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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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1期- 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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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川,林斤澜、汪曾祺、邓友梅最后一次一同出访。三位站在四川三江回流的地方,邓友梅显得激动,要拍个照,汪曾祺无动于衷,邓友梅坦然地说:“你是知道我有明显缺点的嘛。”三个人一笑,合了一个影。 
  林斤澜涵养好,而汪曾祺率性、率真,两人都有些仙气。可是,1986年,《文艺报》忽然刊登汪曾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大家一头雾水,感到滑稽。 
  我拿这事问过林斤澜,林斤澜也说不知道汪曾祺要入党的缘由,只说毕加索也是法国共产党员。邓友梅有文章说汪曾祺五十年代初就写过入党申请书,党认为汪不够格,要邓帮帮他。大概是汪曾祺在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来,憋闷之后,他要长啸一声吧。 
  在作家中,林斤澜和汪曾祺互为至交。两人1950年熟悉上,直到1997年分手,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林斤澜说:“我和曾祺风风雨雨几十年,没有落下恩恩怨怨,是至交。” 
  汪曾祺小女儿汪朝回忆: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邀请、笔会相当多。爸和林叔叔总是一起参加讲课、座谈,一起喝酒,一起游山玩水,算得上形影不离。爸对林叔叔口无遮拦,高兴了,酒喝多了,心里痛快了,拿起电话就给林叔叔打,有时趁着酒劲还要骂上几句。这个时候他很执拗,很难说服。林叔叔耐心地跟他解释,帮他分析,更多的时候是不置可否地静听,让爸爸痛痛快快地发泄。林叔叔就是喝多了,也不会失态,仍然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聊天,虽然脖子带脸都红了。 
  林叔叔宽容厚道,有各种年龄,各路风格的朋友。他顾全大局,扶掖后进,乐于与年轻人沟通。他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读最前卫、最新潮的作品,而且深入研究,费心琢磨。虽然他很少口齿锋利地表达意见,可让人感觉,他心里洞彻,并且很有想法。 
  …… 
  小保姆刚来不久,饭很粗糙,林叔叔毫不在乎,还陪爸喝点葡萄酒,尽管不过瘾。我中午回家,一出电梯就听到林叔叔响亮的笑声,爸和妈都很高兴。 
  汪曾祺新时期复出,终成文学大师,和林斤澜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当代一段重要的文学史。刘心武在《醉眼不》中说:“我头一回见到他,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林斤澜家中,那时知道他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执笔,身份是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在单位里处境似乎不是太好。谈话间,他绝不提文学艺术方面的事儿,但说到烹饪什么的,却既内行,又生动。倒是林大哥有劝他写小说的话,他也不接那话茬儿。” 
  “粉碎‘四人帮’后”,究竟是哪一年?刘心武没有交代明白。看情形当是策划《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前。林斤澜1978年发表《竹》了,而汪曾祺却没有动起来。没有动起来是因为“四人帮”都粉碎了,他还要审查!故而心神不宁、心灰意冷。 
  林斤澜很早就鼓励汪曾祺写作了。 
  直到1979年,林斤澜说:“北京出版社计划出一套‘北京文学创作丛书’,……有人说,不要忘了汪曾祺。编辑部里或不大知道或有疑虑,小说组的人,也素不认识。我说我来联系吧……连忙找到这位一说,不想竟不感兴趣,不生喜欢。只好晓以大义,才默默计算计算,答称不够一本的。再告诉这套丛书将陆续出书,可以排列后头,一边抓紧点再写几篇。也还是沉吟着;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这么个反应,当时未见第二人。” 
  “有人说,不要忘了汪曾祺”,这个“有人”是谁?就是林斤澜自己。邓友梅在《漫忆汪曾祺》和《漫说林斤澜》两篇文章中,分别两段话,反复说明当时的情况: 
  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惫,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老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带劝说,要他赶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二次浪潮!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邓友梅的这两段话大意完全一致,说汪曾祺的复出完全是由于林斤澜的缘故,这与汪潮的回忆(《说说我们的爸》)吻合: 
  林叔叔为人热诚,见解通达,在他面前可以百无禁忌。改革开放后,爸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在林叔叔的催促下编辑出版的。当时爸有些迟疑,林叔叔很着急,说:“你积极点好不好!”如今,这本《汪曾祺小说选》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但,这事还得听听汪曾祺自己怎么说。他在《小说创作随谈》中说: 
  一直到1979年,在一些同志,就是北京的几个老朋友,特别是林斤澜、邓友梅他们的鼓励、支持和责怪下,我才开始写了一些。第二次起步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因为我长期脱离文学工作,而且现在我的职务还是在剧团里…… 
  看来邓友梅谦虚,在汪曾祺重新拾笔这件事上,让自己隐去了。2004年6月,我问林斤澜,“邓友梅是否同你一起到汪曾祺家的?”他说:“是的是的,一起去一起去。” 
  还有一个葛翠琳,也曾劝汪曾祺写作。汪曾祺在给朱德熙的信中谈到这件事。 
  中国有才气的文人,说辍笔就辍笔的还少吗?那是以万论的,且不论由于病,或者猝死,更不论可怕的政治,如屈原、孔融、嵇康,如“左联五作家”,就是周边一个诱惑、亲人一声怨艾、本人一个念头,日后的鲲鹏便折翅落地。文人相轻,文坛势利,观念相左,也容易让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忽然委顿,一跤不起。 
  汪曾祺有林斤澜这么个朋友,是他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学的幸运。 
  汪曾祺多年与文学界疏离,汪曾祺是何方神圣?南北刊物不得而知。拾笔写得漂亮的第一篇小说叫《异秉》(叶兆言认为《异秉》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我却认为《异秉》尽管结实含藏,但美学境界不能同《受戒》相提并论),是林斤澜推荐发表的。 
  林斤澜回忆道: 
  “《异秉》由我介绍给南京《雨花》新任主编叶至诚、高晓声,说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情。他们两位十分欣赏,却不知道江苏有这么个作家,不知道四十年代的名声,要我找机会引见。过了三几个月,未见发表出来。一问,原来编辑部里通不过。理由是如果发表这个小说,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后来,还是主编做主发出去,高晓声破例写了个‘编者按’,预言这篇小说的意义。汪曾祺看了‘编者按’后说:懂行。” 
  至于叶兆言回忆“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异秉》发表在《雨花》上……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而论,《异秉》在后,《受戒》在前。”这都是后话了。 
  后来,汪曾祺结集一个文论《晚翠谈文》,应约交给北京出版社。竟又通不过。责任编辑舍不得,也不好意思退稿,过来和林斤澜商量,眼睛都红了。林斤澜说:“交给我吧。”便略加整理,添上两篇新作,林斤澜介绍给浙江出版社,出版了。 
  汪曾祺之子汪朗在《岁月留痕》中写道: 
  林斤澜要爸爸把所写的谈文学创作的文章汇编成集,找地方出版。爸爸出的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没有拿着稿子找过人,也不会。惟独这本《晚翠谈文》是例外。但是这种文论集不被看好,出版很难。林斤澜连赔时间带搭面子,联系了好几处地方,最后还是由他老家的浙江出版社把书出了。林斤澜干这些事,纯粹是帮朋友。爸爸后来到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香港一个作家也是他的朋友写信提出,要在台湾帮他联系出版作品集,不过要按规矩他提一成。爸爸同意了。在写给家里人的信中,他说“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谈《晚翠谈文》,门也没有。” 
  1987年,作为《北京文学》主编的林斤澜,主持召开《汪曾祺作品讨论会》,这是关于汪曾祺作品的惟一的讨论会。汪曾祺为讨论会作了一个发言,是他晚年一贯的文学主张,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当时几个外国朋友要求参加,临时来不及办手续,没来。来的多是青年学者,会上很有学术气氛,有的论点经久不衰,越见影响。比如北大的几位学者,给汪曾祺定了个位,大意是“汪曾祺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等等。 
  林斤澜还帮汪曾祺主编《国风文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要出版一套书,是反映各地风土人情、山川景色、乃至瓜果吃食的散文,诸如《卢沟晓月》(北京卷)、《黄河落日圆》(鲁豫卷)、《杂花生树》(吴越卷)、《渚青沙白》(湘鄂卷)、《弄狮》(闽台卷)、《雪域佛光》(西藏卷)等等。他们找林斤澜商量,要他和汪曾祺共同主编这套书。林斤澜说,主编还是让汪曾祺来做,我可以帮他。我就做吴越卷的主编好了。他找汪曾祺谈,汪曾祺同意。具体做起来时,汪曾祺却木然,后来索性把这事弄忘了。这样,许多事只能由林斤澜来做。林斤澜对汪曾祺说:“你写一个总序吧,其他事不管啦。”为了写这篇序,林斤澜先后送了三次材料,前两次送的全不知丢在哪了! 
  这是汪曾祺临终前一年的事。他的序仍然葱茏漂亮。《国风文丛》是一套极其精美的书。 
  同样,汪曾祺对林斤澜也有友爱的表示。沈从文,就是汪曾祺介绍认识的。林斤澜回忆说是汪曾祺带他到天安门后面的午门楼上,熟上沈从文。汪曾祺写了《林斤澜的矮凳桥》,尽管不长,但一反学院派的云里雾里,句句点穴,枝经肯綮。汪曾祺认为林斤澜的小说一下子看不明白,让人觉得陌生。这是他有意为之的。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不希望似曾相识。这种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孤诣”。说他常常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无话则长,有话则短。说他小说结构的精义,是打破结构的常规。说矮凳桥系列小说的贯串性主题是人或者人的价值,具体到一点就是“皮实”,也就是生命的韧性。说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人的气质,人的“品”。得其精而遗其粗。他不是写人,写的是一首一首的诗。朴素无华的,淡紫色的诗。还分析了林斤澜的语言又流畅、轻快变得涩起来,是有意为之,是觉得过去写小说北京话用得太多,有点“贫”,想改变一下,他把家乡的温州话融入文学语言,增加表现力,是成功的。同时也建议林斤澜不妨把自己的语言稍微往回拉一点,更顺一点。这样会使读者觉得更亲切。汪曾祺最后带着感情说:“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 
  一个魔术家,表演无人喝彩,当是悲哀的。一个作家,作品无人理解,少人说好,也少人说不好,也是叫人失落的事。以读者的多和寡、评论的热和冷论,汪曾祺和林斤澜是两个极端。前者好评如潮,后者如大观园里的栊翠庵,尽管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但总是冷冷清清(孙犁语)。复出创作十来年,也就孙犁、谢冕、黄子平几个人评论叫好,远不如一些二三流作家门庭热闹。这时汪曾祺一声清亮的喝彩,无疑给了朋友很大鼓舞。看得出来,《林斤澜的矮凳桥》写得非常用心,非常精到,是中国评论园中的一枝奇葩。 
  生命自有奥秘,汪曾祺先生的逝世,我认为是寿终正寝。汪潮回忆道:
  爸于1997年5月×日消化道大出血,5月×日去世。住院期间,看上去病势已渐渐缓和,我们只告诉了不多的几个人。林叔叔闻讯接连两天去看他。一对老朋友又凑在一起了,不过一个是坐着,一个却躺着,口鼻中还插着管子。他们大概都想到了什么,又都没有说。爸去世当日,我回到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林叔叔。我关上房门,压低嗓音,以免躺在隔壁的妈听到。林叔叔却在电话的另一端失声叫道:“啊!怎么会这样!”那一刻,我强压着哽咽,发不出任何声音来。 
  告别仪式那天,林叔叔没有去。头天他已经和几个年轻作家到医院太平间去看过爸。他特意到家里来,和我们的二姨一起守护着卧病在床的妈。他们装着若无其事地陪妈说话,这是比参加告别仪式更艰难的事。 
  文中说到“他已经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太平间去看过爸”,青年作家是指李陀、余华、史铁生、李锐和何志云。那天还有高邮文联及亲属等人。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人,是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 
  尽管林斤澜通脱世事人生,汪曾祺的死还是让他感觉到强烈的沉痛。你只要读一读《纪终年》,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沉痛。《纪终年》一反林斤澜构思精深、行文简约的特点,“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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