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到评论别人的华丽转身。当时有个叫做李觌的名士，别人都夸，只有司马朗经常公开地批评他；后来李觌果真败亡，人们不得不佩服司马朗的眼光。朝中钟繇、王粲等人发表言论说：“只有圣人才能让天下太平。”，司马朗则说：“伊尹、颜回虽然不是圣人，但是他们的德行言论在民众中代代相传、深入人心的话，也可以成就太平盛世。”曹丕很喜欢司马朗，称帝后曾派人手抄他的的言论文章。
46岁，随军征伐东吴，军中爆发瘟疫，司马朗亲自巡视，给士兵们分发药物，自己却感染了疾病，因而病死。 他去世之后，兖州的老百姓都非常怀念他。
《三国志》是西晋史官陈寿所著，司马朗是司马家族唯一一个在《三国志》中列传的人物，那么在陈寿笔下貌似完美的司马朗，是否也有他的不足呢？
司马朗有他不智的一面，眼看危险迫在眉睫，他竟劝说临县豪族李邵和他一起老老实实呆着。在提出建议时要想避免给人灌输或强迫的感觉，不能诉诸于理性，而应诉诸于利益。司马朗和李邵说的正是大道理，而非陈述利害。而且，如果李邵听从他的建议，难道他就真的带着全家老幼在温县听天由命吗？背井离乡逃亡之后，不首先选择黎阳而是只想着投奔父亲，结果差点把全家断送，凭着侥幸和破财才逃脱，绕了一个大圈子才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当然，司马朗毕竟当时只有19岁，突然肩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也确实难为他了，指出这些只是对其完人形象的必要补充。
司马朗还有他迂腐的一面，他对井田制的憧憬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自战国时期井田制崩溃以来，明白人都知道这套制度已经过时了，只有王莽傻不拉几地想要恢复结果就是民怨沸腾身死国灭。好在司马朗没有像他的弟弟那样执掌过国家大权，不然单凭他的政治理想他就注定要做第二个王莽。
世上的父母多数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神童，但神童普遍具有一个弱点，不能理解普通人弱的一面，容易偏激和孤独，纵然能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却不善用人，也就无法作为领袖，完成大的事业。更令人叹息的是天妒英才，神童总是难以长寿。司马朗不是一个优秀的谋士，更有着迂腐的一面，但他临危不惧的气度和担当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的英年早逝是令人痛惜的，而他的仁慈和善良，在乱世之中尤为可贵，尤其是在民生方面，他对百姓、对士兵的付出更是无可挑剔的满分，你几时再见过一个能让百姓自发回县里帮忙的县令？几时再见过一个面对传染病能够亲临一线的官员？神农为了人们的健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这个层面来看，称司马朗为再世神农并不为过。
再世神农司马朗，是司马家族唯一一个忧国忧民、无私付出的人，是家族中人格最高尚的一员，即便是在整个曹操势力范围内比较，也当与荀彧并驾齐驱，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司马朗的仁者爱人是为了收买人心，沽名钓誉。对此我只想说，所有的利他行为都应该被鼓励，即使布施者最后也得利。
安平王司马孚
早年经历
司马孚，字叔达，（180…272）。司马防第三子，司马懿之弟，北宋名臣司马光先祖。司马家族最长寿、最矛盾、最痛苦的人。
司马孚年轻时就表现出性格温和而坚持自己原则的一面。躲避战乱的逃亡途中，也坚持读书学习。有一位叫做殷武的名士，因为获罪被流放。司马孚前去探望他，与他同吃同住，当时的人都给他点赞。
出仕曹魏
在司马懿出任曹丕的属官之后，只比司马懿小一岁的司马孚出任曹植的属官（具体时间不详，至少在28岁以后，37岁之前）。曹植恃才傲物，盛气凌人，司马孚总劝他低调点，一开始曹植嫌他烦，后来估计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他的唠叨，干脆向他道歉。因为曹植一生都没有改掉过恃才傲物盛气凌人的毛病，说他是因为听进去了司马孚的劝告才道歉难以令人信服。当时曹操的继承人无非是曹丕和曹植两人当中选择，司马家族这么明显的两头堵押宝竟然没有引起曹家的猜忌和不满，令人着实纳闷。
37岁，曹丕胜出，成为魏王世子。司马孚升任太子中庶子（太子的老师）。司马孚毫无心理压力地开始为曹丕服务，从他一生的原则来看，曹植对他是相当不怎么样，甚至有可能怀疑他是曹丕的眼线。
40岁，曹操去世。曹丕哭得人事不省，司马孚劝他说：“先王去世，天下人都等着您来领导，怎么能跟个老百姓一样就知道哭呢？”曹丕又哭了一阵才说：“有道理啊。”同时，大臣们也是哭成一圈，不站队伍。司马孚严厉地说：“先王去世，天下震动，应该赶紧参拜新王安定天下，你们光哭有什么用？”这些其实都是曹丕的心声，但是曹丕总不能自己说出来，司马孚真是贴心人。
曹丕篡汉，需要提拔一些干部。曹丕身边的人就给人事部门做暗示，打算就提拔曹丕做太子时的旧臣，外人一个不要。司马孚身为曹丕旧臣却颇识大体，以大局为重，劝曹丕自己人要提拔，外人也要提拔。曹丕听从，并且将司马孚任命为机要秘书兼管部分禁军。
41岁，刘备伐吴，孙权向曹丕称臣，按说应该把魏国的降将于禁送回来，但是等了很久人还没到。曹丕问司马孚：“叔达，你怎么看？”司马孚说：”这都不是事儿，等等看，于禁不过是年三十儿的凉菜，有他也过年，没他咱也过年，犯不着为了一盘凉菜跟孙权翻脸，于禁没回来应该是有别的原因。”后来于禁回到了魏国，果然是因为有病才滞留的。这件事之后，司马孚被封为关内侯，又衣锦还乡到老家河内郡管过一段时间的屯田事务，再到清河郡当了一阵子太守，摆明了就是京官挂职锻炼以备重用。
累有功勋
46岁，曹丕去世，曹睿即位，度支尚书（财政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一职空缺，曹睿想任用司马孚，咨询身边的人：“司马孚有他哥哥的风范吗？”身边的人回答：”那必须的”。曹睿说：“朕有司马兄弟二人，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于是曹魏帝国一手收钱一手花钱的大权就都交给了司马孚。
曹睿时代，帝国的主旋律是抵抗诸葛亮。司马孚不满足于管钱，在战备上也提出了主张：
第一、 每次诸葛亮来袭，边境的部队抵挡不住，在边境上长期驻扎大军则过于消耗国力，可每次都调中央军驰援又贻误战机，应该在京城和边境之间设置两股机动部队。
第二、 关中地区连年交战，粮食物资储备不足，应该从冀州调五千名农夫过去，秋冬训练，春夏屯田。这样就可以针对蜀军后勤补给不给力的弱点和他们拼消耗。
这两条建议都被采纳，曹魏帝国的漏洞被打上了补丁，使诸葛亮的北伐更加举步维艰。司马孚因功升任尚书令（中央政府秘书长）。
夹缝求生
59岁，魏明帝曹睿驾崩，齐王曹芳即位，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司马孚担心遭到曹爽集团的打击，以离休的姿态什么事都不管了。
69岁，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司马孚是主要参与者。他的任务是和司马师一起控制住重中之重的司马门（偏偏是这个名字），控制皇宫。政变成功，司马孚因功进爵长社县侯，保持尚书令官位的基础上又兼任侍中，不久又升任司空。
71岁，太尉王凌发动淮南一叛，被司马懿消灭。司马孚接替太尉（国防委员长），这一年，司马懿去世。
73岁，声望达到顶点的吴国太傅诸葛恪倾全国之兵围攻围攻魏国的军事重镇合肥新城。 司马孚领兵二十万防御，诸将都想迅速出击，司马孚说：“进攻的一方是要吃亏的，咱们先用坚城消耗他一下，不必和他硬拼。”故意滞留了一个月才进军，吴军爆发瘟疫，听说魏国援军将至，果然望风而逃。这次成功其实颇为侥幸，并不能说明司马孚有多么高明。只是当时魏国军政大权已经在司马师手中，司马孚作为司马家族最年长的长辈，官位已经位极人臣，不求立功但求稳妥罢了。
74岁，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司马孚没有参与。
75岁，姜维来袭，魏国雍州刺史王经战败，司马孚镇守关中，统领大军。依然不与姜维交兵，坐待姜维败于征西将军邓艾与安西将军陈泰之手。姜维撤退，司马孚回到京城，出任太傅（皇帝的老师）。
魏之贞士
80岁，魏国丞相司马昭要篡位的心思，连扫大街的老头儿都知道了。魏帝曹髦不甘心做亡国之君，谋划在宫中设伏擒杀司马昭，不幸被叛徒出卖。曹髦一不做二不休，拼死一击。带领几百名由禁卫军和老弱仆人组成的队伍向丞相府进发，虽然以曹髦的这点兵力无异于飞蛾扑火但他毕竟是名义上的皇帝，他手持宝剑，站在车上亲自指挥。相府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和皇帝动手。危急时刻，司马昭的头号心腹贾充想“挺身而出”又不敢自己动手，就忽悠当时恰巧在他身边的太子舍人成济：“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还不赶紧上！”成济心眼实诚，仗着有贾充撑腰，一矛就把皇帝从车上戳下去，还不放心，又补上一矛，把皇帝刺穿，曹髦当场死去。
中国历史上，毒杀皇帝的事例不少，反正可以对外宣称是暴病而亡。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弑君的，仅此一例。当时的朝中大臣得到消息谁也不敢前去，唯有司马孚以80高龄赶到现场，把曹髦的头放到自己腿上哭着说：“我来晚了啊。”并要求严办主谋。
司马昭闻讯，赶紧逼太后立了一个完全听话的傀儡曹奂为帝。将刚刚死去的曹髦追贬为庶人。司马孚看不下去了，要求至少要以诸侯王的礼仪埋葬曹髦。司马昭碍于他是长辈，不得不给这个面子。
85岁，西晋代魏，魏帝曹奂被贬为陈留王。司马孚去送别，拉着曹奂的手，难以自制地老泪纵横，说：“臣到死那天都是魏臣。”司马炎称帝，封司马孚为安平王，食邑四万户（其他诸侯王最多不得超过两万户）、太宰（皇室委员会委员长）、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战时可斩杀中层以下官员）、都督中外诸军事（天下兵马大元帅）、设置官署（可以任命自己的属官）。
每次参加宴会，晋武帝司马炎都向他下跪行礼，敬酒为他祝寿，并让他出行乘坐和皇帝一样规格的车驾。司马孚虽然受到了这样的尊崇，但并不觉得光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始终闷闷不乐，忧郁叹息。
92岁，司马孚去世。遗言说：“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我是魏国的纯臣，来自河内郡温县的司马孚，我没有像伊尹周公那样匡扶社稷，也没有像伯夷、柳下惠那样刚烈偏执，我这一辈子做人做事，始终坚持原则，我死后要用最简单的薄棺材，穿着平时的衣服下葬。）
一生真伪复谁知
后世对司马孚的评价有很大的分歧。赞扬他的人说他妥妥的魏国忠臣，反对他的人说他是得便宜卖乖，左一句我来晚了，右一句我来晚了，唯独分蛋糕的时候他不来晚。惺惺作态、大伪似真、大奸似忠。
司马孚并不高尚，但也不至于是一奸诈小人，他只是一个深陷忠孝难两全困境的矛盾、痛苦的人。懂得羞愧的司马孚是做人的底线，他以魏国纯臣的姿态恶心司马炎，导致在他身后，他的子孙备受打压。在士族普遍倾向于孝先于忠、父先于君、家先于国的时代，难道要求司马孚与家族决裂，去大义灭亲？即便他有这个心，离开了司马家族的他，也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了。
汉末三国的时代，名士们都在家国利益之间痛苦挣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公而忘私、以天下为己任，可是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越来越多的人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尤其是豪门大族，仅仅是一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就会将整个家族陷入万劫不复。现实一次次教育他们：只有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家族利益才能得以保全。好在三国前期，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让世人看到了公平，刘备的惟贤惟德让世人看到了正义，孙权的用人不疑让世看到了诚信。三国中期，也还有诸葛家族的鞠躬尽瘁，苦心孤诣来感天动地。然而这些伟大人物的光荣与梦想却都经历了飞扬与落寞，天下终究还是归属于以厚黑学立身的司马家族。
由于公开弑君的巨大污点，晋朝的意识形态只能在孝上做文章，根本就没有脸面去要求臣民效忠。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彻底崩坏。自此世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面对国家兴亡，不愿担当。这个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击败过游牧民族的农耕民族，曾经前仆后继、齐心合力将全盛时期的匈奴击溃的伟大国家，却因为道德崩坏，向心力的遗失亡于匈奴、鲜卑、羯、氐、羌之手，中国历史也自此进入了兵火连天、人心丧乱、暗无天日的三百年浩劫。
这一切，当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司马家族，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每一个没有坚持公平正义诚信忠诚的人都有责任。但司马家族作为三国最终的胜利者，享有最高权力的同时就应该担负起教化人心的责任。儒家的道德体系诚然迂腐、教条，常常令人厌恶，但忠孝结合的道德体系毕竟能保持国家的向心力，共御外侮。由于《三国志》成书于晋朝，《晋书》虽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却也是根据晋朝官修史料编纂，《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更是司马孚的子孙，有关司马家族的这三部正史难免立场上有所回护，《三国演义》又因为拥刘反曹的倾向，丑化曹魏的同时也就对增强了司马家族篡权的正当性，再加上司马家族毕竟建立了一个朝代，古代读书人又普遍有着为尊者讳的传统，于是司马家族的成功为世人所熟知，不光彩的一面却得到了掩盖和粉饰。
将历史人物评价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意义有限，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带来的影响、后果似乎更有价值。至于动机，也不能带着偏见，最好是尽可能地去理解当事人的处境，而不是盲目地崇拜或轻易地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