子罕而不知道有国君。政策推行一年之后，子罕便杀死了宋桓侯而自立为王，全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史称‘戴氏取宋’。百熙，你知道《韩非子》中记载这则故事是想说明什么道理么？”
孙元起可不像汤寿潜那么知识渊博，自然不知道这则故事是出自《韩非子》的《二柄篇》，当下唯有默然以对。
汤寿潜也没指望从孙元起这里得到答案：“这则故事意在说明‘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位者必须恩威兼施，不可偏废其一，故而在皇权统治时期有‘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之说。
“百熙你自光绪年间以来便在大江南北捐资兴学，惠及全国万千学子；执政四川之后，更是蠲免川陕各省钱粮田赋，恩泽不可谓不广。但你在威刑上却鲜有举措，即便主政一方也少有杀戮刑罚，使人觉得你是生而少断、好和不争，故而袁项城、宋遁初等才屡次三番对我们新中国党构陷利用。百熙你必须在适当时候表现出杀伐果断，才能让他们有所忌讳。
“此次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会员资格在大总统府颁布的法案本来说得极为清楚明白，认定起来应该非常通畅易行才是，结果却闹得沸沸扬扬。为什么呢？究其根源在于某些没有互选资格的毕业生、在校生从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角度对法案进行曲解，认为他们应该享有互选资格，而蔡鹤琴没有太大权威，处理又失之柔弱，由此酿成互选风波，并日益高涨。
“当此之时，百熙你应该挺身而出，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权威对互选资格进行明确界定，是则是，否则否；解释颁发之后如果再有故意捣乱者，关则关，罚则罚。藉此也让袁项城、黎黄陂、国民党、共和党他们知道你只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并非一直柔弱可欺。”
杨永泰也赞成道：“蛰翁高见！大人，不用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
“这……”孙元起顿时大有犹豫：从事教育这么多年，对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凡事喜欢“和为贵”，对于他们抗议请愿真还下不去狠手。或许这就是汤寿潜所说的“生而少断、好和不争”性格吧？
汤寿潜见状有些不满，声音也略略提高：“百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孙元起只好退让一步道：“我到北京看看再说吧。”
就这样，他乘坐飞机返回了北京，参与到这场特殊的选举中来。
第三九九章系马高楼垂柳边（一）
孙元起此次北上并不是很着急，所以也没有刻意安排专机，而是随意搭乘了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
飞机从上海起飞后不知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从牟利角度考虑，几乎每站必停，先后停靠南京、合肥、开封、正定才抵达北京，原本预期一天可以抵达的航程愣是被拖延成了两天。不过就孙元起观察，中华航空公司运营情况还是很不错的，额定十人的客机几乎每次都是满员，要知道从上海到南京短短三百公里的航程，票价就高达四十块银元！
更令孙元起感兴趣的是乘客们的身份。除了极少数是特意乘坐飞机开洋荤的新潮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四十岁以下的男性商贾。当然，现在飞机的机舱密闭性、隔热性、舒适性都不是很好，又值冬季，每位乘客在航行过程中都要拥着厚毛毯瑟瑟发抖，确实不适合老弱妇孺，更不适合那些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只有那些追求时间、金钱的商人才会敢于忍受这种折磨。
孙元起说是去北京看看，结果刚下飞机就看见蔡元培在机场恭候。
看来中央学会乱七八糟的事情确实把蔡元培折腾得够呛，只见他身材消瘦、面色青黑、头发半百、颧骨高耸，看到孙元起便扑了过来，紧紧握住孙元起双手：“百熙，你可来了！元培望子久矣！”
孙元起有些惊讶：“孑民兄何以至此？孙某听闻近来京城因为中央学会会员资格认定事宜闹得沸沸扬扬，正好仁兄折简相召，便北上看看情况。怎么，局面已经糜烂至此？”
蔡元培长叹一声：“一言难尽哪！走，我们上车边走边说。”
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新款小轿车在民国元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因其式样雅致、车身坚固、行使稳速、座位舒适等诸多优点，很快博得政府高官、巨商大贾的青睐。尽管售价不菲，加上关税至少要值三四千银元，依然迅速成为京、津、沪等地小开招摇过市的新宠。据负责通用公司在中国销售事宜的孙多鑫月前保守估计。今年至少可以售出三百辆通用轿车，明年估计会翻上一番。
通用轿车的热销，导致陕北延长油田公司的产品在市面上供不应求，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各地对石油的勘探开采和蒸馏提炼。当然，这都是题外话。
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也由内阁配发了一辆通用轿车。蔡元培拉着孙元起坐到后排座位，然后开始诉苦道：“百熙。以前乡间谣谚说‘别人的活好干，别人的钱好赚’，蔡某还有些不信，总以为既然别人能干的事儿咱肯定也能干！自从接受教育总长之职后，蔡某才明白什么叫‘人力有时而穷’。以前看着百熙你在任时颁布学制体系、推行义务教育，似乎轻而易举；等自己着手操办的时候。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就说义务教育拨款的事吧！本来以为最麻烦的是筹款，没想到百熙你已经提前帮助解决，剩余事情应该非常轻松写意才是。谁知发放的时候，这个省也伸手喊穷，那个省也张嘴要钱，几乎到处都是窟窿。国库里早就空空如也，教育部又是清水衙门。哪里有多钱去弥缝窟窿？蔡某只好抹下脸面，拆东墙补西墙，再四处讨饭化缘，才勉勉强强交差。
“再说眼下中央学会会员资格认定的事儿。本来会员资格在大总统府颁布的《中央学会法》里说得清清楚楚，谁知那些学生偏要断章取义，故意曲解，甚至对法令置之不理，无理取闹。天天围着衙门寓所抗议请愿。那些学生都是天之骄子，说又说不服，打又打不得，直闹得教育部上下鸡飞狗跳，片刻不得安宁。蔡某更是心力交瘁，感觉一月之间便老了十岁！”
听了蔡元培的控诉，孙元起对他也深表同情。
一般来说。要想掌控住局面必须要以理服人、以势压人、以情动人，然而蔡元培刚刚接掌教育部，和学生无半点情分可言；作为文化人、教育家、革命者，他又不屑于用自己的权势去压倒对方；所以。他只能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企图说服学生。可是那些热血上脑的学生哪有心情听你翻弄嘴皮？所谓“以理服人”，无异于对牛弹琴。
蔡元培最后有些庆幸地说道：“所幸贤弟重仁重义、公忠体国，能够上思国家之大计，中解学部之危困，下拯愚兄于水火，不避艰险，肩荷重任，愚兄实在是感激不尽！”
孙元起可不愿轻易沾惹上这摊子事儿，连忙辩解道：“孑民兄，小弟此次北上主要是为处理经世大学校务，不涉及其他任何事情，只怕仁兄有些误解吧？再者按照国家法令，中央学会应由教育总长负责，仁兄大才，处理此事定然游刃有余，何苦要牵扯小弟在这个局外人？还望仁兄恕罪！”
蔡元培顿时一脸苦相，连连抱拳作揖道：“百熙！贤弟！是你把愚兄推入这个火坑，如今愚兄有难，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愚兄恳请您能够念在以往兄弟情分上施以援手，如果你不出面处理中央学会之事，愚兄唯有辞职一途。实不相瞒，早在数日之前我就已经写好辞呈，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了。”
见蔡元培如此放低身段，孙元起也不好坚拒，只好虚与委蛇道：“孑民兄，小弟对此也是素手无策，还是看看再说吧。”
两人正说话间，汽车已经抵达教育部外。此时教育部外正围着一大群请愿学生，因为从大早上到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天，也没有看见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身影，教门的警卫也一再表示今天总长没有到部，所以大家都有些气馁，都准备去蔡元培的寓所围堵。本来已经准备散去，突然间看见蔡元培的轿车出现，众人精神都为之一振，顿时上前将轿车团团围住，振臂高呼道：“我们要选票！我们要公平！”
“学界平等，一视同仁！”
“不公正。毋宁死！”
“打倒专权舞弊之教育总长蔡鹤卿！”
“蔡鹤卿不辞职，教育界无宁日！”
……
好在经世大学设计的这款轿车充分考虑到乘坐者的隐私，车窗采用的是单向透视玻璃，加上车内较暗，所以坐在车里的孙元起、蔡元培等人倒不虞被外面人看见；而且车门可以反锁，也不怕学生们拽开车门。但孙元起好奇的是，学生们高呼的口号貌似意指蔡元培在中央学会会员互选过程中有不公正之处。不过就孙元起所知。蔡元培的个人品德在民国时期是有口皆碑的，怎么可能会有专权舞弊的行径？
蔡元培似乎察觉到孙元起的疑惑，苦笑着说道：“蔡某也是情非得已啊！”旋即又问道：“百熙，你应该知道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吧？”
“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孙某自然知道这所学校。它前身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设立的养正书塾，后曾先后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全浙师范学堂，前不久刚刚根据教育部令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在宣统前后。它曾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等并称为‘六大师范’，算得上是全国名校。”孙元起执掌学部这么多年，对全国高等院校了如指掌，不过他有些不明白：“孑民兄，为什么突然提及这所学校？”
蔡元培有些羞愧地答道：“确实如百熙所言，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算得上是全国名校，尤其是在浙江高等教育稍显薄弱的情况下。更属难能可贵。但该所学校与其他五所高师略有区别，仅在名字上就有体现，因为它除了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外，还有培养小学师资的中等师范，故而名为‘两级师范学校’。
“教育部批准中央学会开始会员资格审查后，浙江教育厅曾致电教育部，询问该校会员互选该如何办理。蔡某碍于桑梓情面，加上浙省士绅纷纷请托说情。便批准该校全体学生享有互选权。谁知部中专门司在备案时发现该学堂不仅设有高等教育的优级师范选科，还有初级师范简易科和体操专修科，便拒绝签字。蔡某也是一时糊涂，便自行画押备案了事。结果引得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斥蔡某专权舞弊。”
孙元起这才明白事情始末，不过蔡元培这番徇私偏袒确实算得上是专权舞弊，而且此举会让事情更加复杂。也让他失去处理中央学会事务的资格。
两人坐在车里交谈，车外的学生们却以为蔡元培是故意躲避，畏葸不敢出车，更加群情激奋。当下便有学生找来砖块瓦砾开始砸窗，准备揪出蔡元培饱以老拳。蔡元培见状只好大声呼叫教育部门口的巡警、门卫前来救驾，轿车司机也拼命鸣笛，缓缓开车逼退前面阻拦的学生。
待巡警稍稍驱散学生，蔡元培才拉着孙元起钻出轿车，对诸位学生高声说道：“蔡某才疏学浅、私德有亏，无法公平公正处理中央学会相关事务，实在愧对天下民众。因而特地请来孙百熙先生全权负责此事，从今以后蔡某概不插手，还请诸位宽宥蔡某！”说完朝四周各深鞠一躬。
学生们看到孙元起出现、蔡元培道歉，先是一愣。接着便欢呼雀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