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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机遇的发生，金庸先生再次借了顾炎武、查继佐、黄宗羲、吕留良这些当时大儒作为配角。和上次跟陈近南的晤谈相比，这几个大儒与韦小宝之间的谈话内容上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鞑子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知识分子或者说书生可以对政治革命有独特的珍视，甚或某种畸形的爱好与怀恋。但如果将之过渡到那些挣扎在平庸中、为了日常琐碎而蝇营狗苟的市民，或许是一种残酷的、毫无人道的激情。小说把儒侠陈近南的事业完完全全托付给市民韦小宝。而这个逻辑是，刘邦是个大流氓，朱元璋是个混混，唐太宗是靠杀了哥哥和弟弟坐上龙椅的，顺理成章地给韦小宝黄袍加身。从书生救国到儒侠救国再到流氓（流氓是市民的一种）救国，这样的逻辑让人看到了历史的残酷与无奈，或者说顾炎武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其实是在维护一个虚伪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传统。正如，天地会的人在争谁是正宗一样。
再回到开头见到的那个“负手背后，脸露微笑”的书生，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如果说，第一回的铺垫给予陈近南的是惊鸿一瞥般的精彩亮相，那么，整个一部书五十回的铺垫给予韦小宝的是讽刺性的无奈退场。作为一个市民，虽然一度震惊于书生的大胆，韦小宝还是以其独特的“有奶便是娘”的逻辑将几个书生所有精到的、世故的、老辣的历史见识付诸一个玩笑。在一个市民甚至是无赖的眼中，几个书生所体会到的大道，尽管是以那样精到、世故、老辣的方式表达出来，依旧是无法抵挡他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也许，正是人们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使他们认了“有奶便是娘”，使他们宁愿匍匐卵翼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也不愿意跟着别人起事吧。这样的人们，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段，总是占据着绝大多数。因此，那些生不逢时的英雄们，虽然渴望改换世界，有文采有武略，也逃不了饮恨吞声或者杀身成仁的结局。
无论如何，书生是靠一种精神的想象而持续地留存在世上的；市民是靠一种精神园地的普遍闲置和同时的物质生活的安定无忧而平凡地活在世上的。我们无从评价哪一种方式是经得起所谓的历史的推敲的方式。能肯定的是，尽管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市民赢得了胜利，但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中，赢得胜利的应该还是那几个书生。现在已经淡漠的满汉之仇，其实从清朝建立到覆亡都一直延续着。平凡的日常的共同生活并不那么容易消融不同的民族之间的仇恨，彼此相安无事时，一切仇恨像潜水的鱼，没有丝毫踪迹，可是一旦风激浪滚，活不下去了，一切就又浮出水面。小说的结尾是非常有深意的：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生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滑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小说一方面让韦小宝鼓吹汉满蒙回藏民族大团圆，一肚子宽容和伟大，另一方面让韦春芳大骂“罗刹鬼”、“红毛鬼子”，究竟是我中华女子，虽然一辈子是在肮脏的妓院中度过，却丝毫不缺民族自尊，见了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嫖，也是要“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的。作者究竟还是有点书生气。
三、红颜难为
自古而今，壮丽的河山与婀娜妖娆的美人，引逗着数不清的英雄好汉驰骋竞逐的雄心。无论是称霸一方的枭雄，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还是蛰伏乡野的草芥，如神勇无匹的闯王李自成，抑或是服职于官府之中的将领，就像那皇上跟前的大红人韦小宝，掌握天下的权炳与得揽软玉温香在怀，总是让人心痒难搔。
然而，江山与美人都不过是英雄功成名就之后的战利品，是锦上添花，是丰厚的犒劳，是逐鹿问鼎之际的筹码。美人与黎民百姓一样没有声音，也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利。往往是惨遭蹂躏之后，还得默默地为最后得胜的一方，以鲜血铺陈出一条炫目的红毯。
崇祯皇帝迷恋声色犬马，无心于国事，以致奸相佞臣残害忠良，败坏朝纲，终于使孱弱的明室一息奄奄；势如破竹攻下明都的李闯王，模仿汉朝草莽建国，然而烧杀掳掠，残暴不仁，民不聊生，使满人有了可趁之机，终被消灭；而那“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的平西王吴三桂，也不过是“西瓜偎大边”，与满人达成互惠的协议罢了，又哪里是为了真心的爱恋呢？厮杀抢夺之中，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仅仅是那人人觊觎艳羡的大饼的一部分，任谁都想分一杯羹，她哪里又有“倾城倾国”的能耐呢？她不过是这些“英雄”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逃避罪责的借口，不过是一只美丽而百口莫辩的代罪羔羊罢了。
作者颇具匠心地引入著名文人吴梅村的《圆圆曲》，巧借韦小宝出身市井，满肚子草包，不谙雅辞，由当事人陈圆圆直陈本事，娓娓道来，细细地勾勒出一代美人的绝俗惊艳与柔媚的风致，以及其飘荡如萍、身不由己的凄凉一生。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篓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曾经沦落风尘的陈圆圆其实始终没有摆脱“娼妓”的身份。尽管她陆续成为崇祯皇帝、李自成与吴三桂的的禁脔，但那也只不过是转换了卖艺卖身的场所，只不过是改变了所侍奉的男人的地位与人数罢了。她终究是一只被囚禁在金笼之中的珍禽异兽，茫然而温顺地换过一个又一个主人。
陈圆圆低声道：“李闯把我夺了去，后来平西王又把我夺回来，我不是人，只是一件货色，谁力气大，谁就夺去了。”
这段话的确是陈圆圆一生的写照，或者可以说是为所有“红颜”的命运下了最确切的脚注。她们都不是“人”，她们只能是“货物”。掌握自我的命运，决断自己的前途，对她们而言不过是痴人说梦，倚靠一个强壮的手握大权的男子，或许还比较现实。也可以说是她们最稳定美满的归宿。因此，对那些仍然在青楼打滚的同伴而言，陈圆圆的遭际无疑是幸运的，当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但是华冠丽服底下的辛酸，锦衣玉食背后的苦楚，个中真味又有谁能知晓？政治风云诡谲变幻，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又被另一个雄才伟略的豪强给取代，美人也随之易主。有道是：“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心怀不贰之志的亡国之臣，因此顺理成章地将旧政权的覆灭与黎民百姓的颠沛流离之苦，一股脑地归咎于佳人以狐媚惑乱人主，并且怨怒悲愤地下了结论：“红颜祸水”。美人“倾城倾国”的艳姿，恰恰成为众矢之的，转移了举世罣怒的目光，并为真正的始作俑者承担起“不祥之人”的骂名。
眼眶中泪珠涌现，停了琵琶，哽咽着说道：“吴梅村才子知道我虽然名扬天下，心中却苦。世人骂我红颜祸水，误了大明的江山，吴才子却知我小小一个女子，又有什么能为？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做的事。”
的确，“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做的事。”实际的权力、制度的运行与千千万万人民的性命皆在一人掌握之中。设若当权者英明有为，励精图治，则国运昌隆，百业俱兴，人民衣食丰足；反之则不然，内忧外患交侵，民不聊生，国家兴衰与否，政治清明与否，百姓生活安乐与否，皆取决于那手握权炳之人。成败既系于此，那么国破家亡之责，又与那深居于宫殿之中，凭借青春美貌博得当权者宠爱，以换取安稳无忧的生活的女子有什么关系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与永无餍足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穷奢极欲的吴三桂，杀人如麻的李自成，他们厉兵秣马，费尽心机，汲汲营营的不正是为此？得到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不过是另一种占有性资源宣示。
“他们说，一片石战场上满地是鲜血，几十里路之间，躺满了死尸。他们说这些人都是为我死的。是我害死了这十几万人。我身上当真负了这样大的罪孽吗？他是大汉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总之他是对我一片真情，为了我，什么都不顾了。除他之外，谁也没这样做过。”一个但求真情真意的对待与平实安稳的女子，哀怨而充满款款深情地缓缓地述说着与男人、权利以及欲望纠缠不清的一生。面对着利欲熏心的男人之间的仇杀与争夺，战场上血流成河与堆积如山的死尸，以及饱受兵马倥偬之灾的人民，交煎于诸种压力与诽谤非议之下的她也仅能提出如此微弱而苦涩的诘问：“我身上当真背负了这样大的罪孽吗？”当真这样一个尽管辗转于欲念与占有，却仍旧抱持着天真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虔诚的态度相信着诚挚的爱情的温柔缠绵的女子，会是所有祸乱的渊薮吗？作者的神来之笔正在于此：运用相当长的篇幅，以独白的方式深入剖析身处夹缝之中的陈圆圆的心理世界，在两头猛兽以生命相互厮杀搏斗的战场上，在血腥暴力的场景之间，不仅凸显出一个女子的茫然与无所适从，更试图从这样一个命运飘摇的女子的角度来观察、展示与描述吴三桂与李自成这两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重新审示历史，作者揭示“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伟业背后是无以计数的牺牲与惨遭屠戮的生灵；更尖锐地指出问题之所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所有伪装粉饰与借口之下的真相。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为古往今来所有被挤兑于掌握话语权的男人之间的薄命红颜们出气的方式吧。
名家争议
金庸小说往往把男女之“情”写得浓烈异常，但在男女之“性”上，却极为干净，非但谈不上诲淫，简直是在极力维护传统的贞节观念。
破金庸武侠小说之“新”
王彬彬
一、“人”在何处
怎样解释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怎样在与新文学的比照中为金庸武侠小说定位，是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者无法绕过的问题。尤其对于金庸小说的肯定、推崇者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个说法。认为金庸武侠小说虽属“旧文学”传统，但仍应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是一种说法（如钱理群）；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正因为坚持了“旧文学”传统（或曰“本土文学传统”），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一种说法（如刘再复）。这两种说法虽差异甚大，但都承认了金庸小说与新文学的异质性和对立性，都是在将新文学作为参照的前提下肯定或推崇金庸武侠小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可归入同一类。另一类金庸小说的肯定和推崇者，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将金庸武侠小说新文学化，否认金庸武侠小说与新文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宣称金庸武侠小说不但是新文学，而且是最好的新文学，因而在与新文学对立的意义上看待金庸武侠小说，是不合理不合适的。所谓“新武侠小说”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提出来的。
“新武侠小说”是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为代表的武侠狂潮而言的。在一般的表述中，“新武侠小说”不仅指金庸的小说，而是指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在港台出现的新一轮武侠小说狂潮。在这个潮流中，知名的写手还有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一大批人。如果“新”仅仅是时序上的一种判断，那当然不会引起什么疑问。但“新武侠小说”的肯定和推崇者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却往往是在强调这新一轮的武侠小说的本质之新，借用一对陈旧的概念，即强调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旧武侠小说”有了本质的不同，因而不能用看待“旧武侠”的眼光来看待“新武侠”。例如，严家炎先生在《以平常心看待新武侠》（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一文中，在对武侠小说做了一般意义上的肯定，在对过去关于武侠小说的批评来了一番“拨乱反正”后，说：“并不是说武侠小说的意识内容全都健康。由于旧武侠作品产生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带有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之类封建性烙印。也正因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