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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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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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晚清商约外交》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但在下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的经验,有感而发。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syllabus)中,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实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门楣,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实在有违心愿。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谈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不是个娃娃呢?
   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吧,在费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不谈观点,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至今的「中文著作」里,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钜著。这样一比,我们要想剑桥学派,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不称王,不称霸,又岂可得乎?这儿还想大胆的插上一句,在这个剑桥学派里,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费正清的观点。虽然费氏逝世之后,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
   若问,在这一行道上,中英两文的著作,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主义」上去了。首先,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历史学的转型,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说,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在我国的传统史学,所谓六家二体里,都未尝成过专业,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发育始终没有成熟,在中国学术史上,就像一个花苞,花未盛开,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下节当略述之。
   再者,笔者在谈比较史学,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喜欢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的音乐。你可千万不能说,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因此我们谈国际关系史,乃至国际法这行学问,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我们在这个专业里,就比西方落后了,落后到几乎没有了的程度,但是它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却也曾大有可说,甚至还有更高的成就呢!吾人试读我国古籍中的《左传》、《国语》、《国策》,乃至《晏子》、《管子》,便知道我们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但是在秦汉以后就不足观矣。且举几则小例子:
   我国古代国际公法的萌芽
   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老外交家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做了齐国的周恩来,以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帮齐桓公打天下,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正是美国今日所干的?)为维持他那时的国际和平,管仲于公元前六五一年,在齐国的葵丘(今山东省临淄县),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并签订了一件国际条约叫做(葵丘之盟)。(这项条约如签订于二十世纪,周恩来显然就要选日内瓦或万隆了。)在这件「葵丘条约」里,当时各列强,在齐国(位同今日的老美)的操纵之下,歃血为盟,宣布一致遵守所签订的各条款,这些条款当然也就变成当年的国际公法了。原条文是假当时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之名(也就是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之名),向国际公布的。条约的内容是:
   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见《春秋谷梁传》,僖公九年)
   这则我国古代的国际公约,大致也可叫做「五毋公约」或「五禁公约」吧!今天读起来虽觉可笑,现代女权主义者读来,尤其要怒发冲冠,但是这却是那时最合实际需要的国际条约。(请看今日联合国中由美国带头所搞的,「禁核」、「禁毒」、「禁武」(化学武器)等等三禁、五禁诸条约,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小国甚多。一河流经数国。如果上游国家筑坝蓄水,下游国家就要受旱灾了,所以不能「雍泉」(截流,筑坝,或造蓄水池)。饥荒缺粮时期,各国尤不许囤积居奇,所谓「毋讫籴」也。「毋易树子」这条也很重要。由于往古部落之间通婚的老传统,我国封建时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国际背景的。直至今日我们还有「姻联秦晋」的成语。乖乖,秦晋都是超级强权。他两家的外甥少爷已经做了「树子」(太子),你要把他换掉,代以小老婆之子,岂不要引起国际纠纷?为着国际和平,则树子不可易也。
   小老婆决不许做大夫人
   「毋以妾为妻」,也要写入国际条约。朋友,你认为是笑话吗?非也。不但那时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纵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不信,您如试想美国克林顿大总统,今日要和希拉里离婚,而把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S。 Lewinsky)扶正作美国第一夫人,你看今日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首先华府和北京的「伙伴关系」,恐怕就很难继续了。国会内极右政团,如乘机要罢免这位好色的总统,则老美现在在波斯湾,和在咱们的海峡两岸,所发生的作用也要完全改变了。「以妾为妻」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纰漏,况两千五百年前之东亚大陆乎?所以他们要在国际条约上,明文规定,诸位元首可以搞三宫六院,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
   【附注】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这就是彭张飞,不如周管仲了。须知,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这个「转型」还没有转干净嘛!我们的主席,至少还是半个皇帝,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皇帝犹存,你彭老总怎能「躐等」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三宫六院呢?……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包括克林顿大总统,不想搞三官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可怜的是猛张飞不明此转型之道。他这位可敬可爱的「彭大将军」,后来竟至不能善终,读史者悲之也。
   至于不许女人参政,在今日是很违反潮流了。可是纵在今日,也还难免要有个「但书」呢!像今日台湾的女强人吕秀莲和陈文茜,她们特立独行,宁愿牺牲婚姻和生男育女,也要搞政治。女各有志,实在是令人脱帽致敬的。但是若有女人,先要抢个强人丈夫,然后再挟丈夫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像江青和叶群(林彪的老婆)那样,就不足为训了。甚至在女权高涨的今日美国,大有野心的希拉里,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搞政治,还不是国会中人讨厌她妻假夫威,来乱参国政。柯夫人今日对个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也是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向国会内的大男人主义者忍痛牺牲呢!所以我国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仲),会要策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法禁止「妇人与国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晏大使不入狗门
   我国古代的齐鲁地区,除出了些了不起的圣人之外,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后来晏子(名婴字平仲,?~公元前五〇〇年)为齐相,也是个周恩来,以宰相兼外长,他甚至亲自出马做大使,报聘各国呢!这时齐已日衰,而楚正崛起。出使楚国,工作也不太好做,《晏子春秋》里就有一段晏子使楚,因为他和邓小平一样,是个小矮子,楚国人想羞辱他,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也颇足一述。先让我们来读读他的「古汉语」原文,(青年读者们,也不妨顺便练习练习,读读所谓「诸子百家」的老古董,并不太难嘛!)《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宾者更导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间.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谓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
   再以白话重说一遍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因为他是个小矮子,乃把大门边上装了个小门,要晏大使从小门进去。大使不入,说:「我出使的国家,如果是一个狗的国家,那我就从狗门进去,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国来出使,楚国人并不是狗,我也不应该从狗门进去。」招待员不得已,乃改请大使从大门进去。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扬,就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为何要派你这样的人来做大使呢?」晏子说:「敝国人可多呢!单是临淄一城,就有三百个社区。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大家把袖子一举,便全城遮阴;大家如把头上的汗抹下来一甩,就像下雨一般。哼,怎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齐国既然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把你派出来?」晏大使说:「大王有所不知。敝国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规格的。最像样的一等人才,就被派到最像样的一等大国。我晏婴原是敝国最不成样子的外交官,所以才被派到楚国来,也是应该的嘛!」
   这时楚国力争上游,志在争霸,两国冷战正烈。作为驻楚特使,时时都有受辱的可能。一次楚国警总抓了个强盗,说是齐国人,楚王乃问晏大使说:「齐人固善盗乎?」这就引起晏子所说出的中国文学里,那段有名的成语,叫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说:「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是你贵国风气太坏啊!他原是齐国的良民,一到楚国就变成强盗了……」真是难为了,晏大使的好口才。
   握手风波和基辛格的中国饭碗
   上述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因为在冷战之中办外交,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一个外交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之外,他平时在折冲樽俎之间的急智,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总理,便曾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来,并叫声「Good morning」啊!谁知杜勒斯这个老帝国主义者,竟拒不伸手。在这情况之下,周公的手如何收回?所幸周恩来应付这种场面,也有他的天才,和晏子一样,终能化险为夷,其后国际外交圈提起此事,未有不骂杜勒斯是老混帐的。后来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秘密访华时,就为这个「握手问题」,伤透脑筋。他深怕「万一我伸手,他(老周)不伸手,如何是好?」(见基辛格回忆录《白宫时代》,及尼克松回忆录,一九七二年,页五五九。)
   其实,基辛格此人,还是外交训练不够。你在来华之前,就应该把「周恩来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今世又「岂有不伸手之周恩来哉?」相反的,老周在见到季氏之前,连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呢!如此,你这个小孙行者怎能跳过周老佛爷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日,基辛格始终是周门之中,为他服务的美国博士呢!季博士,老实说,也乐此不疲。至今对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闻,苏秦穷困时回家,「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故事吗?等到他佩了六国相印,再过家门时,「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东西)」。苏秦笑问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掩面低声回答说:「还不是因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钱有势嘛!」(见中华版《史记·苏秦列传》页二二六二)苏子「头悬梁,椎刺股」,苦学成名,所为何来?还不是为着今天吗?
   我们的基辛格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笔者在美国教书,就是从最惨的纽约市大,夜校成人班开始的,授课时间是晚间七至十一时。一天工作之后,疲惫不堪言状。因此在这样的课室中,老师固然很惨;工读的穷学生,尤其可怜。基辛格早年就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小犹太难童,白天在小商店记帐,夜间在纽约市大成人班的会计专修科上学。
   那时的基辛格,便和早年的苏秦一样,是个「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穷光蛋。直至二次大战后,他领了退伍军人奖学金,才从「穷人的哈佛」(纽约市大的诨名)转入富人之哈佛,去「头悬梁,椎刺股」,读其博士的。他其后风云际会,差不多都是替周恩来工作的结果。离开了中国这一行,基辛格就不是基辛格了。饮水思源,能不肝脑涂地?朋友,苏秦、张仪服务的对象,原是没有国界的。出生于德国的犹裔基辛格,他能替尼克松服务,他也可替周恩来服务啊!搞外交如用兵,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得之也。所以不才总欢喜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而这两个半外交家,也只有顾维钧这半个,算是科班出身。李、周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顾维钧虽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个洋科班,威灵顿(Wellington是顾的洋名)离家上学之后,未进过一天中国学校也。李、周二人,虽是纯国产,然如上节所述,国营企业中无此行道也。他二人搞的,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mon sense diplomacy)。搞常识外交、天才外交,已不足取,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个无知而好权的主子,强不知以为知,横行霸道,他二人搞外交,不但要外御列强,还要内说昏君。能维持个败而不亡的局面,就很难能可贵了。悲夫!
   中国古代外交建制的转型
   以上所举的一大堆,从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无非是想说明:(一)我国古代的外交学是很不平凡的。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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