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嘛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
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
她又看了我一会，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
“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
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
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
我心里似乎悄悄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
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
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饼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
三十五
四元儿也长大了。去年回去，省作协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县里
在县上的饭馆里吃饭时，正碰上四元儿带着婆姨也来吃饭
我一眼认出他来，有小时候的嘎像儿，长得像疤子又比疤子魁伟，俨然一条陕北大汉；穿的也像样，腕子上闪闪的，只是皮肤晒得黑
他身边坐一个女子，抓一把花阳伞在手上。女子边吃边窃窃地说着什么，四元儿便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几句干脆话，女子就笑
“四元儿！”我喊
他张望一阵，愣愣地离了坐位，向我走近
“你不是清平湾的？
“欧嘛。”他再楞一会，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咳呀！随随说你要来哩，真格倒来了。多会儿到？
“才到。
他却再寻不出别的话来，光是抓住我的胳膊定睛看我
“还认得出我吗？
“咳呀，不是随随说你要来，就不敢认。腿一满不得动？
“随随收到我的信了？
“欧嘛。都说你是虚说哩，腿不得动咋能来成？倒真格来了
走！庄里回！““吃完饭吧。那是谁？
他笑了：“我婆姨。我来县上开会，这人就要跟得来。
四元儿现在是村里的会计。五元儿去了青海，前几年招工招走的，开汽车。二元儿、三元儿都成了家，分出去单过。六元儿还在上中学
“还能记得我？
“噫——！那程儿你不是喂牛着？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前年死了。他那小孙女出嫁了。当年每天晚上坐在饲养场上，她总问我北京的事，问我电视机是什么，望着天上的星星，想半天想不出个头绪
“这程儿咱庄里也有了电视机了，黑白的。公社里就有五彩的。
四元儿说
“通了电了？
“通了多时了。你写的小说我看过，看得人笑哩。亮亮妈不识字，识字喽要揍你咧。
“咋？
“把人家那号事写在书上给众人看，咳呀——
“小说嘛……
“我晓得。你就把咱山里人看得啥也解不开？
“我写的白老汉也是综合了白金玉和田秀山，写小说得用点虚构。
“这我解开。
现在谁喂牛？现在单干了，牛都分开，各家喂各家的。疤子还在炭窑上？还在，当了窑头，不用下窑掏炭了，只在井上动动口。炭窑上有了柴油机、电动机。栓儿呢？栓儿也老了，有一年捞河柴时摔断了腿，老了，再不敢捞河柴。瞎老汉投了吧？在哩！平八十岁了，每日在衬里走走串串，深喜自己的命好，偶尔还到那高高的土崖上去张望。那土崖上的鸽子愈多了，唯瞎老汉知道有多少只。随随箍了三眼新石窑，有了两个儿、两个女子。碧莲养了七十只鸡，成了养鸡专业户，可是运输不便，销路不算好。陕北什么时候能修铁路呢？我又记起当年和白老汉一起拦牛时，站在山坡上唱着信天游，互相说着心里的愿望：这山茆上、沟壑里要都长得是杨树、柏树，够咋美气！那位“太行山人士”说，这儿为什么现在还不造林呢？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真是件怪事，国家每年花很多钱治理黄河，为什么不下大力气在黄土高原上造林呢？林牧业搞起来，于黄河的治理大有益处，这儿也才有修铁路的价值，人才不光能吃饱，还能有钱
我们的汽车出了点毛病，司机正修得满头冒汗。四元儿说他先回村去，报个信让随随预备一下。他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婆姨坐在车后，渐行渐远，忽地那婆姨支开了红花阳伞，远远的十分鲜艳。这又让我想起明娃，想起碧莲第一回来清平湾相亲时的样子，那稚嫩而羞涩的声音仍在我耳边：“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嘛……
三十六
在县里耽误了一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县长。我们这帮写小说的家伙，观察力都极佳，一进县委大院先都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女干部，几个人窃窃耳语，惊讶此地竞有这么一位文雅又美貌的女干部
她正在和几个粗壮的农民谈话，愈显出身材的柔美，说话时的动作也——怎么说呢——很帅；衣着剪裁得合身且讲究，让我们几个北京人惭愧
一问才知道，她原是上海知识青年，文革前就去了新疆农垦兵团，七二年随爱人来到陕北，她爱人的老家在这儿。来了之后先当了几年农民，又当了几年工人，再当了两年干部，去年被选为副县长
“孩子呢？几个？
“两个。一个跟我在这里，一个在上海跟着外婆。
“不想吗？
她笑，笑得很潇洒：“我想他，他不想我，从小跟着外婆，不愿意到陕北来。在这儿的这一个又不愿意到上海去。
“哪年到的新疆？
“六三年。
“石河子？
“对，石河子。
“总理当年不是去过？
“对，当时我就在。
“自愿去的？
“对，自愿。”她稍犹豫一下，又说：“也不完全是。我的出身不好，考大学时虽然分数名列前茅，但我的出身不行，没上成。我当时觉得这也没啥了不起，干什么不是一样？让党看我的真心好了。现在有些遗憾，就是没有上过大学。我现在正在上业余大学。
“您的上海口音并不重。
“南腔北调。陕北话我也能说，上海话也能说，维族话也能说几句。
“三十几？
“噢——！四十几了！
“不像。
“不像吗？”这回笑得却不像个县长，像个女人。从那笑中能感到她多么希望自己还年轻，多么高兴自己还只像三十几岁。“不，老啦——”她又说。当然，她想起自己十八、九，二十几岁时来，难免会有万千感慨
“不想调回上海吗？
“现在不想了。这儿有我的事业，也很好。
女县长走后，我们几个人说：“嘿，这就是一篇小说。
“太行山人士”说：“你们他妈的就知道小说，听来一点事，加上些美哉壮哉的文学词汇去制造一篇小说。抽疯。
“废话。你说怎么写？
“我说咱们都别写了，不如改行当小偷儿。你能写出她心里的一切来吗？外表的和藏在心底的，眼前的和那四十几年的，加在一起才是她这个人。你能吗？你只能偷人家点儿东西，于你制造一篇小说有用的，先定下个原则，要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强者文学吧，阳刚之美吧，乐观坚强忠诚深刻高昂……要不你吃什么！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小子酒喝多了。而后大家都躺下，抽着烟，默默地望那窑顶。
三十七
弄不清是不是在梦里。
清平河还是那么轻缓地流着，在村前“哗哗啦啦”地诉说着日月光阴。
我们当年住过的那眼石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窑前的小枣树长大了些，枝叶摇曳，在窑门和门前的空地上投下碎影，窑洞就更显得沉寂。窑门上了锁。木门上隐约辨出当年的墨迹：“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金涛写的。还记得我给他端着墨汁瓶，称赞他的字写得漂亮，墨汁溅了我一脸。仲伟正脚踏着拍子吹口琴，吹的《霍拉舞曲》，吹得浑身乱颤。那是七o年国庆，村里不放侣，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了假。小彬蹲在窑前逗狗。
那只狗叫“玩主”，会两腿站，会打滚，会玩很多花样；其父是“黑黑”，其母是“花脑”，父母原都老实巴交的。李卓从河边洗衣服回来，把衣服晾在小枣树上，每——枝头挂一件，飘飘扬扬如同五彩旗。秋阳温暖、不燥。欢快热烈的“霍拉”飘过河去……
现在这窑前可真冷清。窑已作了仓库。那群吵吵嚷嚷的少年都到哪儿去了？好像根本不曾来过。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好像他们都去赶集了，买几筒罐头，吃罢就回来。好像他们都上山受苦去了，剩我—人在家做饭，一会儿就都会喊着饿回来的……所能清楚的只一件事：他们都远离了清平湾，但他们无论在这星球的什么地方，都终生忘不了这窑洞、这山川、这天空、这土地和人……
疤子家的磨房已经废弃了，石磨愣在那里驮满尘土。现在都用电磨了。“嗡嗡”的推磨声在我心头震起。李卓说：“一人一百圈儿，我先来。”金涛喊：“才他妈九十八！还差两圈儿。”仲伟和小彬搭伴，两个人推二百圈。金涛又说：“仲伟真机灵，找了条‘大驴’搭伴儿。”那时队里的驴不够用，时常就要人推磨。这一天就全体歇工，推一天，天黑时磨房里挂一盏马灯，大家都累的不说不笑了，驴一样地默转那一百圈，盯着面粉不慌地落，窑顶上是鬼似的人影在转……
我又到了饲养场。饲养棚都拆了，光剩一片空地，堆满柴草、石料。我寻着残留的地基，找到我当年的领地，跟同行的几个人说：老黑牛就在这儿，红犍牛就在那儿，老生牛在这儿，花牛在最边上……。我记得它们的样子，盼着我给它们拌料，高兴得前蹄上石槽，亮亮的眸子望着我。白老汉哑着嗓子又唱；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个你那年我住在医院里，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偏方：穿肠骨，焙干研碎了吃。穿肠骨就是狼粪中没有消化的碎骨头。我写信到陕北去。白老汉拦牛时漫山遍野地找，找到一小把，托仲伟给我捎了来。这地方的狼不多，他一定费了大力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忽然说：“我决定了”决定了什么？”
“回北京时我在山西下车，去我们太行山看看。”
三十八
有人会说我：“既然对那儿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用你的北京户口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
那儿需不需要知识青年？说老实说：需要。那儿最缺的是知识，缺老师，缺大夫、缺学农的、学林的、学机械的、学配种的、学计划生育的……除了不缺学原子弹的。
于是心里惶惶的，似乎连这思念也理不直，气不壮，虚伪。
有个也是当年插过队的人跟我说：“甭管那个，反正咱们他妈的没理。当年当了红卫兵，肯定是没理；后来去插队也没理，要不为什么插队不算工龄呢；然后转回来还是没理，有理就不用偷偷摸摸给人家送礼了；那些猫争狗斗上了大学的以为这下子还不得有理？结果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不算数；后来真正考上大学的也没多少理，三十好几了，老婆喊孩子哭，屁股大的一间房，只好蹲到路灯底下去背书，因为工龄不够，一上大学还把工资免了；还有些人为了转回来，为了上学，不结婚，忽然想起得结婚了，又没理了，成了大龄男女青年。你干脆放心得了，反正咱们不想有理了。”
话虽这么说，心里依旧惶惶的。
陕北的变化确是不小。没有要饭的了。没有人吃麸、吃糠了。
没有人穿得补钉摞补钉了。饭馆里卖的饭菜也不光是两面馍和粉汤了。插队那时，偶尔到县城来，我们几个就先奔饭馆，筹了十几块钱想大吃一顿，可无论如何花不了那许多钱，无非两道菜：素粉汤和肉粉汤。素粉汤就是漏粉、豆芽、豆腐合在一起熬，加上几片肉便为肉粉汤。现在呢，七、八种炒菜写在黑板上，过油肉、宫保肉丁、木须肉、大拼盘，啤酒也有。我对那个大师博说：“咱们这儿也会这么炒菜了。”他说：“不是你们北京知识青年传来的？”
噢，这可是对我们的充分肯定。吃饭也确是一种文化。我还不曾想到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作用。历史常常有趣，先定的目的没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前不久在报纸上见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经济发达地区商品、人才、技术涌向大西北》，说“西北过去经济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展……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济政策放宽以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批小商小贩、推销员、建筑队，以及有各种各样技术的人，带着时装、日用品，带着手艺、技术，潮水般地涌向大西北……”这才是真正的开发。历史上真正的开发，似乎都是这样自发的。也许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那是一场人为的运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