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人生 作者:池莉- 第5部分

　　“日本侵华战争该知道吧？”　

　　“当然。日本鬼子——”印家厚打住了。厂长到底要干什么？即便是厂长，他也不愿意被他耍弄。他干嘛要急匆匆离开车间跑到这儿踩薄冰？七年前厂里有个工人对日本专家搞恐怖活动受到了制裁；前些时候某个部级干部去了日本靖国神社给撤了职，这是国际问题，民族问题，他岂能涉嫌！　

　　他一把推开椅子，说：“厂长，有事就请开门见山，没事我得回去干活了。”　

　　厂长说：“小印，别着急嘛。事情十分明确。你认为现在我们引进日本先进设备，和他们友好交往是接受第二次侵略吗？”　

　　“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那为什么迟迟不组织参加联欢的人员？下星期三日本青年友好访华团准时到我们厂。接待任务由工会布置下去已经两周了，你不仅不动，反而还在年轻人中说什么‘不做联欢模特儿’，‘进行第二次抗日战争’，‘旗袍比西服美一千倍’，这是为什么？”　

　　印家厚终于从鼓里钻出来了。有人栽了他的赃，栽得这么成功，竟使精明的厂长深信不疑。　

　　“胡扯！他妈的一派谎言！”他今天的忍让到此为止！顾不上留什么好印象了，他要他的清白和正直。这些狗娘养的！——他骂开了。他根本就没得到工会的任何通知。两周前他姥姥去世了，他去办了两天丧事。回厂没上几天班，他妈因伤心过度，高血压发了，他又用了两个休息日送她老人家去住院。看小白那鬼鬼祟祟的模样，不定就是他捣的鬼，他和几所大学的学生勾勾搭搭，早就在宣扬“抵制日货”的观点。要么是哈大妈，对了！她方才还假做忘了什么事是因为她老了。她丈夫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她从来对日本人是横眉冷对的。要么他们串通一气坑了他。但他并不是一味敌视日本人，他至今还和小一郎通信来往，逢年过节寄张明信片什么的。　

　　厂长倒笑了。他相信了印家厚并宽宏大量地向他道了歉。　

　　“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就赶快动手把工作抓起来！厂长不容印家厚分辩，当即叫来了厂工会主席，面对面把印家厚交给了工会。　

　　“不要搞什么各车间分头行动了。让小印暂调到厂工会来，全面下手抓。到时候出了差错就找你们俩。”　

　　工会主席是转业军人，领命之后把印家厚拽到工会办公室，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布置开了。印家厚连连咕噜了几声：“不行不行，”工会主席绝不理睬，布置中还夹叙了一通意义深远之类的活，大有军令如山倒的气势。　

　　这就是说，印家厚从今天起，在一个星期内要组织起一个四十位男女青年的联欢团体，男青年身高要一米七十至一米八十公分；女青年身高要一米六十五公分左右；一律不胖不瘦，五官端正，漂亮一点的更好；要为他们每人订做一套毛料西装；教会他们日常应用的日语，能问候和简单对话；还要让他们熟悉一般的日本礼节；跳舞则必须人人都会。　

　　印家厚头皮都麻了，说：“主席，你听清楚：我干不了！”　

　　“干得了。你是日本专家。”工会主席三把两把给他腾出了一张办公桌，将一叠贴有像片的职工表格放在他面前，说：“小印，要理解组织的信任。现在，我们只有背水一战了。对任何人一律用行政命令。来，我们开始吧！”　

　　下班时印家厚遇上了小白。小白说：“我听说了。真他妈替你抱屈。好像考他妈驻日本的外交官。奴颜婢膝。”　

　　印家厚狠狠白了他一眼，嘿嘿一个冷笑。小白马上跳起来，“老兄，你怎么以为是我……我！观点不同是另一回事。我若是那种背后插刀的小人，还搞他妈什么文学创作！”　

　　这是真委屈。到目前为止，在小白的认识上，作品和人品是完全一致的。印家厚虽不搞创作却已超越了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他谅解地给了小白一巴掌，说：“对不起了！”　

　　几个身材苗条挺拔的姑娘挎着各式背包走过来，朝小白亲切地招呼，可是对印家厚却脸一变冲着他叫道：“汉奸！”　

　　“我们绝不做联欢模特儿！”　

　　“我们要抗日！”　

　　印家厚绷紧脸，一声不哼。姑娘们过去之后，印家厚回头数了数，差不多十五六个，几乎全是合乎标准的。他这才真正意识到这事太难了。　

　　这一下午真累。在岗位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和厂长动了肝火；让工会拉了差。召集各车间工会组长紧急会议；找集训办公室；去商店选购衣料；和服装厂联系；向财务要活动资金；楼上楼下找厂长——当你需要他签字的时候，他不知上哪儿去了。　

　　报考电大的要求根本没机会提出来；忍气吞声领了三等奖的五元钱。　

　　刚调来的老大难结婚“表示”了两块钱；拯救非洲饥民捐款一元；“救救熊猫”募捐小组募到他的面前，他略一思忖，便往贴着熊猫流泪图案的小纸箱里塞了两元。募捐的共青团员们欢声雀跃，赞扬印家厚是全厂第一！第一心疼国宝！就是厂长也只捐了五毛钱。　

　　五块钱像一股回旋的流水，经过印家厚的手又流走了。全派了大用场，抵消了三等奖的耻辱。雅丽的确知他的心，说：“印师傅，你做得真俏皮！”印家厚不能不遗憾地想，如此理解他的人如果是他老婆就好了。不能否认，哪怕是最细微的一点相通也是有意义的。然而，他不敢想象他老婆的看法，他不由朝雅丽看了一眼，然后随即便又后悔了，因为雅丽读懂了他的眼神。　

　　印家厚接儿子的时候，生怕儿子怪他来晚了；生怕又单独碰上肖晓芬。结果，儿子没有质问，肖晓芬也正混在一群阿姨里。什么事也没有。他为自己中午在肖晓芬面前的失态深感不安，便低着眼睛带走了儿子。　

　　马路上车如流水，人如潮，雷雷窜上去猛跑。印家厚在后边厉声叫着，提心吊胆，笨拙地追上儿子。他的儿子，和他长得如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他不能让他乱跑，小心撞上车了；他又不能让他走太久的路，可别把小腿累坏了。印家厚丝毫没有下了班的感觉，他依然紧张着，只不过是换了专业罢了。　

　　父子俩又汇入了下班的人流中。父亲背着包，儿子挎着冲锋枪。早晨满满一包出征，晚归时一副空囊。父亲灰尘满面，胡茬又深了许多。儿子的海军衫上滴了醒目的菜汁，绷带丝丝缕缕披挂，从头到脚肮脏之极。　

　　公共汽车永远是拥挤的。当印家厚抱着儿子挤上车之后，肚子里一通咕咕乱叫，他感到了深深的饿。　

　　车上有个小女孩和她妈妈坐着，她把雷雷指给她妈妈看：“妈，他是我们班新来的小朋友，叫印雷。”小女孩可着嗓子喊：“印雷！印雷！”　

　　雷雷喜出望外，骄傲地对父亲说：“那是欣欣！”　

　　两个孩子在挤满大人们的公共汽车里相遇，分外高兴，呱呱地叫唤着，充分表达他们的喜悦。印家厚和小女孩的妈妈点了点头，笑了。　

　　小女孩的妈站了起来，让雷雷和自己的女儿坐在一个座位上，自己挤在印家厚旁边。　

　　“我们欣欣可顽皮，简直和男孩子一样！”　

　　“我儿子更不得了。”　

　　“养个孩子可真不容易啊！”　

　　“就是。太难了！”　

　　有了孩子这个话题，大人们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了，可在前一刻他们还素不相识呢。谈孩子的可爱和为孩子的操劳，叹世世代代如流水；谈幼儿园的不健全，跑月票的辛酸苦辣，气时时事事都艰难。当小女孩的妈听印家厚说他家住在汉口，还必须过江，过了江还得坐车时，她“咝”了一下，说：“简直是到另一个国家去了，可怕！”　

　　印家厚说：“好在跑习惯了。”　

　　“我家就在这趟车的终点站旁边。往后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就把印雷接到我家吧。”　

　　“那太谢谢了！”　

　　“千万别客气！只要不让孩子受罪就行。”　

　　“好的。”　

　　印家厚发现自己变得婆婆妈妈了，变得容易感恩戴德，变得喜欢别人的同情了。本来是又累又饿，被挤得满腹牢骚的，有人一同情，聊一聊，心里就熨帖多了，不知不觉就到了终点。从前的他哪是这个样子？从前的他是个从里到外，血气方刚，衣着整齐，自我感觉良好的小伙子。从不轻易与女人搭话，不轻易同情别人或接受别人同情。印家厚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自己的变化，他却弄不清这变化好还是不好。　

　　在爬江堤时，他望见紫褐色的暮云仿佛就压在头顶上。心里闷闷的，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　

　　轮渡逆水而上。　

　　逆水比顺水慢一倍多，这是漫长而难熬的时间。　

　　夕阳西下，光线一分钟比一分钟暗淡。长江的风一阵比一阵凉。不知是什么缘故，上班时熟识的人不约而同在一条船上相遇，下班的船上却绝大多数是陌生面孔。而且面容都是恹恹的，呆呆的，疲惫不堪的。上船照例也抢，椅子上闪电般地坐满了人，然后甲板上也成片成片地坐上了人。　

　　印家厚照例不抢船，因为船比车更可怕，那铁栅栏门“哗啦”一开，人们排山倒海压上船来，万一有人被裹挟在里面摔倒了，那他就再也不可能站起来。　

　　印家厚和儿子坐在船头一侧的甲板上，还不错，是避风的一侧。印家厚屁股底下垫着挎包。儿子坐在他叉开的两腿之间，小屁股下垫了牛皮纸，手绢和帆布工作服，垫得厚厚的。冲锋枪挂在头顶上方的一个小铁钩上，随着轮船的震动有节奏地晃荡。印家厚摸出了梁羽生的《风雷震九州》，他想总该可以看看书了。他刚翻开书，儿子说：“爸，我呢？”　

　　他给儿子一本《狐狸的故事》，说：“自己看，这本书都给你讲过几百遍了。”　

　　他看了不到一页，儿子忽然跟着船上叫卖的姑娘叫起来：“瓜子——瓜子，五香瓜子——”声音响亮引起周围打瞌睡人的不满。　

　　“你干什么呢？”　

　　儿子说：“我口渴。”　

　　“口渴到家再说。”　

　　“吃冰淇淋也可以的。”　

　　印家厚明白了，给儿子买了支巧克力三色冰淇淋，然后又低头看书。结果儿子只吃了奶油的一截，巧克力的那截被他抠下来涂在了一个小男孩的鼻子上，这小男孩正站在他跟前出神地盯着冰淇淋。于是小男孩哭着找妈妈去了。唉，孩子好烦人，一刻也不让他安宁。孩子并不总是可爱，并不呵！印家厚愣愣地，瞅着儿子。　

　　一个嗓门粗哑的妇女扯着小男孩从人堆里挤过来，劈头冲印家厚吼道：“小孩撤野，他老子不管，他老子死了！”　

　　印家厚本来是要道歉的，顿时歉意全消。他一把搂过儿子，闭上眼睛前后摇晃。　

　　“呸！胚子货！”　

　　静了一刻，妇女又说：“胚子货！”又静了一刻，妇女骂骂咧咧走了。雷雷从父亲怀里伸出头来，问：“胚子货是骂人话吗？爸。”　

　　“是的。往后不许对人说这种话。”　

　　“胚子货是什么意思？”　

　　“骂人的意思。”　

　　“骂人的什么？”　

　　这是个爱探本求源的孩子，应该尽量满足他。可印家厚想来想去都觉得这个词不好解释。他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我长大了你讲给我听吗？”　

　　“不，你自然就懂了。”他想，孩子，你将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丑恶。　

　　“哦——”　

　　儿子这声长长的哦令人感动，印家厚心里油然升起了数不清的温柔。　

　　儿子老成而礼貌地对挡在他前面的人说：“叔叔，请让一让。”　

　　印家厚说：“雷雷，你干什么去？”　

　　“我拉尿。”儿子吩咐他，“你好好坐着，别跟着过来。”　

　　儿子站在船舷边往长江里拉尿。拉完尿，整好裤子才转身，颇有风度地回到父亲身边。他的儿子是多么富有教养！他母亲说他四岁的时候还是个小脏猴，一天到晚在巷子口的垃圾堆里打滚，整日一丝不挂。儿子这一辈远远胜过了父亲那一辈，长江总是后浪推前浪，前景是一片诱人的色彩。　

　　他收起了小说。累些，再累些罢。为了孩子。　

　　天色愈益暗淡了。船上的叫卖声也低了，底舱的轰隆声显得格外强烈。儿子伏在他腿上睡着了。他四处找不着为儿子遮盖的东西，只好用两扇巴掌捂住儿子的肚皮。　

　　长江上，一艘幽暗的轮船载满了昏昏欲睡的乘客，慢慢悠悠逆水而行。看不完那黑乎乎连绵的岸土，看不完一张张疲倦的脸。印家厚竭力撑着眼皮，竭力撑着，眼睛里头渐渐红了。他开始挣扎，连连打哈欠，挤泪水；死鱼般瞪起眼珠。他想白天的事，想雅丽，想肖晓芬，想江南下的信，用各种方法来和睡意斗争。最后不知怎么一来，头一耷拉，双手落了下来，鼾身随即响了。父子俩一轻一重，此起彼伏地打着呼噜。　

　　彩灯在远处凌空勾勒出长江大桥的雄姿，上半部是半截黑影，下半部才有稀疏的灯光。船上早睡的人们此刻醒了，伸了伸懒腰，说：“晴川饭店的利用率太低了！”　

　　船面上一片密集的人头中间突然冒出了一个乱蓬蓬的大脑袋，这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疯子，她每天在这个时候便出现在轮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