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 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耗子的才是好猫咪」（邓小平语）。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国、共两党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一百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愍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来了，老毛打砸抢玉石不分，破坏可就彻底了（古代的流寇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曰「搬掉三座大山」。其实他和敝乡长朱元璋一样，一座大山也未搬掉，还另加一座新山。这种搬山造山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也赶不上「先进国家」。所以邓小平今日还在山前山后乱窜一通，不知伊于胡底？这些都是后话，将来再慢慢交代。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湉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 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同样的，当「四人帮」被捕的时候，华国锋、汪东兴不都是「政治局委员」？「八三四一部队」被调出北京换防去了，华、汪二人不也是相继换防养病？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个「八三四一」的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不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谕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级，无他，让我借用一句邓公小平逃出魔掌时的四川话：「命大！」
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过青岛，曾拜谒过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无头。他的头是用不锈钢假造的。原来康公虽逃过了「老佛爷」，却逃不过「红太阳」。他的旧坟被红卫兵挖掉来鞭尸。他的头也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就不知去向了。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了。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问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逃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协办大学士 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