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法典》。阳光从窗外透进来，斜斜地投下一道道充满尘埃的光柱。留着长鬓脚的年轻人摇头晃脑地读着《法典》，叫着，唱着，彼此用指头戳戳，打着手势。有一个脸上一副怪相，好像在发胃病，另一个挥着大拇指，再有一个捻着腰带上的穗子。他们的衬衣上尽是污垢，硬领松开着。有几个人还没有老，牙齿就掉了。有个人的黑胡子长成一撮撮—一这儿一撮，那儿一撮。另一个小个子的胡子却红得像一团火，脑瓜刮得光光的，脑壳边上垂下两络黄色的鬓脚，长得像辫子。雅夏听见他在叫：他们要他赔小麦，他只肯赔大麦。
难道上帝的意愿是这样的吗？雅夏问他自己。这一套关于小麦和大麦的交易。这只是做买卖的学问。他想起了反犹主义者的叫嚣：《法典》无非教会犹太人怎样当骗子罢了。
这家伙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有家小铺。他如果眼前还没有，早晚会有的。雅夏在书架附近找到一条没人坐的板凳。坐下来真舒服。他闭上眼睛，倾听念犹太经典的声音。青少年那种尖声尖气的嗓音同老头儿那种嘶哑而嘟嘟嚷嚷的声调交织在一起。人们叫喊、咕联、吟唱、吐露一个个单字。雅夏回想起沃尔斯基有一回喝伏特加的时候对他说过的话：他，沃尔斯基，并不是反犹主义者，不过波兰的犹太人在欧洲的中央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巴格达。据沃尔斯基看来，同犹太人相比起来，哪怕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也好算文明的了。话说回来，那些穿短斗篷、刮胡子的犹太人都一心想要把波兰俄罗斯化，要不就是革命党人。他们常常同时既剥削又煽动工人阶级。他们是过激派、共济会会员、无神论者、国际主义者，企图掠夺、支配和糟蹋一切。
一片沉默笼罩着雅夏。他可以被看作是这些不留胡子的犹太人中的一分子，可是他发现他们要比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更陌生。从小时候起，他就一直待在宗教信仰虔诚的人的圈子里。甚至埃丝特也按照犹太人的风俗来持家，饭菜都按教规办理。这种人也许太像亚洲人了，那些开明的犹太人认为，不过他们至少还有信仰，有个精神上的祖国，有历史和希望。除了他们那些管理买卖的法规，他们还有哈西德派文献，他们还研究自己的卡巴拉神秘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可是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有什么呢？自己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在一个地方他们讲波兰语，在另一地方讲俄语，在另一些地方讲德语和法语。他们闲坐在波斯人咖啡馆，或者赛摩台尼咖啡馆或者斯特拉斯贝格咖啡馆里，喝喝咖啡，抽抽烟卷，读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讲讲笑话，引起一片总是叫雅夏感到不舒服的笑声。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老是在策划革命和罢工，尽管这些活动的受害者总是穷苦的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兄弟。至于他们的女人呢，她们装饰着钻石和驼鸟毛，跟男人鬼混，惹得基督徒们眼红。
说也奇怪，雅夏一踏进祈祷室，就会开始估量自己的心灵。不错，他过去疏远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但是又没有投奔那个被同化的犹太人的阵营。他失去了一切：埃米莉亚、他的演出生命、健康和家庭。埃米莉亚说过的话在他耳边回响着，“您一定跟上帝缔结了什么盟约，因为他当场惩罚了您。”是啊，上天对他严密地监视着。也许这是因为他从没放弃过信仰。可是他们要他怎么办呢？当天早些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该坚持走正直的道路，像他父亲过去那样，像他父亲的父亲过去那样。可眼下他又受到种种疑惑折磨了。为什么上帝需要这些带风帽的大衣、这些鬓脚、这些便帽、这些腰带呢？还得有多少代人要为了《法典》争辩呢？犹太人还要拿多少新的清规戒律加在自己头上呢？他们盼着弥赛亚来临已经两千年了，还准备等待多久呢？上帝是一回事，那些人为的信条是另一回事。可是没有信条，人能够侍奉上帝吗？他，雅夏，怎么落到眼前的困境的呢？如果他穿上一件有穗子的衣服，每天祈祷三回，就肯定不会纠缠在这些男女私情和其他越轨行为中。宗教信仰就像一支部队——必须有纪律才能指挥它行动。一种抽象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引导人作恶。教堂就像军营；上帝的士兵在那里集合。
雅夏再也待不下去了。他觉得热，可是又在发抖。他显然是在发烧。他决定回家去。他想，随他们高兴，把我抓去吧！他心甘情愿地要喝干苦酒的最后一滴。
在离开祈祷室以前，他从书架上随手拿下一本书来；他翻到书的中央，查阅起来，就像他父亲遇到拿不准该怎么办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他一看，这本书是普拉加的莱布拉比写的《永生之路》。右面一页上是《圣经》上的一节：“他闭眼不看邪恶事”，外加《法典》上的一条注解，“这种人当女人站着洗浴时，目不斜视。”雅夏把这些希伯来字费劲地翻译出来。他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必须有纪律。如果一个人目不斜视，他就不会起淫心，而他如果不起淫心，他就不会犯罪。不过，如果一个人破坏了纪律，真的看了，结果就会犯第七诫。他打开这本书，看到一条正好同他心里最关切的问题有关的文字。
他把书放回原处；隔了一会儿，他又把它拿下来，吻了一下。这本书至少对他，雅夏，提出了要求。它指点了一条行动的道路，尽管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然而十足世俗的著作却什么要求也不提。对这种作者们来说，他不妨去杀人，偷窃，通奸，毁灭自己和别人。他常常在咖啡馆和戏院里遇见一些文人；他们忙着亲女人的手，对各式各样的人致意问好；经常大声谩骂出版商和评论家皙了I。他叫住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吩咐赶车的送他到弗雷塔街去。他知道玛格达会大闹一场，但是心里准备好了要对她说的话：玛格达亲爱的，我的心死去了。把我所有的东西——我的金表、金刚钻戒指，还有不多几个卢布——全拿去，回家去吧。你要是办得到的话，原谅我吧。
2
在马车里，雅夏感到一种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恐惧。他害怕会出什么事，可是说不上那是什么事。天气很热，但是他感到冷。他浑身打着哆喷。他的手指头发白、干瘪，手指尖像病得快要咽气的人或尸体的手指尖那样纹路全瘪下去了。他的心好像被一只巨人的拳头压碎了。我怎么啦，他问他自己。难道我的末日到了？难道我怕被捕吗？我在想念埃米莉亚吗？他还在发抖，肌肉突然痉挛；他简直喘不过气来。他的处境是这么走投无路，他只得自己安慰起自己来。得了，还不好算什么都完了吧。少一条腿我也能活下去。再说，也许我还能找到什么解决的办法。即使我被捕了，他们会把我在监牢里关多久呢？说到头来，我只是试图偷窃——我又没有偷成。他靠在座位的背上。他想要拉起上衣领子，但天气这样热，他感到不好意思这样做。然而他还是把手伸进上衣去取暖。这是怎么啦？难道是坏疽吗？他问他自己。他想要解开鞋带，可是等他弯下身去，他差一点从座位上摔下去。赶车的显然发觉他的乘客有点不对头，老是扭过头来望。路上的行人也在向他看，雅夏注意到。有些人甚至站住了盯着看。“出了什么事？”赶车的焦急地问。“要我停车吗？”
“不用，继续赶车吧。”
“要我送你到药房去吗？”
“不用，谢谢你。”
敞篷四轮马车停的时间比行驶的时间长，它一再被装着木材和一袋袋面粉的平板大车和庞大的搬家马车拦住。拉车的马儿把粗腿沉重地踩在鹅卵石上，石块迸出火星。他们经过的有一处地方，有匹马儿倒在地上。雅夏在这一天中第三回经过里马斯卡街上的那家银行。这一回，他望也没望那座建筑一眼。他对银行和金钱不再感到兴趣了。他现在不但感到恐惧，而且厌恶自己。这种感觉强烈得引起了恶心。他突然想起，也许埃丝特出了什么事啦。他回想起做过的一场梦，可是这梦刚刚形成，就从他脑子里溜走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到底是个什么梦？是梦到一头畜生？《圣经》上的一条经文？一具尸体？有些日子，他夜夜被梦折磨。他梦见葬礼、妖怪、女巫、麻风病人。他会浑身大汗地醒过来。这几个星期，他可不大做梦。他会筋疲力尽地进入睡乡。不止一次，他醒过来的时候躺着的姿势同入睡的时候没两样。然而他知道那一夜并不是没有做梦。他睡着的时候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一种孤立的存在。他时不时地会回想起有种梦，梦见自己在飞翔，或者在表演一种违反自然法则的绝技，一种类似儿戏的荒谬的玩意儿，是根据孩子对事物的误解而产生的，或者甚至根据某种语病或语法错误而产生的。这种梦真是荒谬得异想天开，如果不是在睡梦中，脑子是简直无法忍受的。他会在同一时刻中想起和忘掉。
他一跨下马车，心就平静下来。他身子靠着扶手，慢腾腾地走上楼去。他身上既没带房门钥匙，也没带万能钥匙。如果玛格达不在家，他只得在过道里等候。看门的安东尼可有一把钥匙。雅夏没有敲门，先在门外倾听着。没有一点声音。他伸手去敲门，但是手一碰上球形的门把手，门就自动开了。他走进外间，看到一个可怕的景象。玛格达挂在天花板下，脚下是一张被踢翻的椅子。他顿时明白她死了。他没有大声叫喊，也没有急忙割断绳子把她放下来，只是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她身上只穿着件衬裙；光着脚，已经发青了。他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的脖子和一团卷发。在他看来，她像一个特大号的玩具娃娃。他心想要走过去，动手割断绳子，把她放下来，但是他还是站在那儿，好像一点办法也没有似的。哪儿有刀子啊？他一定要叫人来帮忙，他知道，但是他又感到没有脸去见邻居。他终于猛的打开门，喊叫起来，“来帮忙哪！”
他喊得不大响，因此没有人回答。他想提高声音，可是办不到。他想到了逃跑这个孩子气的念头，差一点就此溜掉，但是他没有逃，去打开了一家邻居家的房门，喊叫：“你们来帮帮我呀。出了吓坏人的事情啦！”
房间里挤满了赤着脚、半裸着身子的孩子。厨房附近站着一个矮胖的、淡黄色头发的异教女人，向他转过脸来，脸上尽是汗。她在切洋葱。一见他，她问，“什么事？”
“快来！我要人帮忙！玛格达……”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那个女人跟着他走进他的房间，马上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把她放下来！把她放下来！”她吩咐。
他想照她的吩咐去做，可是这妇人缠住了他，冲着他耳朵尖叫，还拿着削刀和洋葱。雅夏的耳朵差一点被她割下来。不久，公寓里其他居民涌进来了。雅夏看到有一个人摸弄着那绳子，把玛格达往上一抬，松了绳圈，把绳子从她头上褪下来。他始终站着一动也不动。他们这会儿忙着要使她重新活过来，转动她的胳膊，拉她的头发，用水泼她。每一分钟都有人跑进来。看门的和他的老婆早就来了。有人跑出去叫警察。雅夏看不见玛格达的脸，只看见那没有气的身子，随便怎么摆弄都没有反应的、软绵绵的、死人的身子。有个女人捏了一把尸体的脸颊，随后在自己胸前划了个十字。两个老婆子互相抱成一团，好像在默默地商议。到这时候，雅夏才发觉另一个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他走进去，发现三只动物都死了。分明是玛格达把它们勒死的。猴子睁大着眼睛躺着。乌鸦关在笼子里，好像是做成的标本似的。鹦鹉侧身躺着，嘴上有一滴干血。她为什么这样干呢？准是为了兔得这些动物叫起来。雅夏拉拉一个人的袖子，要他看出了什么事情。警察已经在屋里了。他掏出记录本子，把雅夏对他说的话记下来。
又来了一些人：一个医生、一个文官、另一个警察。雅夏随时准备被捕。他情愿被抓去坐牢，可是那些公务员走了，唯一的告诫是不要去动尸体。这时，其他的人也走了，回去干他们的活——一个是鞋匠，另一个是箍桶匠。只留下两个女人：切洋葱的矮胖女人和一个脸上长着痛子的白头发的干瘪老太婆。尸体被放在一张床上，那个矮胖的女人这会儿转过来对雅夏说：“她得举行大殓仪式，你知道。她是天主教徒。”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咱们得通知教区。俄国人要做尸体剖检。”
她们终于走了，撇下雅夏一个人。他想走进卧房去看玛格达，可是感到害怕，童年时期对死人的恐惧又涌上心头。他啪的打开窗子，好像要同院子保持接触似的，还把大门半开着。他不敢再去看那几只动物，尽管他想去看，因为怕看见它们那种默不作声的样子。死的寂静笼罩着屋子，这无声的寂静里充满着被扼杀的呐喊。但是过道里仍然有一片喊喊喳喳的声音，这是人们在小声说话。雅夏站在房间中央，透过窗户望着淡蓝的天空，只见有只鸟儿在那里飞翔。他突然听到音乐声。有个街头音乐师走进了院子。他奏着一支古老的波兰乐曲，一支关于一个被情人抛弃的姑娘的歌谣。孩子们围住了音乐师，说也奇怪，雅夏对这个拉手摇风琴的音乐师倒很感激。他的乐曲打破了死的静寂。只要有他在演奏，雅夏就有勇气去面对玛格达。
他并没有马上向床走去，而是站在卧房的门槛边。妇女们刚才在这死去的姑娘的脸上蒙上一条披巾。他犹豫了一会，才走过去，揭开披巾。他看到的不是玛格达，而是一个用某种无生命的物质，蜡或石蜡模制的人像——鼻子、嘴、相貌全是陌生的。只有高高的颧骨还有点儿相像。耳朵白得像骨头，眼睑皱起来了，仿佛下面的眼珠子已经于瘪了。前颈上有一道绳子勒的青棕色的伤痕。她的嘴唇没有出声，然而她在尖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长期忍受的喊叫。那张嘴肿起来了而且裂开了，大声叫着：瞧你对我干的好事！瞧！瞧！雅夏想把她的脸蒙上，可是双手瘫痪了，他动不了啦。这个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