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梦- 第14部分

　　Jack就一个人去了。
　　我很佩服Jack一个人敢去红灯区，我觉得Jack自从去了“国营企业”打工后，人变的比原来自信多了。
　　Jack走后，我突然就有些想家了。
　　来到澳洲快三个月了，我好象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想家。难道就是所谓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吗？其实也不全是，想想这三个月，又是忙于联络搞中国经济和贸易讲座，又是忙于谈判写《证明贸易指南》，又是忙于推销《餐馆指南》赚钱，又是忙于办工作签证……真的是连想家都没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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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一个圣诞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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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留恋上海的家。
　　我的家在静安公园转角处不远的一条新式弄堂里，那是一幢三层的小楼，共有三户人家。我家住是2楼，有3间房，是标准的市民家庭。说起来，那也是一幢水泥罩面的小洋楼，楼梯很窄、很陡，是红木的，油漆虽然早就脱落了，可是岁月把它摩擦得光彩依然。父亲对我们兄弟三人要求一直很严格，要我们不仅要用功读书，还要帮助大人做家务，一个雷打不动的项目就是三兄弟每天轮着洗碗，我那时还小，经常端着一罗要洗的碗在下楼时摔倒，把那些碗打碎……
　　大哥结婚搬出去不久后生了小侄子，于是把小侄子送过来住。我和小侄子一起住，他住下床，我住上床。他总是缠着我讲故事，后来我们长大了他又总是缠着和我下棋，他玩不过我，输了总是哭鼻子，可是哭完了再下……我这个人很怪，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下棋也是一样，明明棋艺比小侄子高一筹，却又从不肯让他。我的这种禀性虽然总是让小侄子哭鼻子，可却训练了他的棋艺，他现在已经比我下得好了。每天放学后，楼下的邻居天天与我下围棋，互有输赢，这等于是我每天的回家作业。
　　上海的天气是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冬天，要咬着牙钻进被子里才行，家里只有一个热水袋，总是给小侄子用；夏天热了我们就要打开窗子，在邻家的酣声中入睡。
　　过几天就是元旦了。元旦过后一个月，就又是春节了。
　　当然，春节总是最热闹的时候。爆竹，门联，秧歌，还有年夜饭……
　　父母的身体还好吗？小侄子还下棋吗？上次父亲来信说他在谈女朋友，是原来上海滩一个资本家的女儿……
　　不知道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有什么区别，也是要家庭大团圆吧？也是要大鱼大肉地吃上几天吧？也是要互送礼物吧？
　　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没有团圆，没有大鱼大肉，也没有礼物。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过节：给自己放一天假，不再点灯熬油地写任何东西。
　　突然闲下来，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我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拣来的沙发上。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White先生。
　　White先生是StKilda市政府秘书长，为了写《中国贸易指南》，我曾去拜访过他，他也为我推荐了几个本地区最优秀的企业家，让我采访。他帮了我很多忙，后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White先生邀请我去他家过节：金，你是一个人在这里，来我家过圣诞吧。
　　来澳洲时带了一些小礼品，一直没有机会送出去。我从中选了几样东西，给White先生准备了一只景泰蓝钢笔，给White太太准备了一条手绣真丝头巾，给White先生5岁的儿子小Peter准备了一组京剧脸谱。
　　我的礼品令White一家人分外惊喜。他们也送了礼物给我，是一只玩具考拉熊。
　　我开玩笑说，我们互增礼品的过程很象一次澳中贸易。
　　White先生便笑我三句话不离本行，连圣诞节都不肯放过。
　　圣诞晚餐就在这样和祥的气氛中开始了。
　　White家里装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上面挂满了五彩斑斓的饰物，下面堆满了包装精彩的礼品盒。晚餐就在圣诞树下举行。
　　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主菜是火鸡。
　　当White太太带着棉手套从烤箱里拖出那只巨大的火鸡时，我的心被彻底震撼了。
　　我不禁回想起中国过春节时的种种事情。离中国愈远，愈是思念，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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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梦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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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想拣一个洗衣机，可是就是拣不到。于是和Jack商量，我们买一个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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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澳洲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讲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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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2月5日，我来到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问题研究中心上班。
　　我们的研究中心只有一间办公室，办公人员也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头衔是项目主任，我是又做元帅又当兵，与我写书的合作者Breth教授是兼职主任。事实上，我所拥有的只是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机。
　　还是那套上下不配套的中国西装，也还是那只仿皮的小公文箱，我就这么来了。
　　这是我不同于别的留学生的路的开始。
　　在这个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的“研究中心”里，我有四大任务：
　　写书，讲学，咨询服务和筹备大型学术会议。
　　我很快就找回了在国内时的感觉。
　　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也和这差不多，主要就是办报纸，搞讲座，科研成果的转让，咨询服务和筹备各种贸易交流会议等。
　　我是大学校园里非常少见的中国职员，在经济学院，就只有我一个中国职员了。为了尽快适应澳洲社会及大学生活，我也和其它职员一样，去教师和职员专用的餐厅用餐。去餐厅用餐当然比自己带饭要贵许多，而且我的工资又不是很高，可我仍然坚持这样做。我在墨尔本大学的校园里认识了几个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读研究生的，他们都是自带午饭。
　　我常常利用吃午饭的时候与其他老师和职员交谈，谈论的话题，多是关于中国的。
　　那时，澳洲的民族电视台正在播放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估计是那些年澳洲播放的第一部来自中国的电视节目。澳洲人第一次领略到，原来东方女人可以如此漂亮！他们赞美东方美女的身材，眉眼，服饰以及神态……他们甚至纷纷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娶个东方美女做老婆！
　　不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以为现代中国人依然穿着如剧中人一样的衣服！依然是老牛耕地的贫穷的中国。
　　我向他们详细解释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七十多年来中国的变迁，还特别讲到中国近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上的飞跃，澄清了他们头脑中对现代中国的误区。
　　当然，我也在学习西方文化。
　　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出过一些笑话。记得有一次，我在餐厅里就餐，一个服务员问我：请问先生要咖啡还是茶？我说要茶。服务员又问：请问您要黑茶（blacktea）还是白茶（whitetea）？我从来没听说过“黑茶”和“白茶”，想想也不敢试，就问她：你们有绿茶吗？我想要绿茶！我这个“绿茶”把服务员搞了一头雾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还以为我在和她开玩笑呢。后来我才知道，当服务员问你“要黑茶还是白茶”时，指的是你“要加奶的茶还是不加奶的茶”。
　　我那时和一些大学老师们交流时，还是有语言障碍的。于是，我就不得不采取连说带比划的办法，使我们彼此能互相理解。这样几周下来后，我的英语就有了迅速的提高。
　　我的办公室虽然不大，但是对于一个来到这里四个多月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很奢侈了。
　　坐在办公室里的感觉很好，非常惬意。
　　突然有一天，Jack跑到学校来看我。他看到了我的环境，都有些不相信，就说：哎呀，金凯平！你这个人还真是有点子办法嘛！我们每天都在拼命打工，洗碗、擦地、搬运东西，你却一个人拥有一间办公室！还在这里埋头沉思，不用打工，我真羡慕你呀！
　　那天，Jack没象以往那样叫我“小金”。
　　我笑了笑，说，你也不错吗，还是“国营企业”呢！
　　Jack突然站起来，把嘴凑到我耳朵上，悄声说，我骗你们呢，象澳洲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国营企业”呀？
　　我又是一笑，说，我早就知道……不过，你工作的地方确实是个大企业啊。
　　Jack不再谈什么“国营企业”了，重新坐了下来，很认真地看了看光洁的墙壁和干净的地毯，然后把双手放在沙发椅的扶手上——好象他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似的，长长地出了口气，然后说：办公室的感觉真好！
　　是的，办公室的感觉当然好！
　　在迪肯大学，我除了加紧写书外，还有讲学的任务。
　　1988年4月11日，我应墨尔本大学之邀给20多位教授上了一堂课！
　　墨尔本大学是澳洲的一流大学，它的排名在澳洲是数一数二的，在全球的大学排名中也非常靠前，大约在20几位。而我，却要为这所大学的教授们上课！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会是实事。当经济学院院长Darrell教授和我商量这项工作时，我象是听错了一样，反复问了他好几遍：您是说让我为墨尔本大学的教授们讲课？
　　Grame教授说，是的，虽然他们都是教授，可在中国经济问题上，您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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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澳洲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讲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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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学识渊博、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学者们，突然感到紧张了。我来到澳洲到现在为止，类似的讲座已经讲了20多次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紧张。我不想出任何差错，我要让他们看一看，我这个中国经济和贸易专家是货真价实的。
　　当然，我也感到了自豪。
　　我还想，能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很多，也许还从来没有过呢。
　　我一定不能怯场。
　　我知道，眼前的听众都是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兴趣的大学教授们，他们的年龄一般都在50岁上下，有的已经白发苍苍了。可是那时候的我，只有30岁。
　　一想到此，我还是有点胆怯。
　　后来，我突然想到，他们来听我演讲，实际上是要听我背后的祖国——中国的情况。想到站在我背后的中国，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演讲开始了。
　　我用拿破伦那个名句开头：中国，是一只沉睡的巨狮……
　　然后，我又说，现在，这只巨狮已经醒了！
　　我看了看台下，教授们似乎对我的开场白有点兴趣，有的甚至拿起笔来。于是，我的英语开始逐渐流利起来。
　　我给他们讲了一些什么呢？我讲古老的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我讲中国蕴藏着的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正在迅速提高，这也是中国市场正在迅速增加的同意语；我讲中国和澳洲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彼此合作的广阔前景……
　　我告诉他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伟大的古代文明，虽然近代有一些落后，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一定会让世界再一次震撼。
　　记得，我是用圣诞节那天我在StKilda市政府秘书长White家互换礼物的故事作为结束语的：我送给他们景泰蓝钢笔、绣花真丝头巾和京剧脸谱，而他们则送我一只玩具考拉熊。我说，这是我做成的第一桩澳中贸易。
　　教授们立刻开怀大笑起来。
　　而我，就在这笑声种结束了讲演。
　　演讲结束了，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虽然我谈的都是一些基本的情况，然而，根据他们的表情，我知道我的演讲已经震撼了这些对中国并不了解的著名教授们，也震撼了古老的墨尔本大学。
　　那一瞬间，我感到很自豪，甚至很激动。
　　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潜意识中把一个成功的讲座和对祖国的思念结合在一起了——那是一种特别激荡和甜蜜的情感。
　　我在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工作，还有两项任务是筹备大型会议和进行中国贸易咨询。
　　这就需要我去寻找一些客户，我是通过广告来招揽咨询业务的。需要向我们咨询的人都是想去和中国发展贸易的。广告在报纸上登出去之后，陆续有了一些客人上门求教。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位华人妇女，她说也是看了报纸上的广告专门来找我的。
　　我问她，想从事什么样的贸易业务啊？
　　她支支吾吾地不大愿意说。
　　我觉得很奇怪，如果你不说出想做什么样的贸易，我怎么可以给你咨询呢？
　　可她还是不肯细说，而是东拉西扯地聊了半天。后来，她终于觉得可以谈了，就诡秘地问我，你能不能搞到中国的名贵动物？活的死的都行！我们都要，你会非常赚钱的！
　　我立刻明白了，我告诉她，我们不做违法的生意。
　　她还是不死心，又转弯抹角和我谈了好久，我依然不为所动。我心里想得很清楚，把中国的珍贵动物弄到澳洲，我成了什么人了？不成了罪犯了吗？
　　那段时间，除了写书，做咨询之外，我还一直坚持为澳大利亚一流的报刊写文章，内容都是指导澳洲人如何进入中国市场的。有一篇《如何与中国人做生意》发表在澳洲唯一的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澳洲人报》上。我在文章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和中国做生意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当时中国的产品质量还不行，我就告诉澳洲人，选择合作伙伴和进货渠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中国的区域化问题，一般东部省份，像是浙江、江苏、广东的产品质量就好多了。还有，要找到正确的中国公司里面具体和直接负责的人，而且最好和他通了电话，这样才可以做生意等等。
　　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文化差异，《在中国，朋友是最基本的》一文发表在澳洲最重要的财经报纸《金融综述》上，我告诉澳洲读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做生意虽然是买卖关系，但是，人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
　　此外，我还在墨尔本最重要的报纸《时代报》上发表了《如何进入中国市场》，讲述中国市场和澳大利亚市场的区别和互补性，以免澳洲生意人盲目地和中国人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