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大小不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bureaucracy（衙门），转变成西方的servicy agency（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国立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
【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为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图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L。 C。 system）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他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冶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术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需自己去「发明」呢？
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
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动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在这种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精英，参预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孙中山、胡适之辈，只是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潮流中，少数知名而幸运的弄潮儿罢了。「时势造英雄」就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所可比于万一的。「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主观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们顺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操着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说句老实话，在通过这个历史三峡的龙舟竞赛中，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胡适之、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些摇旗呐喊，出尽锋头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谙水性，在这场接力竞赛中，有惊无险的大梢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顾潮流，不谙水性，而翻了船，灭了顶，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谓三七开）。或许干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与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拥而下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他们才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他们言忠信、行笃敬地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群众才是英雄。那些出尽锋头，摇旗呐喊的风云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狗熊。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袁同礼先生虽然在他的本行之内，并非没没无闻之辈，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他实质上，也是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国史回头看，毛泽东在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便是把我国族中，时历数十年始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科学训练的专业领袖（象袁同礼这样的人），诛锄殆尽。袁同礼是幸运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箫海外，那些没有离开大陆的「袁同礼」们，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杀掉了。一个暴君，强不知以为知。在孤独的老年变态心理之下，乱杀贤良，是多么可怕？！
西文汉学书目的重要性
袁氏离开大陆之后，俗语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一技随身。」他又以他的专业训练，回到他当年从事「实习」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一名最起码的中文编目员。他所以屈就这个小职位的道理，据他向我说，第一是养家活口，第二是为了将来的养老金，以保晚年。谁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未期年他自己就过去了。虽然养老金所领无多，但是美国退休制是十分优越的。他的遗属还是会继续领取一部分的。
袁同礼是位突出的目录学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国服公期间却无暇著述，可是在被迫流亡美时期，公余之暇，反而编印了大量不朽之作，有时还惹出些可笑的是非。
在他那多至十余种的晚年著述中，有数项至今还为学人日常之参考。晚近之作还无法代替的，或永远不能代替的，例如：
《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一九五七年出版）
《研究中国的西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58。）
《一九〇五至一九六〇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1961。）
《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一年间中国留英与留北爱尔兰博士题目录及博士论文索引》（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1916～1961。 N。P。 1963。）
《一九〇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Washington； 1964。）
【附注】（一）上选五书，除第一本之外，其余四本均无中文书名。本篇中的汉文书目，为笔者代译。（二）《留美博士论文录》有李志钟博士的「续编」（一九六七）。最近的论文还应有再续篇。在本书中袁公把在下和薛君度博士对调了。他把我分入「政治门」，薛分入「历史门」。其实我二人应各自归还建制。附此更正一下。
笔者更附带说明一下，西方人研究中国，自元代的马可波罗，到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到晚近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如李约瑟，乃至今日还在大放厥辞的杭廷顿教授。他们对中国研究的成果，都是中国学人，以及中国朝野所不应忽视的。尤其是今日当权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政论家，如不知这些研究中国的洋专家的著作，那就等于瞎了一只眼，不可能说出行道话来。搞政治的人自己搞不了，就得组织个情报室、资料室，找些专才来帮着搞。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简写LC）所以由国会主持，就因为那主持美国联邦大政的千把个官僚政客，需要一个联合资料室的缘故。它是为服务官僚开始的而渐及于学界。
例如某些小政客，一时心血来潮，要找个「西藏问题」来扬扬名、捣捣蛋。他本来连西藏在中国的东北或西南都不知道，可是只要招呼助理把电脑一揿，则LC万部资料立现眼前。只要摘要而听之，一夕之间，他便是个不大不小的西藏专家了。若再通过那无孔不入的电子资讯网（Internet），一个百人专家团，立刻就可排出堂堂之阵，阵阵之旗；隔洋叫嚣，北京的江大人就头大如斗了。搞「西藏问题」的资讯，则「北京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来个国共合作．恐怕还搞不过一所LC呢！
今日如起袁公于地下，他固不知电脑为何物，但是今日中国如也要来个Internet，那就还得从袁氏那个出发点搞起啊！因此袁氏那本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笔者至今仍长置案头，不可一日废也。
过五关斩六将的「博士论文」
至于袁氏那几本博士题名录，也不妨稍作说明。学士题名是我们中国文明的老花招。唐朝的各科新进士，有所谓「雁塔题名」。明、清两朝六百年考出了两万多名「进士」。他们在「金榜题名」之后，还有正式刻板印刷的各科「进士题名录」。吾友何炳棣教授，就是参透这万名进士出身的社会背景，而扬名国际的。
但是我国古老的「进士题名录」（注意，这在世界历史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所着重的只是进士爷的「出身」。至于这些「天子门生」的「进士论文」，就无啥足取了。可是在我们这一科举考试制度，经耶稣会士传入西方之后，它就花样翻新的「现代化」起来了。其后再由欧入美，它就变成误尽苍生的今日美国的洋科举了。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们中国的土科举被迫停止。消息一出，当时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真如丧考妣没个出身，没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无绝人之路，洋科举竟应运而生，得了个洋科名，其风光且远甚于土科名呢！
今日名垂史册的名儒硕彦如顾维钧、胡适、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佼者。没个洋进士头街，顾维钧就见不到袁世凯，胡适搞不了新文化，马寅初也当不了北大校长。但是在学术上说，这些洋进士题名的重点，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论文了。
读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万个博士爷，少说点，大致有百分之九十吧（当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内），都是一书博士。一辈于只写一本差强人意的书，以后就靠它老人家赏饭吃吃它一辈子。这本书十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何以如此呢，诸位，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懒。《三字经》上说：「教不严，师之惰。」唱戏的梅兰芳、马连良。也都知道「严师出高徒」。屁股不打烂，是唱不出好戏的。凭天才，哼两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戏，照理是出钱请人去听的。博士爷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没人打屁股，就变成票友了。此「一书博士」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书，吃一辈子。悲夫！
但是话说回头，读者可千万别瞧不起博士爷的「一书」，尤其是举世驰名的名大学的博士爷的一书。因为那一书，往往是他呕心沥血、皮开肉绽的心血结晶。也往往是他钻营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读的专著。大题目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增补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足开一代文运。小题目如顾维钧的《外侨在华的法律地位》，也是该专题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之影响》。今日学人不谈五四则罢；若谈五四，则必自周郎开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为实际了。每篇博士论文，都是解决一个科学上的现实问题。如钱学森的《压缩流体运动与喷射推进诸问题》，便是今日搞流体力学和太空工程起步的专论。其外如蒋彦士（一九四二·明尼苏达）和李登辉（一九六八·康乃尔）在农业研究上的专论，都是启台湾农业现代化之先河，光辉灿烂，功不可没的（这儿所谈是纯学术性的，与二公的政治行为无涉也）。
笔者个人治学的经验和习惯便是凡涉及某项专题，我第一要找的参考书，便是与各该项有关的名大学的博士论文。因为这些论文，都是一些博士级专才，呕心沥血，过五关斩六将的力作，非同凡响，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专家可信得过也。忆七〇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陆探母，见祖国农业改革之彻底失败，而想一探台湾土改与农改之奥秘，曾得机访问蒋彦士君一谈（余知其为明尼苏达四二级之农学博士也）。承蒋公不弃，赠我整箱「农复会」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后偶尔谬论农村问题，手边参考资料，信其可用也。
农业如此，其他各科，无不皆然。个人甘苦推广及于学生，因凡有硕士、博士研究生问道及余者（尤其是亚裔学生）。我总要该生先看看与他（她）专题有关的「博士论文」。人家如已做过，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于蓝了。不能胜于蓝，为避免有抄袭之嫌，那就要换个题目了。这第一步的审查工作，得其窍者，半小时之功力耳。案头有袁同礼、李志钟之参考书，一索可得也。进读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