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能忘掉这一切？难道得去问无所不知的上帝不成？不仅是现在，而且在以前——我们都会问：这对夫妇看上去很熟悉，他们是谁？——名字，她想知道的是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她站在那儿，聆听着。”
从莎乐美1900年跟里尔克一起远赴俄国的日记里，人们发现了她关于儿童时代的最初（现存）记忆：“最后一切都变成了梦想。最大的和最小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到了一起，生命也许已然存在，但谁能将之理顺呢……最后结束时，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小女孩，在黑夜中独自躺在床上，陪伴她的只有枕头边上的两个娃娃，一个是瓷的，另一个是用羽毛和蜡制成的。我看见自己在给上帝讲述最动听的故事，而不是在进行睡前祈祷。”莎乐美1936年的笔记中又提到了这一记忆：“当我回想童年的往事，我几乎凭直觉看到自己在临睡前给上帝讲故事。”
③ 在儿童故事《托尔和乌尔的联盟》（Das bndnis zwischen Tor und Ur）中，作者通篇都在描述这种想像式的过程。这是《没有上帝的时日》一书中的第3个故事。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小姑娘，她喜欢把她脑海中的想像与她遇到的人和事联系起来。“为此，我们想到了许多人，其中有些还是现实中的而不是想像中的；因为我们觉得跟他们玩，才有过瘾的感觉。”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作者把许多人的特点综合到一个人身上。例如，她把“祖父”的特点给了她的伙伴特瓦德，这是因为她曾偶遇一位害羞的老头，他的眼神带有畏惧。当特瓦德注意到这种虚构的倾向，他惊叫（他只是莎乐美的“小亲戚”）：“你在撒谎。”乌尔苏拉还记得，有一次，当她虚构另一章节时，她惊讶地批评说：“那是你杜撰的。”后来她决定绝不再增加虚构的成分。在作品的第7页，她写道：“当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后，或许这种习惯潜入了我的生活。”这句话意味着莎乐美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跟小乌尔一样），有特殊的倾向和能力。她不仅能创作出一个人物原型的多种模样，还能描绘出她所认识的这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样子。小说《房间》（Das Haus）中的人物巴尔杜因就有着年轻的里尔克的特征——在他们尚未相遇之前，她对他的想像。
④ 莎乐美第一次回忆起这首诗，是在俄国长途旅行即将结束时。她曾说，这首诗的灵感“来自许多年前在芬兰龙加斯（Rongas）的一个明亮的夜晚”。在第一个译本中她忆起了这些，在日记中，这一点有所不同，有一个额外的章节。
⑤ 参见歌德的诗《忏悔录》中的倒数两节：“如果你想奉献/就要彻底奉献给那些信任你的人/我们将跟随你/奋斗不息/抛开那些中不溜的标准/生活要的是果敢/全部、完满而美丽。”尼采是从马志尼那儿学到这一生活信条的。他们相遇于1871年2月，从那以后，这一信条成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座右铭。
⑥ 道尔顿注意到莎乐美的情形是这样的：有一次，他正在作关于上帝无所不在的讲演，说我们无法想像有一个上帝不在的地方。莎乐美高声说：“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地方——地狱。”这点给道尔顿留下了印象。这之后，道尔顿很想见她，但她已离开了教会。
⑦ 这最后一段用铅笔写成，是后来（约1936年前后）加上的。莎乐美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她将“乐于用类似说教的形式，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或许，正如她所补充说的，那是因为她在开始写作时，只是把基洛特牧师的许多布道词拼凑在了一起。有一次，在冥想时，她将“上帝的缺席”视为自己的“灾难”。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1）
如果说性欲是一件完美的礼物，
其间没有任何内心的矛盾；
那么上帝只把这样的一件礼物送给了动物。
人会在爱与不爱之间感到紧张，
而动物只会感知到那种性欲发作的生理规律；
动物性欲的表达是热烈、自由、自然而然的。
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不贞的观念。
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有重头再来的努力和再生的欲望。老话说得
好——青春是再生。我们都曾努力地去顺从我们周围的生活，顺从那些轻而易举就征服了我们年轻心灵的判断和规范。经过数年这样的顺从之后，一种强烈的欲望会在我们正在成熟的体内陡然升起，就好像这世界只有现在才被创造出来，就好像我们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着所有这些攻击我们的欲望，感到无从理解。
甚至于我们中最敏感的人都会成为这种魔咒的牺牲品：我们会感到一个全新的全然不同的世界正在升起，跟这种感觉相矛盾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跟某种难以理解的误解有关。不过，由于我们不是非得坚持这种大胆的信仰不可，由于我们最终必须向世界的真实样子屈服，所以在我们后来的人生岁月里，这一“罗曼蒂克”阶段会给我们蒙上一块乡愁的面纱，这面纱就像是森林中湖泊上微微闪亮的月光，就像是那引诱我们走向毁灭的幽灵。然后，我们会把内心深处的冲动跟某种过度的情绪混淆起来，那种情绪可能是没有创造性的、不平衡的，而且只跟某个特殊的阶段联系在一起。不过，事实上，我们错误地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东西起源于我们存在中最坚固、最顽强也是最初始的部分，那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借助外力就能平衡外部存在和内部力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能为外在现实和内在现实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
在身体成熟的转变期，我们的真实本性会引起内心的斗争和动荡，同时使我们最适宜于跟我们早年生活中的混乱和压抑达成新的妥协。
我本人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发现，我少小时候对爱人的梦想和幻想在现实世界中都被推到了一边。一个活生生的人取代了它们。①他不是在它们旁边出现，而是跟它们一起出现——他自己就变成了现实的外在体现。在向我表达强烈情感的方式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加简捷和简短，他是我期待中的“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只有跟上帝才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的形象中浸透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品质，跟我周围的一切截然不同，从那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存在”是不真实的。现在跟上帝一样的品质已经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些品质是包罗万象、占有优势的。况且，那不朽的神灵被证明绝对不是幻象。作为一个教师，他的目标是让清晰而理性的思想得到无限的发展；我发现，我越是难以皈依他，我越想去倾听他。我因沉醉于爱情而心灵受到提升。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能跟现实妥协的。在那一点上，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甚至不曾接近过他现在所代表的那种现实的边缘。
这位老师先是秘密来访，然后被我们一家所接受，是他帮助我为日后在苏黎士的进一步学习做好了准备。甚至在他最严厉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了大度。他跟我那总是满足我各种各样欲望的教父很相像。就好像他既是我的主人又是我的仆人，他引导我、引诱我走向我内心深处最深沉的情感。对于我来说，到现在为止，他依然是我童年时代上帝形象的一个副本、一个亡魂。当我确切发现我不能把我的爱付诸任何一个现实中的男人时，我开始明白了上帝在我心中的地位。
当然，有许多因素我可以拿来作为借口，其中之一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方面。坦率地说，同样要紧的是在迷惑和清醒之间的情绪差距。另外的事实是，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是两个跟我一般年纪的孩子的父亲。（我并不在乎这一点，因为上帝跟人类全体都关系密切，不会因为年龄问题而妨碍他跟任何人的亲近。）我的性情还跟小孩子似的——那是我身体发育迟缓的结果，在北方气候条件下的人们发育都比较迟缓——这迫使他在跟我父母谈了跟我结婚的事后居然还对我隐瞒。当决定终身大事的时刻意外地到来时，我感觉自己由天上掉到了地下，我拒绝了。我一心想逃到陌生的地方去。有些东西有其自身的需要，它们不仅没有满足我的愿望，而且还威胁到我的愿望的实现。那站在我面前的确实是另一个人：由于他戴着神圣的面纱，所以我还不曾认清他的真实面目。我把他神化了，我想我做得对，因为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需要他对我施加影响，使我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这种双重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它导致了一个古怪的事实，即尽管我们俩都爱着对方，尽管他常常用昵称叫我，但我从未曾使用熟人之间的称呼法去称呼他。在我整个一生中，对于我来说，礼貌称呼的使用是关系亲密的表示，而昵称反而表示不那么亲密。
我的男友是荷兰使馆的工作人员。自从彼得大帝开始，在俄罗斯，有非常强大的荷兰殖民势力。使馆工作人员需要承担各种官方职责，尤其要参加水手们的宣誓就职仪式，小教堂里的布道用的是德语和荷兰语两种语言。由于我的男友花了很多时间来帮助我，所以我时不时地给他写点布道词，这真的不是什么重任。当然，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一定会去教堂，因为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观众是如何被他的演说（他本人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完全迷惑住的。后来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因为写作的热忱把我带走了，我从歌德的《浮士德》中、而不是《圣经》中选取了我的座右铭，那就是：“感觉就是一切！名称只是余音和残烟。”他跟我的关系使他受到了大使的申斥，这使他深感恼火，他又转过来对我大发雷霆。
由于宗教与政治的彻底分离使荷兰得到了好处，所以我的男友有一些特殊的权利，他可以用这些权利来帮助我。由于我离开了教会，在我去苏黎士旅行之前，②俄罗斯的权力部门拒绝给我发放护照。他说，他可以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给我办一个确认身份的证书，那个朋友是荷兰一个小村子的小教堂里的牧师。我为他这一奇怪的安排深深打动了，因为这个安排是严格按照我的愿望来执行的。那是在美丽的五月，一个普通的星期日，我们得分别了——我害怕分别，就像害怕死亡似的。幸运的是，我母亲跟我在一起，她根本不懂荷兰人的渎神的布道词，也不懂布道结束后那些表示确认的用语——这些用语几乎像是结婚誓言：“别害怕，因为我选择了你，我要用你的昵称来叫你，你是我的。”事实上，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因为他发现俄语中的“里奥拉”（或者“里奥里雅”）很难发音。
我年轻时的恋爱故事有一个惊人的转折点。那时候我对自己只是一知半解，十年后我把它写成了小说《露忒》。③但是，那个故事有点暧昧不清，因为它缺乏必要的叙事前提：即对虔诚背景的认识。我的上帝之爱和世俗之爱是一致的，而那种一致性是潜在的。那个我所崇敬的爱人真的突然之间像上帝似的消失了，没有给我留下一丝遗迹。但是这样的对比是不能成立的；这其中的深意使《露忒》的基本情节染上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不是一个年轻女孩成长发育过程中那些反常的被压抑的情感。不过，正是由于我的不成熟，这场不完满的爱情经历留下了无法比拟的、独一无二的魅力。因此，这段恋情的突然结束使我感到的是自由和快乐，这跟我小时候在上帝消失时所感到的悲伤和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次失落在形式和方式上是非常相似的。我跟我的第一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他是完全真实的，他的意愿和智慧曾经帮助我找到了自由，即内在的自由，通过这种内在的自由，我最终学会了使生活完美的诀窍。
如果说这些事件在发生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示出了不合常规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早在我的有点不正常的童年时代就种下了根，那么可以说，在我的成长发育期它们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我的身体的发育跟不上精神和头脑的发展。我的身体不得不对性欲冲动做出屈从的反应，而我的精神却不能接受或平衡冲动。为此，我甚至发病了（吐血），不得不离开苏黎士，前往南方。④后来，我觉得那跟某些动物的行为相类似，比如一条狗一直留在主人的坟墓旁，直到它感到了饥饿。尽管它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胃口。拥有一颗忠实的心灵可能会导致身体方面的不良后果，我们在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是不会为它感到难过的。
我不仅在身心分离时感到莫名的高兴，而且还把自己在身体方面的压抑看成某种异样的东西，它跟我的不断上升的快乐是没有关系的。是的，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负。我在爱情诗中表达过这种自负。在那首题为《临终请求》⑤的诗中，我还赞颂过疾病：
当我最终躺在棺材里
——一颗火星慢慢消隐，
我的爱人再次抚摸我的头发，
然后我将隐入阴影。
我的尘世之躯
将必然归于尘土。
请在我的唇上撒下最后一吻，
你是惟一爱过我的人。
别想着我真的安息
在木头棺材里，
因为我把全部的生命都给了你——
我将永远属于你。
这首诗把尘世之爱象征为（确切地说是预示为）深入得多的全面结合，它也显示了我的爱在本质上是超越惯例的。尽管我必须声明：只有在跟中产阶级的婚姻及其有关的一切进行比较时，我的爱才是超越惯例的。对于中产阶级的婚姻来说，我仍然太不成熟、太不循规蹈矩，那是我童年时期体验上帝的结果。因为在那样的背景下，我的爱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指向庸常，而是指向某种几乎具有宗教意义的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