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终定位在娱乐上，王朔有时给知识分子骂急了，也会装正经，写一点不那么商业化的东西，意在说明，不是我王朔写不出，正经的我能写，就是不屑，就是想装坏，和你们知识分子捣蛋。
他允许自己胡来，对于金庸的远不是胡来的创作，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从一个嬉皮笑脸的“痞子”，呱嗒一声，将脸帘子落下，刹那间变作了正经，站到我们“知识分子”这边，俨然成了个最大的“知识分子”，担起批评别人、教化大众的责任了！
我不是说王朔不该批评，而是说你不搞批评则罢，搞批评就要定下标准，划个道儿出来，一视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给别人一个闷棍，右手伸出去微笑着和人家套近乎，让人觉得王朔“真诚”，王朔打了人，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就是左手痒痒，别人得谅解，既不要计较，也不要还击，还要知道给一棍子心里头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无故为什么打你？痒痒了怎不打别人，单单只打你？
有了对于王朔的这些认识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说的金庸、王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也是从成年人的欣赏角度说的，否则这个分判得就不太严格。
需要说的是：王朔的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极其明显的。既然这样，它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出来呢？难道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样无知又无畏？出来以后它们还这样出人意外地畅销，这说明了什么？
进而，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上只热中于进行无根无据的“酷评”？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只流行一些名流们时髦的胡说？难道我们真已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非得坏出个水平、档次来，大家一齐迷住了才罢？
仔细思索，我发现这一切的背后，是“钱”这个使鬼推磨的东西在作怪。
为了它，我们希望来一点轰动和胡说；为了它我们也可以闭了眼听任这些名流的妄说；为了它我们还应该把所有宣传媒介调动起来，对这些胡说、妄说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听众。
而这块土壤上的听众，不少是傻呵呵的，整日做着名流梦、金钱梦的，它最不宜生长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热爱等等，这样，才有了那么多的造谣、信谣者。
这是我扯出来的一个“蛋”，王朔尔等以为如何？
不论在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对于他的许多畅销小说，我觉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过评价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来对其总评一下：那些“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啬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王朔自选集》第303页。）
王朔给我们做的“布娃娃”包括《一点正经没有》、《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为致命的是，从总体看，王朔小说内容、情节、人物、性格、对话上的“重复”、单一败坏了我们的口味，少数几篇做得不错的小说，其可读性因此受到影响。
在那里，人物的世界何等狭窄，人物的心态何等相似，满世界都是些游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经人”全被这种游子、痞子们耍了。当它们单篇出现时，尚不明显，只有全部摆在我们眼前时，这单调才一下子变得那样突出。
这就是说，在王朔那里，再“好”的人，不知不觉都会带点痞性，他为知识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没能逃开这种痞子味。那个做爸爸的马林生，对于来他书店买书的年轻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这样的意味。
难道不如此小说就不好卖？并不尽然。
我想，主要是因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别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儿，对于这样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世外桃园”，很能把一个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点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对历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观花，造成了他阅历与思想方式上的狭隘、偏执；老红卫兵血统未作根本清除，进一步养成了他那种似乎满不在乎，实际上是北京小人物谋生时玩的小智慧、小伎俩之心性——但凡批别人之前，他总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很在乎的，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作家”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贪婪”，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挺真诚”（《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小丑”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阶级”成分，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王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据王朔自己讲，“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这样我们就有了像王朔那样的疑问：他们莫非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短命的”？（《我看金庸》）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资产”、“非资产”“阶级”无妨共勉：
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情欲呢。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
金庸热奇异的阅读现象
严家炎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金庸！”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1991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做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有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记得1994年底，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相当生活化。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80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金庸是否算得 “博导”和“历史学家”
葛剑雄 袁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