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时旧小说的流行，应当数《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说唐》、《小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情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今古奇观》……书虽同时流行，实在各有读者。前一部分多普通人阅读。有些人熟习故事，还是从看戏听书间接来的。就中读《三国演义》、《水浒》，可满足人英雄崇拜的愉快。读《西游记》、《镜花缘》，可得到荒唐与幽默综合的快乐。读《封神榜》照规矩，必然得洗洗手，为的是与当时鬼神迷信习惯相合。后一部分多书生和闺阁仕女阅读。有的人从书中发现情人，有的人从书中得到知己。《聊斋志异》尤为人爱读，为的是当故事说即容易动听，就中《青凤》《娇娜》《黄英》《婴宁》这类狐鬼美人，更与自作多情孤单寂寞的穷书生恋爱愿望相称。《今古奇观》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说给妓女和小商人听时，很可能会赢得他们许多眼泪，并增加他们许多幻想！
至于新章回小说的兴起，是与报纸杂志大有关系的。如《九尾龟》，《官场现形记》，《海上繁华梦》，《孽海花》，《留东外史》，《玉梨魂》……这些作品多因附于报纸上刊载，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那时上海申、新二报是国内任何一省都有订户的！）它的特点是渐趋于一致的社会性。故事是当前的，注意在写人写事。或嘲笑北京官场，或描写上海洋场，或记载晚清名士美人掌故，或记载留日学生革命恋爱。或继续传统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情节，如苏曼殊、徐枕亚等作品，就名为“香艳小说”。它们流传的时间短，分布少，当然不如旧小说普遍，然而它们的影响可不校因为北京的腐败，上海的时髦，以及新式人物的生活和白面书生的恋爱观，都是由这类小说介绍深印于国内读者脑中的。作品既暴露了些社会弱点，对革命进行自然即有大作用。然而当时有一部分作家，已起始借用它作“讹诈阔老”或“阿谀妓伶”工具，所以社会对于小说作家就保留个“流氓才子”印象，作品的价值随之而减少。这件事后来间接刺激了新文学的兴起，且直接致了章回小说的死命。
至于更新一派的人把小说社会价值重估，是配合维新思想而来的。吴稚晖先生为提倡科学教育，来写《上下古今谈》。林琴南先生大规模译欧洲小说，每每在叙言上讨论到小说与德育问题。梁启超先生更认为小说对于国民关系影响大，作用深，主张小说在文学上应当有个较新的看法，值得来好好设计，好好发展培育它。林译小说的普遍流行，在读者印象中更易接受那个新观念，即“从文学中取得人生教育”。虽然这个新观念未必能增加当时读者对于小说的选择力，因为和林译小说同时流行的小说，就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然而一个更新的文学运动，却已酝酿到这个新读者群中，到民八即得发展机会。新文学是从这个观念加以修正，并得到语体文自由运用的便利，方有今日成就的。
到现在来说小说和社会，有好些情形自然都不同了，第一是旧小说除了几部较重要的还可因为重新印行重新分配得到读者，其余或因为流行数量越来越少，或因为和读者环境生活不合，不仅老先生所担心的诲淫诲盗小说作用已不大，就是维新派担心的鬼狐迷信与海上黑幕小说，也不能有多大的作用了。一般印象虽好象还把小说当消遣品，小说作家和作品在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却已有作用且受到影响。大学校已把它当成一种研究课目，可作各种讨论。国内图书馆更有个小说部门，收藏很多书籍。国家学术奖金，且给作品一种学术上的重视，把它和纯数学以及史学等等并列。
国家在另外一方面，为扶持它，培养它，每年还花去不少的钱。国内出版业在这方面投资的，数目更极可观。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所能引起读者给予的敬意和同情，若从过去历史追溯，竟可说是空前的！就拿来和当前社会上一般事业成功者比较，也可说是无与比肩的！
但是，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又有些作家，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的写他的作品。又有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形下写作，索性放下写作去弄政治。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值得有心人注意。其次是文学运动过去和商业关系不大好，立法上保障不生作用，因此国内最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尽管有一百万本流行，繁荣了那个新出版业，作者本人居多是无所得的。直到如今为止，能靠版税收入过日子的小说作家，不会过三五位。冰心或茅盾，老舍或巴金，即或能有点收入，一定都不多。因此作家纵努力十年，对国家社会有极大贡献，社会对他实在还说不上什么实际帮助。他还得做别的事，才能养家活口。所以有些作家到末了只好搁下不干，另寻生活，或教书经商，或做官办党，似乎反而容易对付。有些人诚实而固执，缺少变通，还梦想用一支笔来奋斗，到末了也就只好在长穷小病中死去，这自然更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一点，实需要出版业方面道德的提高，和国家在立法上有个保障，方能望得到转机，单是目前的种种办法，还是不够的！若抽象的法律难于限制，就应当有个国立出版局作点事了。从商业观点来看一本好书，也许不过是它能增加一笔收入，别无更深的意义，标准上就不会高。至于从国家观点看来，一本好书，实值得由国家来代为出版，代为分配。照中国目前情形，一本好书印行十万到五十万本，总有办法可分配的！国家来作这件事，等于向全国中优秀脑子和高尚感情投资，它的用意是尊重这种脑子并推广这种情感。投资三五千万元，决不为浪费。即或麻烦一点，但比别的设计究竟简单得多，而且切于实际得多！作者若能从这个正当方式上得到应有的版税，国家就用不着在这问题上花钱操心了。
这种种合理的打算，最近自然无从实现。但这对于一个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作者说来，还是不会灰心的。就因为他的工作物质上即无所得，还有个散处于国内的五十万一百万读者，他们精神上是相通的。尽管有许多读者是照我先前说的“无事可作，消遣消遣”，可是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中后，也许过不久他就被征服了。何况近二十年来的习惯，比我们更年青一辈的国民，凡受过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好作品所能引起良好的作用，实在显明不过。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更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己。若想到真理和热情是可传递的，这个工作成就，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长远意义，他就会相信明日的发展，前途为如何远大。环境即再困难，也必然不以为意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作于昆明
论特写
近十余年来，报纸上的特写栏，已成为读者注意中心。有些报道文章，比社论或新闻还重要，比副刊杂志上文章，也更能吸引读者，不仅给人印象真实而生动，还将发生直接广泛教育效果。这种引人入胜的作用，即或只出于一种来源不远的风气习惯，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已成风气习惯后这类作品的真实价值，必然得重估！他的作用在目前已极大，还会影响到报纸的将来，更会影响到现代文学中散文和小说形式及内容。特写大约可分作三类，即专家的“专题讨论”和普通外勤的“叙事”、“写人”。本文只谈一谈用新闻记者名分作的“叙事”。
试就几个“大手笔”的作品来看，就可知他们的成就并非偶然。凡属叙事，不能缺少知识、经验和文笔，正如用笔极有分寸的记者之一徐盈先生所说：要眼到，心到，手到，才会写得出好的报道文章。他说的自然出于个人心得，一般学习可不容易从这三方面得到证实。因为“三到”未必就可产生好文章。同是知识、经验和文笔，在将三者综合表现上得失就可见出极大差别。检视这点差别时，有时可用个人立尝兴趣、或政治信仰、人生态度不同作说明（但这完全是表面的解释）。有时又似乎还得从更深方面去爬梳（即如此钩深索隐，将依然无什么结果）。为的是它正如文学，一切优秀成就一切崭新风格都包含了作者全生命人格的复杂综合，彼此均不相同。能理解可不容易学习，比一个伟大作品容易认识理解，但也比同一伟大作品难于把握取法。
以个人印象言，近十年这部门作品的成就，可说量多而质重，实值得当成一个单独项目来研究，来学习。把四个作者成就作例，可测验一下这类作品是否除“普及”外还有点“永久性”，是否除“通常效果”外还有点“特别价值”？这四个人的姓名和作品是：范长江的《塞上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萧乾的《南德暮秋》及其他国外通讯记事徐盈的《西北纪游》、《烽火十城》、《华北工业》九一八后华北问题严重而复杂，日本人用尽种种方法使之特殊化，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却各有打算，各有梦想。国人谈华北问题，很显明，一切新闻一切理论，若不辅助以当时在《大公报》陆续发表的《长江通讯》，是不容易有个明确的印象的。作者谈军事政治部分，欢喜连叙带论。从一个专家看来，可以说多拾人牙慧，未必能把握重心。但写负责人在那一片土地上的言谈活动及社会情况，却得到极大成功。比如写百灵庙之争夺过程，写绥远、大同，张家口之社会人事，写内蒙和关内经济关系，……以及这几个区域日本人的阴谋与活动，都如给读者看一幅有声音和性格的彩色图画。这点印象是许多人所同具的。所以到抗战时期民国二十七八年左右，这些通讯结集的单行本，就经几个朋友推荐，成为西南联大国文系一年级同学课外读物。因为大家都觉得，叙事如果是习作条件之一，这本书宜有助于学习叙事。尤其是战事何时结束不可知，倘若有一天大学生必须从学校走出，各自加入军队或其他部门工作，又还保留个写杂记作通讯的兴趣时，这本书更值得作一本必读书。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同学看巴金、茅盾小说完篇的多，看《塞上行》保留深刻印象的却并不多。这本书在时间上发生了隔离作用，所说到的一切事情，年青朋友失去了相关空气，专从文学上欣赏，便无从领会，竟似乎比其他普通游记还不如了。读朱自清的《欧游杂记》，郁达夫的《钓台春昼》，邓以蛰的《西班牙斗牛》，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都觉得有个鲜明印象，读《塞上行》竟看不下去。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个问题，即新闻纪事那时候和文学作品在读者印象中还是两件事。学校中人对于文学作品印象，大都是从中小学教科书的取材所范围，一面更受一堆出版物共同作成的印象所控制，新闻纪事由于文体习惯不同，配合新闻发表，能吸引读者，单独存在，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即失去其普遍意义，更难说永久性了。
第二种作品与前作相隔已十年，是和平前后哄动一时《延安的一月》。从作品言，作者用笔谨慎而忠实，在小处字里行间隐含褒贬，让读者可以体会。他写的虽不是历史，可得要个历史家的忠正与无私。他的长处不仅值得称道，还值得取法。从读者言，这个区域的人和事，正由于与中央隔离对峙，是国内年青人希望和忧虑的集中点，如今对国人关心诸事能一一叙述，作品成功可说是必然的。
《大公报》记者萧乾，算是中国记者从欧洲战场讨经验供给国人以消息的一人。他明白，重大事件有英美新闻处不惜工本的专电，和军事新闻影片，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写伦敦轰炸，就专写小事。如作水彩画，在设计和用色上都十分细心，使成为一幅明朗生动的速写。写英国人民在钢铁崩裂，房屋圮坍，生命存亡莫卜情景中，接收分定上各种挫折时，如何永远不失去其从容和幽默，不失去对战事好转的信心；写人性中的美德，与社会习惯所训练的责任；写对花草和猫犬的偏爱。即不幸到死亡，仿佛从死亡中也还可见出生机。这种通讯寄回中国不久，恰恰就是重庆昆明二市受日机疲劳轰炸最严重，而一切表现，也正是同盟国记者用钦佩和同情态度作报道时。看萧乾作品，更容易引起国人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可说是中国记者用抒情的笔，写海外战争报道配合国内需要最成功的一例。并且这只是个起点，作者作品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的，还应当数随盟军进入欧陆的报道，完全打破了新闻的纪录。用一个诗人的笔来写经过战火焚烧后欧陆的城乡印象，才真是“特写”。虽说作品景物描绘多于事件叙事，抒情多于说理，已失去新闻叙事应有习惯，但迄今为止，我还不曾见有其他作者，能将“新闻叙事”和“文学抒情”结合得如此恰到好处，取得普遍而持久成功的。
但是从教育观点出发，来检查一下这部门作品成就时，个人却和国内许多青年读者有相同印象，对于徐盈先生近十年的贡献，表示敬意。从二十三年《国闻周报》时代，作者带调查性的游记见出一支笔和农村经济关连十分密切。但那时候报纸特写栏，正是“范长江时代”，注意这种有知识有见解游记的人并不多。抗战后，却载出了作者有关西南诸省及后方建设的种种报道，用区域特性作单位，由人事到土地，一一论述，写他的《西南纪游》人事禁忌多，虽畅所欲言，涉及其他问题时，又怕和对外有关，说多了或者反而会为敌伪利用。然而从教育后方年青读者意义说来，作者一支笔实已尽了最大努力。且处处隐见批评，尤其是属于政治经济上人事弱点，和工业技术上两难，从当事方面所报导和牢骚，都能归纳于叙述中，对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