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一群不再说什么。
回到家里，肖如玉和孩子都已经睡熟了。他躺下去的时候，惊动了她。她睡意蒙眬地问：“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邓一群说：“会议拖得太长了。”肖如玉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干别的什么去了！”邓一群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说：“睡吧。”自己在黑暗里睁大眼睛，想：我怎么这么可耻，居然领老言干了这件事？比较而言，我毕竟没做。没做就是好人。
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言子昌自己不坚定。他想。
我不是存心要害他，不过是为了自己前进而给自己创造一个防备他加害我的机会。邓一群在心里说。一切路障，我已经基本把它扫平了。睡吧。
［64］
表面上，事情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言子昌和邓一群两人心里从此各多了一层心思。言子昌忽然发现他已经扭不过邓一群了，而邓一群感觉他再也不用在乎这个处长言子昌了——他已经成了他手里的一张牌。他可以把它永远捏在手里，也可以随时打出去。全看他的心情了。
这就叫胜券在握。
［65］
春节刚过，邓一群就被抽调到省委扶贫工作组，赴贫困地区工作，时间为期一年。这也可能是全省最后一批扶贫工作组。前面已经搞过三批了。作为一个年轻干部，能被抽调到扶贫工作组，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谁都知道，这些人选都是由本单位精心安排上报，经省委组织部考察同意的。上报的人选，自然是视为单位里的骨干，可培养提拔的对象，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邓一群当然在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一次镀金的机会，也是提拔重用的机会。为此，一开始他就积极争取，并如愿以偿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1998年的春节与往年的春节一样，过得没滋没味。除夕的那台电视晚会，早已经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丧失了胃口。晚会开始前的两个月，报纸上就开始宣传，今年有什么什么新的举措，推出怎样的新人，怎样的新歌，自然是非同寻常。等晚会一过，群众一片不好的声音，那边就赶紧说：这是由于百姓的胃口越来越高，晚会自然也就很难再取得那样的效果。邓一群就想：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却总能吊起观众的胃口呢？
这个春节邓一群感觉有点憋气，本来是想回老家乡下过年的，孩子已经快三岁了，但他们还没有一起回去过。城里的春节越来越没节日的味道。陵州三年前就开始实行市区禁放烟花爆竹，于是整个除夕晚上你根本听不到热热闹闹的鞭炮声，而在乡下，农民们虽然不富裕，但他们却非常乐意燃放鞭炮，打从电视晚会一开始，你就可以听到外面的鞭炮响，这样，四乡八邻，一直到清晨，你都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鞭炮声。邓一群喜欢这种感觉。
邓一群的妈妈一直希望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孙子，在她眼里，这个孙子简直就是龙种。邓一群是她生出来的一个能干而很有出息的儿子，那么由自己的儿子和城里高干家庭出身的媳妇生出来的孩子，无疑就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宝贝。她还是在贝贝（孙子的小名）过周岁时候看过一次，那次是她到城里来。她知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想来看一看，但儿子却写信让她不要来。她知道儿子有自己的考虑，再想到自己过去曾经给儿子添的那些麻烦和尴尬，也就作罢了。自己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想：农村人就是不行啊，到处讨人嫌。不去看，也就算了，可是，她那个心里想啊，想，做梦的时候都能梦到孙子，常常半夜的时候就高兴醒了，再也睡不着。她梦里的孙子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有一双非常明亮而有神的大眼睛。她梦见他会跑了，她梦见他会说话了，有一次她居然梦到孙子对她说：“奶奶好。”她乐坏了。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她逢人就说，自己梦到孙子了。村里人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的尴尬，于是就对她说：“邓奶奶你干吗不去看一看呢？”她就不好意思地说：“儿子媳妇工作都忙，我去了干什么？再说城里的生活（这个词是她从电视里新学来的）我一点也过不惯。”
那些人就说她不会享福。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她忍受不住了，决定去城里。
为了能让自己再去城里时受到儿子媳妇的欢迎，她背上了几十斤家里做的花生油、红豆和面糕，还为孙子做了很多棉衣棉裤。那些棉衣用的都是雪白的新棉。她认为城里的那些绒衣并不暖和。但是当她到了之后却发现媳妇并不喜欢那些东西。肖如玉嫌那些棉衣做得太难看了，说根本就穿不出去。做的那个鞋子居然还是虎头鞋，花里胡哨。事实上她对那双鞋子很用心，她眼睛不好，那双鞋整整花了她半个月的时间。在乡下，小子是一定要穿虎头鞋的。城里没有虎头鞋。她原先以为媳妇会喜欢。
邓一群的妈妈到了城里，就住在亲家的家里，因为她的儿子媳妇都还是住在娘家。她那个高干亲家家里的老保姆已经走了，说是儿子媳妇威胁她，他们打算把她的老宅子拆掉。他们的家里现在新请了一位年轻的保姆，是个外地乡下的小姑娘，二十多岁，他们叫她小娜。邓一群的妈妈感觉小娜和过去那个老保姆完全不同，性格很夹生，对家里其他人都好，就是爱理不理她。没有人同她搭话，她很寂寞。亲家公亲家母都是那种有身份有文化的人，同她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身份不同，语言也就不同。在那个家里过着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无异于生活在一个囚笼里。而且，过去的那种气氛始终笼罩着她。所以，她只呆了四天，就又回到了乡下。
她不能呆在城里，后来她在心里彻底明白了。
城里的生活让她吃惊。
九十三
她临走的那一天，特地去看了一下刘正红，她有点不相信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乡下姑娘，能够同自己有文化的国家干部儿子一样，在城里立足，而且看起来好像还生活得很好，很有钱。身上的那些漂亮衣服不说，头上脚上还到处戴上了明晃晃的金器，那些东西乡下人什么时候能舍得买？邓一群没有对她说什么，但她能够感觉得到，刘正红现在很有钱，比在乡下时有钱多了，但是她却更坏了。她看见在她那个发廊里面有几个小房间，每个小间都有一张床。那些小姐也是妖里妖气的，不像是正经女子。在这样的城市里，儿子也会变坏吗？她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虑。
邓一群除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副处级干部了。他想回去让老家的那些乡下人见识见识。在机械厅，他已经成了一名灿烂的政治新星。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学生到考进省城的重点高校，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到毕业分配留在省级机关，从一名小小的科员到副处长干部，多么不容易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艰辛，他不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想起过去，仿佛就像一场梦。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个夏天，在校园里怎样地感到无助；怀着一种初生牛犊的精神，找到了那时几乎是高不可攀的虞秘书长，感受他的冷脸，一次一次地求他，直到自己下了一跪，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可耻；胆战心惊地来到时代大厦，到人事处报到；第一次休探亲假，在县城里的小小得意；和葛素芹在宿舍里的疯狂而隐秘的性爱；在阳光下去医院，带着复杂的心情陪她打胎；在电影院门前感受田小悦的失约而带来的不快；第一次去肖如玉家，感受她家门第的高贵；在邓阿姨家和她发生那样的事情……到科技处后，他巧妙地利用关系把副处老潘搞下去，再把言子昌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机关里没有人明白言子昌为什么会那么地支持邓一群的工作，并且想方设法举荐他，很多出头露面的机会都乐于让给他。在众人眼里，邓一群是个很会做事的人，简直是尊重、善待老同志的优秀的青年代表，一定是把老言服侍得非常好，他才肯这样让贤。他们感觉言子昌这个人变了，变得大度而豁达了。而他过去是一个多么斤斤计较的人哪。没有人知道，事实上言子昌现在是多么地痛苦。他发现自己在处里已经处于被架空的位置，很多权力邓一群都代他行使了。换了别人，他早就要搞掉了，但邓一群不同。在心里，他有点怕这个年轻人。只要他一告发，他一世的英名就完了。他只能事事都要让他三分，迁就他，忍受他，还得赞扬他。在那种无奈的消沉里，他又去过那个地方两次，接受小姐的服务。每次都是胆战心惊，而每一次又都感觉新鲜异常。肉体上的轻松和心灵上的重负正好成反比。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位和他女儿年龄一样大的女子，那个女子的妖媚艳丽让他惊讶，在兴奋的同时，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罪恶。当他心怀罪恶，不能兴起时，她竟然用嘴去为他服务。在她妖冶的双唇下，他像一个畜生大汗淋漓。那天晚上，言子昌很迟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他心里说：再也不来这个肮脏之地了，我怎么成了畜牲一样的东西？他是畜牲吗？如果他不是畜牲，那么就是别人都成了畜牲。
邓一群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副处级干部。副处在处级这个位置上，就像一个副科在科级这个位置上一样，根本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权力的魅力，就在于你说话说了算。在科技处，他还没有尝过完全说话做主的滋味。感受这样的权力，真让他有隔靴搔痒的遗憾。所以，他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升到正处的位置上。
两年科技处的副处，让邓一群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好一个部门的负责工作。两年来，他扪心自问，感觉做了不少事情。与他相比，他发现老言和老潘在工作上都有不少瑕疵。他才是个干事的人，能够把事情干好，自然也能把事情干坏（如果他想的话）。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就经常往龚厅长家里跑。跑跑有好处，所有的领导都吃这一套。他向龚厅汇报了处里的情况，方方面面，无所不谈。对这个家他现在已经熟悉得很了，他差不多是经常来，每次来都要带点礼物（有些礼物是不必自己花钱的，单位可以报销）。当然，他也花过大钱，那是在提拔当副处长前，送了一万块钱的红包。那些钱是他偷偷积下的私房，肖如玉不知道。这一万块钱，一下就缩短了他和龚厅长之间的距离。就像一个嫖客和妓女之间，你说他们的性具相隔多远？仅仅就是一张百元人民币之间的距离。龚厅长把他当作自家人，也不必客气，而龚夫人有什么小事更是乐于请他来帮忙，不论是下水道堵了还是排油烟机出了问题，邓一群都能解决，就像他过去在岳父母家常做的那样。
龚当然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他能理解他。当官也算是一种追求吧。像邓一群这样从农村出来的人，就更是这样了。一些当官者，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与城市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相比，农村出身的干部，更有坚韧性，更有恒心和毅力，由于出身的不同，他们向上爬的欲望更强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当官更是从现实考虑，以个人的愿望是否得到满足为最高境界。一旦成功了，他们也就更会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尽管他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但他却真的不反感邓一群。从某些方面来说，虽然他们出身不同，但对权力的渴望却是一致的。
邓一群也发现龚厅长是喜欢他的，至少对他没有恶感。但对他这个问题，他却感到一时难以马上解决。当官者自有当官者的难处。龚怕招致机关的非议，再说，邓一群同他的关系也还并没有达到他不顾一切为他去解决的地步。邓一群明白，他不灰心。他知道只要自己继续努力，一定就能够实现。只要自己用心去做，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他有这样的感受。
乌纱帽，是要你去主动争取的，你不去，它是不会自己长腿跑到你头上的。
省里需要再派扶贫工作组的消息一传出，邓一群就感到一阵兴奋。这是一个机会。省里有很多干部，下去经过一年的扶贫，回来都能升上一级，正科升副处，副处升正处，正处回来很有可能就是副厅。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邓一群就来到了人事处，问人事处长，自己能否去。人事处邢处长（新从一个大学调来的，不过四十岁的样子，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对人很客气，但邓一群知道那是他刚来的缘故，对机关里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没有搞清。一旦搞清了，知根知底，当是另一种模样了）笑笑，说，是的，省里正在进行，有我们机械厅的指标。要去的人很多，你最好写份书面报告来。邓一群忙问还有谁要去，邢处长笑笑，说，小赵小倪，甚至田小悦一个女同志的，都来报过名了。邓一群心里一惊，想不到他们也想到了，看来大家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啊！
回家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肖如玉，但她却反对他报名，那态度的坚决，完全出乎他的想象。她说孩子还小，他不能就这样下乡，把担子给她一人挑。在他的预想里，她是一定能支持的，谁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只有傻瓜才会那样。她是一个女人，应该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去支持丈夫的事业。中国有句老话：母以子贵，妇以夫荣。肖如玉怎么就会相反呢？况且，这样的机会能否属于他邓一群还很难说。但她却像真的不在乎的样子，说：谁要去谁去，反正我不同意你去。孩子这么小，你一走就完全交给我了。本来你就不问孩子的事，现在你更轻松了。
事实上这只是肖如玉表面上反对的理由，最关键的是她想不到他现在居然变得如此官迷心窍。开始恋爱的时候，她还真的有些相信他在单位里受到了挤压。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没有一点关系你是上不来的，所以她还是愿意帮他跑。她相信他是有能力的，她不想让他在单位里受委屈——他是她的丈夫，她有这样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