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为了不至于丢失任何他们所背负的珍贵负担中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迅速地驻扎，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跳舞——在那些哪怕是最忧伤的歌曲中，我们都可以听出演唱者的欢乐情绪，而那些歌曲听起来像是在预示西方世界的没落。
今天，这些游牧民族似乎已经被赶进了某种进步的快乐生活之中，他们被强行驱赶着，走向那些源自西方的人为的目标。这些目标在西方没有得到完满的实现，因为人们感到它们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由于带着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渴望，我们不得不向那些目标表示妥协，而这在俄罗斯导致了毁灭性的群众力量。这不是一个改变现存文化结构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了整个国家首先创造一种文化形式的问题。因此，不管是好是坏，通过某种突然获得的技术，应用亚洲人常用的思维方式，用强力创造一种新事物还是可能的。因而，我们看到，鲜血和激情流进了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那干巴巴、冷冰冰的理论之中，那些理论都是从欧洲传入的。不过，它们看起来已经不像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东西了，而成了新的黎明的条件。俄罗斯把它请进来，那是不顾国家和没有理性的表现。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属于古老的俄罗斯，在那场生死攸关的冒险性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在那场革命中，道德的典范受到了考验。因为我们只有从古老的俄罗斯的角度，才能了解俄罗斯的未来的情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误解。许多穿越俄罗斯的旅行家都误解了俄罗斯，以前俄罗斯人被认为是笨蛋，但现在他们惊奇地发现：俄罗斯人已经被变成了兴高采烈的机器，那只是因为有一条过于现代的皮鞭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取代了那条沙皇时代的老式鞭子。
当我们站在伏尔加河岸边时，忍受着即将告别俄罗斯的痛苦，我们想出了一个安慰的办法，否则真难以离开。我们想，如果我们能再度回来，但愿能在不久的将来！但或许是在遥远的未来，或者即使我们自己不能来，我们的后代也会来。不管以后的世道是多么暴烈、多么混乱，我们满含着眼泪所看到的这一切都将一直存在。我们几乎不知道，那样的图景很快就被改变了：伏尔加河汇入了别的河流，被引入了一个巨大的水库。受到人力的强迫，这些河流从水库出发，一路咆哮着，流过整个俄罗斯的乡村大地，就像是一股巨大的洪流，直到那宁静的大海。
不过，我们知道：那已经到来的一切并不能改变我们的体验，那是我们内心世界中最精彩、最私密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俄罗斯得到了比俄罗斯本身还要多的东西，我们可以离开了。
古老的俄罗斯
你像一个还没出过远门的年轻人，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受的苦难，
如果拿你跟那些已然成熟的人相比，
你所有的行为看起来都是那么孩子气。
你的房子依然颜色鲜艳，
就好像在挨饿时你依然在玩耍。
你喜爱那些金币上的色彩，
红色、绿色、蓝色，还有白色。
但是，如果有人仔细观察，
他对你的温和的尊敬会变成
嘲笑：就是那个孩子，他把
俄罗斯建立在上帝的脚下。
伏尔加河
无论你离我多么遥远，我依然能看见你，
无论你离我多么遥远，你依然存在——
像一种永远不会消亡的存在
像我的人生的景观。
哪怕我从来不曾在你的岸边休息：
我也知道你的宽阔和漫长，
就好像每一个甜蜜的梦都是洪水，
都将使我搁浅在你孤寂的岸滩。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注 解
① 莎乐美的父亲古斯塔夫于1804年7月24日出生于波罗的海。父亲的父亲早逝，父亲的母亲来自于一个德国的波罗的海家庭。根据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写给他的信可知，父亲的兄弟们分别叫卡尔、弗里茨、亚历山大和乔治等（共9个），他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收到这些信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军官（团长），他跟波兰起义有瓜葛。莎乐美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还保存着这些信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为父亲颁发的金色勋章上写道：“为了你的勇敢、奉献、荣誉和光荣”、“纪念1831年8月25…26日攻打华沙”。莎乐美记得，冯·莎乐美将军曾作为枢密院顾问，去外地进行过几次军事视察。他的妻子毕生以“小将军”为人所知。他于1879年2月23日去世，据说死得惊人地安详。
② 如上所述，她父亲的兄弟们的第一个名字都是德文的或至少不是法文。他们写信都用德文（他也是，至少对他妻子是这样），小莎乐美的信也和他的兄弟们一样是用德文写的。母亲叫父亲古斯塔夫。在小莎乐美的洗礼记录本上，他的名字写作古斯塔夫·路德维希（Gustav Ludwig），那时他已是枢密院顾问。所有的教父都有德文名字。在古斯塔夫当军官期间，他的法文才变得流利起来。根据莎乐美的说法，父亲的法文比德文好。
③ 改革后的圣彼得公学（初级中学），莎乐美是在那里完成学业的，她自始至终都是旁听生。
④ 这与其说是一场运动，不如说是一次政治集会。这场运动开始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主要由那些将中下等阶级尤其是农民、农场主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组成（“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这场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下一次是在世纪之交，但势头稍弱。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们销声匿迹了。很多学生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以索非亚·尼古拉耶夫娜·茜尔（Sofia Nikolayevna Schill）为中心。莎乐美和里尔克在1900年去俄国长途旅行时曾在莫斯科跟她联系过。这场运动旨在为那些渴望“教育”和“真理”的工人和农民提供“途径”。莎乐美曾在她的日记里写到过“这些来自莫斯科的人民大众的启蒙者”。
⑤ 莎乐美指出，她父亲曾与沙皇尼古拉（Czar Nicholas，1825…1855年执政）关系密切，其部分原因在于她家的夏季别墅位于彼德霍夫（Peterhof），而那儿正是沙皇的夏宫所在地。后来尼古拉二世出于安全的原因把夏宫搬到了塔尔斯科耶（Tsarskoye Selo，即现在的普希金城）。接下来的故事是：当沙皇骑马经过他们家的时候，莎乐美年轻的哥哥们经常站在那儿向他致敬。
⑥ 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1877年夏季，圣彼得的总督特雷波夫（Trepov）将军把一名政治犯暴打了一顿，因为在拘留所的院子里，他居然没向将军致敬。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之一，1878年1月24日（或2月5日），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以一个请愿者的身份来拜见将军，她枪击将军并使其受到重伤。辩护律师亚历山德罗夫（Alexandrov）为她赢得了无罪判决。朋友们把这个行刺未遂者带到了瑞士，并把她保护了起来，以免她遭受暗杀。这之后，又有一批恐怖分子袭击了那位将军。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的回忆录于1931年在莫斯科出版。亚历山大二世则于1881年3月1日（或13日）死于一次爆炸袭击。
⑦ 从1894年春季到9月，莎乐美第一次参观巴黎，她把有关印象都写到了本书“与其他人在一起”那章里了。她第二次去巴黎旅游，是跟艾伦·凯伊一起去的。那是在1909年5月，实际起因在于里尔克，因为当时里尔克在巴黎小住。此次旅行当指1910年冬天那次。
⑧ 内务部长把告密者阿泽夫偷偷安排在革命党的队伍中。阿泽夫的头等功劳是把准备刺杀沙皇的计划告诉了警察，他平常也不断地给警察提供有关恐怖分子行动的情报。正是由于他的告发，许多密谋者被捕，有几个甚至被处死。有一回，恐怖分子行刺成功了，这反而保护了他的身份。这个恶魔不止一次为了行刺者而背叛警察。这种双重角色直到1908年才被发现，当时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Vladimir Burtsev）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的训练委员会。直到1905年国家杜马成立，社会民主党才存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行动”，说的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般效果。
⑨ 这是一个秘密教派，自从1770年开始存在，它要求教徒们为了救世主的到来自己阉割自己。
⑩ 莎乐美对里尔克的爱称。——编者注
《古老的俄罗斯》一诗写于芬兰。这次的旅行日记的“后记”里包括了诗篇《伏尔加》（Volga）。莎乐美是于1900年8月13日把这首诗写入日记之中的，同时写入的还有《噢，我们头顶的明亮的天国》一诗。按照莎乐美自己的说法，《古老的俄罗斯》一诗是在“俄国”这一章完成时才写的。日记的主要部分用俄文写成，以一首诗结束，即《我的祖国，我的久违的祖国》。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1）
尼采是一个具有宗教本性的人……今天，
我想再次重申这一点。
我们会活着看到他成为某种新宗教的预言家，
他会招募英雄人物做他的信徒。
882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罗马，①一些朋友正在玛尔维达的家里聚会，②门铃
响了起来，玛尔维达忠实的仆人特里纳冲进屋子，兴奋地跟她耳语了几句——玛尔维达急忙走到桌边，抓起一把钱，就离开了房间。尽管她回来时，脸上带着笑容，但包在她头上的那条上佳的黑色丝巾依然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着。年轻的保罗·雷跟她一起进来，③他是她的一个多年的朋友，她像爱儿子一样地爱他。保罗慌慌张张地从蒙特卡罗赶来，他匆忙地把向旅馆服务员借的旅费还了，那时他由于赌博，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财，直到最后一个子儿。
非常奇怪的是，保罗这个样子的初次登场虽然有点好笑而且好玩，但并没有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当即就成了朋友——事实上，保罗站在那儿，离我们都远远的，就好像他是一个被罚站的坏学生似的。他脸上的表情混合着滑稽的后悔和高傲的善良，我一看见他那分明的轮廓和精明的眼睛，心头就一热。
就在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每一天里，他和我一边从玛尔维达家走回我母亲和我住的小旅馆，一边兴奋地交谈。我们就这样穿过星光和月光下的罗马街道，边走边谈。这很快就使我们互相亲近起来，我开始有了一个美妙的计划，以后甚至在我母亲离开罗马回去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交往，我母亲是为了我的健康才把我从苏黎士带来罗马的。一开始，保罗制订了一个彻底错误的行动方针，让我感到既悲伤又愤怒；他向我母亲提了个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的建议——说我们要结婚——这使我自己的计划很难再得到我母亲的同意。我得首先让他明白我要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的、独来独往的、完全不受约束的。
我要坦承的是：一个简单的梦想首先使我相信我的计划是可行的，它能直接流入所有的社会规范。在这个计划中，我看到书房里满是书籍和鲜花，我们在其中快乐地学习，书房的两边是两间卧室，我们在两间卧室之间可以来回走动，就像是两个同事，一起喜悦而认真地工作。不可否认，我们在一起的五年时间实现了这个梦，而且实现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保罗曾经说过，梦想和现实的惟一一点差异是：我在如何分辨书籍和花朵方面显得有点迟钝。因为我小时候曾以为：从大学里拿出来的那些旧书是给花瓶作垫子用的，有时我也会以同样混乱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
最后，我一方面继续跟我那可怜的妈妈斗争，因为她叫我的兄弟们帮她把我无论死活都拖回家去；另一方面我发现，玛尔维达几乎比我母亲还偏见，支持我母亲的是那个依然毫不动摇的、神圣化的传统。当然，我后来了解到，保罗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该受责备，因为他刚刚冲到玛尔维达跟前时，兴致很高，他是来向她坦白：我们得相互“逃避”；还因为他决定不向玛尔维达的原则妥协，尽管正如玛尔维达所担忧的，她的原则早就已经受到了挑战——保罗和我居然一起回家（我母亲对此也有所耳闻）。理想主义者往往急于躲避任何可能的误解或对他的原则的一丁点“坏印象”，所以我发现理想主义能够扰乱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强烈追求，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也因此，我对别人的判断每每过于敏感。我在罗马给我在彼得堡的导师写了封信，作为此前他给我来信的回信。我的信里面满是愤怒和失望，但我的导师似乎也不想帮我。信的内容如下：
罗马，1882年3月13日
我把您的信至少读了五遍，但我还是不能明白您的意思。见鬼，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还以为您是在给我唱赞美诗呢。总之，我只想告诉您我的学习情况。首先因为我不仅着迷于某个纯粹的幻觉，而且正在把它转变成现实；其次因为那个现实可能跟您自己所选择的那些个人行为有关，所以它几乎充斥着心灵的敏锐。可是，您说我整个的想法都只是幻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看见它真正实现的话，只会增添苦恼；您还暗示我不可能对雷、尼采等那样的男人作出真正的判断，因为他们要比我年长得多、智慧得多。可是，您错了。我们要么立即意识到那关于某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东西，要么永远不可能去认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对于我而言，只有雷是重要的。他还没有完全被征服。他还有点不知所措，不过，每天晚上12点到2点之间、从玛尔维达家的聚会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在罗马的月亮下散步，我会趁那个时间更多地说服他。玛尔维达也反对我们的计划，为此我感到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