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博古听来却有些不顺耳，往往是正在讨论问题时，张国焘一个别号或某某老兄的称呼，就会引得博古撇开正题，大发一通“革命道理”，质问道：“我说张国焘同志，想不到你怎么这样喜欢称兄道弟，这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的，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作风！”
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轻蔑地说：“我说博古老弟，你怎么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什么毛同志、张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气味的充分流露。”
博古的话仍带有以中央领导自居的口气，说道：“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沿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我说国焘同志，难道沿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的军阀观念吗？”张国焘则反驳道：“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你去详细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沿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留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订的有些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这里相会，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近于要造反了。”
“我没有说你们要造反，我只是说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对战士的管理，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我就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喝斥他连队的一名战士。这就说明在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间的友爱，指挥员对战士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博古！你这是对四方面军的污蔑，我表示坚决抗议！”张国焘怒气冲冲：“你以为布尔什维克只你博古一家，四方面军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我告诉你，博古，四方面军虽然不在中共中央身边作战，但并不缺少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更不是军阀！相反，我看你博古还不如国民党军阀，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棉裤，他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张国焘继续说道：“四方面军的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然成风；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员等，都做得无微不至。当然，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同样，红一方面军中也有打骂现象，但我决不因此就说红一方面军就是军阀统治。”
面红耳赤的博古又把问题扯到战略方向的问题上。两人又是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争论。
博古拍着桌子指着张国焘质问道：“在两军会师之前，６月１６日、１８日，中央和军委两次致电给你，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你看到没有？”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意见。”
“好吧，我在这里再向你重复一遍。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建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中央还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但你张国焘就是不听，非要放弃川北的茂县、北川等地，率领第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有意见。我没有兴趣和你吵，你博古也当不了什么家，被人家赶下台，在此谈何勇？”
“你，张国焘，你……你……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好吧，我不与你谈了，咱们会上见！”博古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求达到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目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李富春等人。陈昌浩和徐向前因还在茂县、北川一带，路途较远，来不及赶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是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朱德等。总的说来，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是赶快离开这个吃糌粑的地方，能暂时避开战争，到一个能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但是，对究竟到什么地方？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北进派和以张国焘为首的西进派之争。
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功、松潘、理番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西南”的发展战略。并建议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把兵权集中于军委。
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我认为，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建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退敌人，我的意见是今天决定，明天就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６月底突破，占领甘南，建立根据地。”
有人干咳了一声，毛泽东环视了一眼，是张国焘。就在座的中共党员资历讲，张国焘是个“老”字号。今天在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出席过中共在上海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张国焘已经摆出了发难的劲头。
毛泽东继续讲道：“是这样。我们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的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这个月底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朱德发言强调说：“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我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开始发言了，他故意压住调子，瞟了一眼博古，讲得慢条斯理，也很有理论性。他的发言主要是评论和否定了红军在西北活动可能要实行的两个方案。
但是，会议上很少有人发言同意张国焘的意见，大多数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
会议最后确定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这个决定以参加会议代表的绝对多数赞成而压倒少数反对获得通过。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仍持异议，态度蛮横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坚持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因此，两河口会议虽然作出了北上决定，张国焘则是根本不愿去执行的。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忽然请客吃饭，客人是聂荣臻和彭德怀。饭桌上，话题一直就是东拉西扯。张国焘关心似地说：“你们很疲劳。走了这么远，干劲很大。”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心中都在嘀咕：张国焘今天的请客肯定还有重要的话在后头。他们很少开口谈中央，只管多吃菜。
可张国焘从始至终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最后，张国焘决定分别拨１个团给聂荣臻和彭德怀补充部队。实际上，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共有１０００人左右。
饭后，聂荣臻和彭德怀走出张国焘的住处。聂荣臻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彭德怀没有直接回答聂荣臻的问话，却反问道：“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要，我当然要……”聂荣臻说，再往下的话他却没有说，此刻他的脑袋里充满了疑问，问号在大脑里四处打转转。
彭德怀乐呵呵地走了。
聂荣臻低着头，思考着。
张国焘的言行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不安。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代表党中央在两河口诚恳地与张国焘作了一次彻夜长谈。
朱德提醒张国焘，说道：“我说国焘同志啊，蒋介石虽然派来１０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１０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我建议还是按照中央的会议精神，就由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
“这……这……恐怕难以做到。敌军在这一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势力明显比我们大，打不得，打不得！”张国焘一口拒绝了朱德的建议。
在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人于两河口商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之时，红１军团的前锋部队已经前伸向两河口以北６４公里的卓克基。他们翻越夹金山从懋功出发后，溯抚边河而上，经双柏、八角、抚边、两河口，进入大石板昭沟。６月２４日，前卫红６团翻越了终年积雪，海拔４５６４米高的梦笔山。在山下腊足沟通往卓克基的路上，红６团遇到了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所率士兵的开枪阻击，红军向导当场被击中。红军在喊话无效后，进行还击。士兵依靠有利地形，与红军对峙数小时之久。这天夜里，天降大雨，士兵火枪失效。红军趁机进攻，士兵退守卓克基官寨。
第二天，军团参谋长左权赶到前线指挥攻打卓克基的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过雪山后所打的第一个攻坚战。林彪和聂荣臻因为参加两河口会议，这时还没有抵达卓克基。
攻取卓克基这个小镇子本来是轻而易举，但红军为了不伤害藏民，在开始时没有作硬攻的准备，反复喊话解释：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并不占领村寨。可是当地土司顽固执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旨意，坚决阻止红军进境。
远远向卓克基寨中望去，一座７层高的城堡式宏伟建筑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枪弹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两条小溪从城堡根下急速流过，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红军若要从正面攻上去，如果不发起强攻，只这样轻敲慢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怎么打了一天还没有前进一步？”刚从后面赶上来的左权询问。
“土司武装的火力很猛，我们已经伤了几个人。喊话他们又不听，过一会他们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个营长回答。
“不能强攻，那样会伤亡寨中很多人。在战术上想点办法，天快黑了，另调一个团从侧面迂回过去，前后夹击，收效会快些。”左权边说边下命令。
“打信号弹，让后续部队赶快从两侧迂回！”
红、绿色各３发信号弹升向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在黄昏时的天色下十分耀眼。
随着信号弹光亮的渐渐淡化，卓克基寨内突然响起一片骚乱声，大叫：“神火！神火烧来了！”紧接着就从寨后冲出许多藏兵，抱头四散。
许多藏民也一边跑还一边望着刚才信号弹闪亮的天空喊叫：
“天灯，天灯！”
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都感到很奇怪。通司笑着解释说：“你们刚才放的红、绿色神火点燃的天灯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你们的什么法术，要烧毁官寨。”
“天火？神灯？哈哈！哈哈哈！”左权也大笑起来。
红６团及其跟进的红４团，在左权等人的率领下进入卓克基。
卓克基的寺庙很有气派，金碧辉煌，面积大的可以容纳下五六千人。进入寨子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睁大眼睛，望着这座独特的藏族人民的艺术杰作宫殿，赞叹不已。
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入卓克基。就在红军大队人马进入卓克基官寨的时候，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却是被蒙着双眼带进寨子的，进寨后又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土司所用的马厩中，此人是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
曾中生是湖南资兴人，２５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参加北伐战争进驻汉口后，曾主编过《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席了中共六大。１９２８年冬回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３０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６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军第４军政委和参谋长等职。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领导红军迅速打开了鄂豫皖的新局面，红军发展到４个师近２万人，全区人口近２５０万人。
但是，自１９３１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因为不满意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继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职务愈降愈低。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后，曾中生被调任西北革命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