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说是一家经贸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样的家庭他过去从来也没有感受过。回到宿舍，他躺在床上，想：也许是顺利的。他要把这样的关系确定下来。这样的家庭对他是有用的。可以帮助他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非常正常。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简直打灯笼也难找。
该得到的，我一定要得到。如果她家有什么不同看法，他就再去找一次邓阿姨，请她再做做工作。总之，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他在心里暗暗下了这样的决心。
那几天他心里一直很忐忑，备受煎熬。他的那颗心就像悬在一根细细的发丝上，随时都可能断落。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但内心里的确又一点底都没有。上班的时候也不安心，时时想听到肖如玉的来电，听到好消息。一个小时就像一天那样长，而一天就像等了一个星期。他实在按捺不住，真想打电话直面问她，但他又生怕遭受到失败的打击。他的内心已经非常脆弱了。他已经遭受过两次打击了，他怕再遭受第三次。应该说，如果失败，他这第三次会比前面两次的任何一次都严重。
他在那几天里觉得机关处室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是怪怪的，难道他们知道我的事情么？知道我已经失败了？而我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失败了。那在他的耻辱史上又将添上重重的一笔。他心里真是很紧张。束手无策中，他再次想起了邓阿姨，给她打了个电话，想听听她有什么消息。然而，邓阿姨家的电话却没人接。也许她是出去了。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后来，他把电话打到她的单位，得到的消息是肖如玉出差去了，已经出去好几天了。
这就是说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什么坏结果。一切都还在悬疑中。但邓一群内心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反倒更沉重了一层。他想：如果她对自己有意思，她出差能不告诉他吗？
一桩对自己发展极有帮助的婚姻飞走了，就像一只小鸟，无声无息。回头想想，他们的婚姻可能性非常小。自己是什么？一无所有。而她的家庭却是优越的。尽管他和她是亲近过，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城市女孩，思想是解放的。
邓一群那一阵真是悲观极了。
邓一群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星期后，肖如玉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临时出差，走得急，没有和他联系。肖如玉对他说，她家里的人对他印象还不错。不好，也不坏。这就够了，他想。邓一群不知道，肖如玉的家人对她的婚姻都是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既不反对，也不鼓励。肖如玉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差不多从上学开始，她就开始了恋爱生涯，自己谈的，和别人介绍的），总经历了一二十个，热热闹闹，平平淡淡，生生死死，什么都有过。家里人看着不错的，她在经历了一段日子后，自己不满意；自己满意的，家里人认为一塌糊涂。眼看着年龄一天天地大了，家里人对她的恋爱着急起来，他们恨不得她马上就谈定一个，并且不管如何，他们一定表示支持。她已经是成人了。她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对邓一群，他们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意见来。总体上的感觉，是不错的。
肖如玉是知道家里人的态度的，但她却不能把家里人真实的想法对邓一群说。她要让邓一群感觉到自己对待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基本上是遵照家里人的意见来做的。这很重要。
［40］
一切步入了正轨，他们开始公开地约会，上街，逛公园。机关里的人也都知道邓一群的对象问题差不多定了。有一次在电梯里，邓一群碰见了办公室郑主任，就是他在心里比较讨厌的家伙。郑主任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邓啊，你的对象原来是肖国藩肖处长的妹妹呀。肖处跟我很熟悉的。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邓一群笑一笑，说：“还没有定呢，定下来一定请你吃。”待郑主任出了电梯，他在心里唾了他一口，“请你吃糖？去你妈的！”同时心里又升起了一股特别的快慰——这就是现实世界，非常功利的世界。毫无疑问，这门亲事对他有怎样的好处，他已经有点看到了。
他们每天都要通电话，而他每个星期则要到她家里去一次。他知道肖如玉家里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他问过肖如玉，她说，她哥哥放话，一切由她自己做主，其他人不必干预。听得出来，她哥哥的话对她一家有很大的作用。
对那个家庭，邓一群慢慢开始熟悉起来，未来的岳父过去是位正厅级干部，但若是以他革命的资历来说，他未免“进步”得太慢了些。据说这与他的性格有关。这位准岳父的文化不高，过去只上过两年私塾，17岁就跑出来革命，出来革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阶级觉悟高，而是老家太穷。打了很多仗，死了很多人，他的命大，一路顺利地过来了，当过县委书记、区长、行署专员、法院院长、人事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等等，宦海沉浮，得意过，也失意过，荣耀过，也落魄过，文化大革命中他红过（以他的性格不难理解），但也被批斗过（必然的结果）。要是让他自己自觉地回顾这一生，他肯定会觉得他的失败远远大于他的成功。在他的仕途生涯里，他也记不清自己得罪过多少人，办错过多少事。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属于偏执的东西，而且有时明知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到底，特别是在他担任某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对革命培养出来的感情以及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热情，掩盖了他骨子里很多属于人性方面的缺点。冷酷的办事方式，使他在离休后，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过去的一些老同事和战友甚至很恨他。
五十七
准岳父是个冷酷的人。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是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在家里他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这只是他的希望）。退下来后，没有谁再听他的使唤了，所以他希望在家里还能发挥这种“余热”。而事实上家里人谁也不听他的，这就让他非常恼火。在家里，他是个非常不协调的人，与老太婆关系也不算好。他是个非常大男人的人。邓一群看得出来，肖如玉的母亲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
闲下来了的这位老干部，有时还常常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他从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所以他对邓一群这样通过考试、入学、读书而进城的农村小子就有点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们的出身是相同的，但他对邓一群这种进城的方式内心有点小瞧。邓一群当然能够感觉得到，但他不会去说透。他对这位未来的岳父是敬而远之。如果说开始他对他还有些敬畏的话，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份（一个正厅级干部与他的家庭有着怎样的距离啊），后来他则发现这位离休的高级干部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有时真想不通他这几十年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地缺乏人缘。
肖如玉的这位霸道父亲，退下来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在家里沉默寡言，定时起床、吃饭，然后出去散步，回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坐在那张大写字台前阅读报纸和书籍。报纸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邓一群发现事实上他对《人民日报》并不感兴趣，更多的只是做做样子，好像是让家里人不要忘记他曾经是一位高级干部。他只看一版里的重要消息和社论，然后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上一些道道，边上注明必须要注意几点几点，要求家里其他人也一起阅读（事实上家里人根本不关心他的这张报纸，例如他的妻子只读城市晚报）。他的那些红铅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非常难看，就像是蜘蛛的腿爬过的痕迹。最让邓一群有时感觉好笑的是，有时报纸上出现什么反面人物的名字，他会在那些名字上打上红叉叉，一如在法院时在布告上打叉一样。当官当出来的职业病，病到了好笑的程度。除此，老人家会爱画两笔，这可能是他唯一像点样子的事情。邓一群有时也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看他作画，但那画却实在不敢恭维，画得山不似山，水不像水，至于花鸟鱼虫，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要命的是老人家绝不认为自己是在消遣，而纯粹是在进行艺术创作。
肖如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这一生里最重要的除了孩子，就属于丈夫。在这个家庭里，她帮助丈夫树立绝对的权威。丈夫当权的时候，她跟着享受；丈夫没权的时候，她依旧小心地照顾他的一切饮食起居。丈夫是家庭的中心。退休前她是省级机关里的一位会计，但她对财务根本就没有弄懂过。她是个不肯动脑筋的人。她常常对邓一群抱怨说，现在年纪大了，什么事情也记不牢。她在家里常常感觉很难受，她不喜欢看报纸，同样也不喜欢看电视，出门又不方便，于是只能在家里同保姆拉家常。
保姆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据说在肖如玉家里已经干了好些年。肖如玉不喜欢这位老保姆，嫌她干活不细，择菜择得不够干净（保姆眼睛不好，她自己说是生孩子那年在月子里下地干活被风吹的），菜也烧得不可口等等，但是家里却没有把她辞掉的打算。肖如玉说一是因为她觉得她很可怜，她的丈夫得了癌症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已成家，但他们却一个也不肯赡养她。二是因为这些年来已经用惯了，她妈妈觉得有这个老保姆陪着聊天，可以打发掉不少空虚的时光，日子好过。家里有这样一个人做对照，可以更深更好地理解眼前的幸福生活。老保姆的一些好处是人所共见的：干什么活都是任劳任怨，家里有什么剩饭剩菜总是她吃完，绝不浪费，永不主动提出加工资，上街买菜也总是尽量帮主人家节省每一分钱，在家里从不多话……
邓一群从这个保姆的身上，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每年都会寄点钱回去，或多或少，而他妈妈却总是让他不要寄，说让他节省下钱娶亲成家，事实上她的心里有多高兴啊！最近二哥邓一明来信说，全家一年的粮食才卖了不到八百块钱。刚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农村生活真的很艰难。由此他更要珍惜眼前的生活，他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娶一个城里女子做妻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结婚，生子，这样，他作为一个昔日的农村青年，才算是走到成功的巅峰。
机关里的人对邓一群正式恋爱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从他们的话语里，他能感觉得到，他们好像觉得他能找到这样一个家庭是件很庆幸的事情。肖如玉并不漂亮，文凭也不高，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他应该感到庆幸呢？无非是因为他的出身，觉得他是农村出来的，家里条件又不好。邓一群心里对他们那种表示祝贺的话语非常反感，但是他却努力克制着，嘴边露出淡淡的笑。一些人妒忌了？
我不够强大，我还缺乏力量。我有了一定的实力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小看我。就像机关的人对待周润南一样，心里有怒，但却还得处处唯唯诺诺，小心地看他的眼色行事。
龚副厅长也很有意思，一点也看不出他像个干部的样子，对谁都很客气，不仅对中层干部，对一般的科员也很礼貌。与周润南相比，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大家觉得他非常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在机关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就餐时的身影，绝不搞特殊化。人们还看过他的妻子，因为有时他的妻子会到单位里来找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对厅长周润南，龚副厅长总是表现得很尊重，在工作上完全服从他的安排。与龚副厅长最好的，是小车班的那些驾驶员，开会时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肖如玉的哥哥同龚副厅长是熟悉的，至于熟到什么程度，她哥哥不讲。一个过去在组织部，一个在人事厅，开会经常会看到。这是表面的，私交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甚至连一点也没有。邓一群有次提到对龚副厅长的印象，肖如玉的哥哥肖国藩处长笑起来，说：“龚长庚是什么人，在组织部呆了那么多年，对场面上一套很熟悉。周润南不会长久的。”邓一群听了唯唯。肖国藩批评他说：“小邓啊，在机关里首先要精明，有很多东西要学。”
邓一群对他这个未来的大舅子充满了敬畏，因为他觉得这个大舅子可以直接影响他的前途。有这样一个关系和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坚信这一点。
［41］
肖如玉开始改造邓一群。
首先她从外表上对他进行包装，她说他身上有一种土气——头发理得不齐，邓一群说是自己习惯在路边的小理发店理发，两块钱，很便宜。的确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进城这么多年，他害怕进那种门面装修得很漂亮的发廊里去。是不是天生骨子里对城市的某些方面有一种畏惧情绪？鞋子上蒙灰太多，擦得不勤，而且鞋子的式样很老气。鞋子一定要擦干净，干净才有点绅士的样子。衣服的质地不好，现在流行休闲、全棉的，而不是他那种藏青色的化纤布料。其次，社交时还应该注意一些必要的礼节，说话时要尽量讲普通话，而不要再发那种家乡味很重的土音，等等等等。
邓一群过去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被她一说，才发现的确很有道理。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陪着他第一次去了新街口附近的一家叫“时代风云”的理发厅去。那个理发店一进去就能感觉到那是个宰人的地方，装修得像一个宾馆，里面到处都是大镜子，在日光灯下明晃晃的，一式的沙发转椅，后面立着站得笔挺的年轻小姐或年轻先生。小姐的制服是统一的，先生的制服也是统一的，看上去比邓一群这个顾客要整齐得多。肖如玉让邓一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过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肖如玉同她讨论需要怎样的一种发式，邓一群一句也插不上嘴，他决定一切听从肖如玉的安排。小姐的剪子在他的头上发出清晰的声响，一绺绺头发落了下来。头发上有油（已经有好些天没有洗头了，他喜欢头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