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徽记有两色，并绘有法兰西式的盾牌。盾牌由四部分组成。第一和第四部分（左上角和右下角——呈斜对角线）：在银白色衬底上画着一只深红色的狮豹，它右爪握着一支锋利的蓝色长宝剑，左爪——椭圆形盾牌，也为蓝色。
第二和第四部分：在深红色的衬底上绘着两个带齿墙的银白色圆塔，齿墙将两座圆塔连接在一起，正中央是城门。塔身的窗户、门和砖缝都涂成了深红色。
盾牌的上部装饰着骑士的头盔，这是新日耳曼男爵加冕用的王冠：头盔的箍上有十二个用珍珠堆成的锯齿。头盔上的花纹装饰呈叶状，从头盔上方沿盾牌的侧边下垂。在徽记下方的银白色底上写有拉丁文座右铭；“水滴石穿”。
这个徽记属于发端于十五世纪的梅斯梅尔男爵家族。出生于韦斯特法尔的西蒙·梅斯梅尔被认为是这个家族的创始人。
弗朗茨·梅斯梅尔男爵于一七九六年来到俄国供职，任近卫军军官。他的后代信奉了东正教。弗朗茨·梅斯梅尔的孩子、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勇敢的将军。梅斯梅尔家族已载入莫斯科省知名贵族家谱汇编的第五章。
斯·别克托夫
◆查询结果
梅斯梅尔家族现今在俄国的后代有：已故的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的兄弟；后备役少将，格里戈里·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他的儿子们：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和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还有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男爵的女儿，奥莉加·亚历山大洛芙娜，她的婆家姓乌瓦洛夫。
◇格里戈里·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男爵
生于一八四五年。在皇帝陛下的贵胄军官学校受过教育。参加了一八七七年——一八七八年间的俄土战争和日俄战争。曾获得圣明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勋章、白鹰勋章、圣殉难者勋章和四等无敌乔治勋章以及其它的奖章。于一九一三年以御前近卫军皇家第四步兵营军官的身份退休。家族领地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境内。现住在莫斯科市舍列梅捷夫胡同，租赁一等文宫博布里谢夫的寡妇的寓所。
◇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男爵
生于一八八○年。在下格洛茨市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武备中学和尼古拉耶夫骑兵军宫学校受过教育。在御前近卫军骠骑兵团任团副官。不知何故于一九一二年退休后，不久即脱俗出家。现今是瓦拉穆的波列奥布拉修道院的修士。
法名——阿法纳西。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男爵
生于一八八二年。先在以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名字命名的下格洛茨贵族学院，后在以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彼得堡交通公路工程学院学习．不过没有毕业，就又转入了帕夫洛夫军事学校，毕业后编入近卫军。曾参加过白俄战争和日耳曼战争，三次负伤，获得了圣殉难者勋章、三等和四等无敌乔治勋章、四等圣符拉基米尔基辅大公花结勋章、二等圣斯坦尼斯拉夫佩剑勋章（所获奖品包括金质兵器）。于一九一六年负伤后，在基辅曾以上校军衔担任鲁缅采夫一扎都纳依斯基伯爵元帅灵枢的名誉守灵官，一九一七年一月在宫廷事务部皇家勋章局主持工作。二月革命后，任皇庄卫戍部队副司令。现今职业不明，估计在彼得堡有住所。
◇奥莉加·亚历山大洛芙娜·乌瓦洛娃，已故的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的女儿。
生于一八八四年。受过家庭教育和进过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一九○五年同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乌瓦洛夫结婚。乌瓦洛夫在革命前曾任伊尔库斯克省的检察官，而后又任托波尔斯克省副省长。乌瓦洛夫一家的现今住址尚不清。
从格·彼·梅斯梅尔家的原来的侍女提供的情况看，镶着象牙的绿木首饰匣是归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所有。
上面说到的这只匣子是在日耳曼战争前不久，在命名日那天，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已故去的妻子送给男爵的礼物。
博布里谢娃家的守门人和扫院人在审问时证实，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去年曾几次来莫斯科看望父亲。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
监察员 彼·博林
第三章 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首席部长”马霍夫
一
勘察了被窃的法衣圣器室。同雷恰洛夫讨论了几种说法，从大胆的查理头盔上摘下的钻石“萨恩西”；沃尔任宁对秃头的销赃贩子的审讯；宝石原来是膺品；克贝尔的证词；监察员博林深夜跑到旅店来找我……
一天内办了这些事不太多吗？
阿尔秋欣还在睡觉，他就是喜欢睡觉。当我们住在撒马尔斯克村的时候；老阿尔秋欣，那个勤劳而正直的庄稼汉，每天早上扯着他的脚把他从火炕上拉下来。对我和雷恰洛夫说；“菲利亚从小就是这样，只盼随着年龄的增长能改就好了。”然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的指望落空了，菲利蒙还是爱睡觉。去年秋天我们俩人在托波尔斯克重新相遇时，我以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的身份去检查关押皇室成员的地方，这使我确信，菲利蒙仍和从前一样爱睡觉。
“菲利蒙·帕尔芬季耶维奇！喂，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他纹丝不动，不过鼾声倒是停了。过了一会儿他的嘴角露出了笑容。看来，他做了一个好梦：或许梦见了留在撒马尔斯克村的未婚妻；或许梦见了在皇帝那儿赢了整个俄国的棋友（尼古拉经常到值班室同卫队的士兵们一起下棋）；或许梦见了在我们动身去彼得格勒之前，在叶尔马克纪念像前举行的群众大会……
于是，我没有叫醒阿尔秋欣，穿好衣服，然后下楼去买报纸。我关心的是，舆论如何评论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事。
在过分讲究礼节的“民族”饭店的前厅里，一片清晨的繁忙景象。在贴着戏剧海报的三合板广告栏前站着我们同一层楼的邻居，某家美国报社的记者。这是个又高又瘦的年青人，扎着黄色的皮绑腿，穿着方格马裤，故意卖弄地系着一条子弹带（不知哪位水兵送给他的）。美国人在描画海报上的俄文字母，这些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单字放肆地跳着康康舞，它号召所有的公民一定要出席“未来派的盛会”。
“布尔什维克吗？”美国人谨慎地、很吃力地用俄语问我，并用手指戳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宇。
“不是。”
“社会革命党人吗？”
“是位诗人。”
“诗……人……”看样子他不知道这个俄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在便条上做了一个记号。“这位呢？”记者的手指头向下移动，指着布洛克的名字。
“诗人。”
“那这位呢？”
“也是诗人。”
美国人疑惑地瞅着我：俄国一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布尔什维克、盂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而现在，又出了一个新党派——诗人……
我来到旅馆看门人身边，在他身旁围着一群“莫斯科市人力车劳动合作社”的半大孩子们，他们正在打开散发着浓重的油墨气味的一捆捆报纸。在我付钱买报的时候，美国人又来到我跟前。这次使他感兴趣的是贴在那个三合板广告栏上的“家长联合会”就当局对罢工教师采取的措施所发出的联合决议书。决议书是这样开头的：“听到各地机关解雇莫斯科市立学校的全体教员和让他们从所占用的校方住宅中搬迁出去的消息后，‘家长联合会’代表会议找不到语言谴责这种宪兵式的无耻举动……”不过。就象在文中所见，还是找到了言词，并且相当多……
“区管理局”，“家长联合会”洒下了痛心的泪水，“把管理学校的权力交给了看门人，而不是我们这些家长们，不言而喻，我们比看门人更有权……”
美国人用手指着“看门人”一词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似乎毫不怀疑我会为他服务一整天。应当摆脱这位过于求知好学的记者先生了。
“看门人，”我客客气气地给他解释，“请注意：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是看门人，也不是每一个看门人都是诗人，但唯一的是要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流氓流无产阶级。就请您这样写下吧！”
“噢，噢！”美国人兴奋地叹了一口气，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动笔写……
当我带着一卷报纸走进房间的时候，阿尔秋欣从床上跳了起来，发呆似地环视着房间。
“彼得·彼得洛维奇到哪儿去了？”
“博林，我那可爱的朋友，昨天夜里一点半就走了，而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当他梳洗时，我浏览着报纸。版面上层是有关同德国人谈判的文章，以及来自乌克兰前线，顿河前线和奥伦堡前线的彼此矛盾的片断消息。许多文章写的是正在增长的粮食危机。《消息报》刊登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关于登记和配给家具的决定，关于没收的房产交清洁工人联合会负责管理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住在这些住宅里的住户要象过去一样向原房主缴纳房租。
《俄罗斯晨报》，一如既往，登满了广告：“一位携带子女的迷人的青年小姐寻找伴侣。”巴黎的“鲁塞尔”商店对年青的共和国的公民们发出了警告：“你们的肚子太大了，你们太胖，皮肤松弛，人变丑了……”它忠告大家：“请尽快使用世界上最好的‘鲁塞尔’式的男子弹性腰带！以恢复你们健美的体形！”
消费者协会订购了美国皮鞋；沃尔皮扬住在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可用在国外被称为“新砷凡纳明［即九一四梅毒治剂］”的药剂，医治那些饱受梅毒之苦的人们，使其重温天伦之乐。有关刑事犯罪的新闻占了很大一块版面。但是所有的报刊杂志对法衣圣器室被窃一事都只字未提。
阿尔秋欣巳洗梳完毕，刮过了脸。他那红扑扑的面孔现出宁静和安乐的神情。对如何组织监视梅斯梅尔家的住宅，普斯科夫的口供是否属实，选派哪个干部去彼得格勒出差和从销赃贩子手中没收来的假宝石出自何人之手等事情，阿尔秋欣一点儿也不操心。
“菲利蒙·帕尔芬季耶维奇，你今天梦见什么啦？你在梦里笑得那么开心，简直连我也受到了感染。”
“没什么……”阿尔秋欣哼哼哧哧地说，又问我道：“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在牙上要盖戳子吗？”
“在什么牙上？”
“在金牙上……在水兵镶的金牙上。”
“不，不盖戳。”
“太可惜了，”阿尔秋欣说，但他立即自我安慰道：“反正都一样，假如我能镶上金牙，尽管没盖戳子，在我回到撒马尔斯克村后，所有的姑娘都会跑过来围住我。金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还真稀罕！”
看，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看来与圣经上说的相反，住在天堂里的亚当也有某些不能满足的欲望，并随之而来的是灾难，这都由夏娃而引起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天堂就是天堂，而生活就是生活……不过，报纸为什么没有刊载关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呢？
当我例行向雷恰洛夫汇报工作时才得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是责任编辑们服从了一个毫不妥协的意见。提出这个意见的正是这位民警局苏维埃主席本人。
“让他们先沉默一两天再说，”雷恰洛夫对我说，“而我们暂且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了弄清一些问题。”接着他尖刻地问我；“显而易见，你没有审讯《俄罗斯新闻》报的记者吧？”
我向他汇报了销赃贩子、假宝石、克贝尔的陈述以及博林的工作情况。
“至于那个记者，我今天就去找他。”
“不用了，”雷恰洛夫说道，“今天早晨我为了一个案子到《俄罗斯新闻》报社去了一趟。原来他在东正教事务管理处办公室有个老朋友，是一名官员。这名官员用电话把被窃一事告诉了记者。我核对过了，他没有扯谎。”
他阅读了传问克贝尔的报告和夜里博林送给我的那份文件。
“博林这个人好象没什么问题，是吗？”
“没什么，还算听话。”
雷恰洛夫详细地问我关于假宝石的情况，我打算寻找仿造人的想法，以及是否采取措施查实伪装盗窃的说法。然而，他最关注的是梅斯梅尔家族的情况。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法衣圣器室的盗窃活动是吻合雷恰洛夫的推论。它的实质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化，势必要把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视为刑事犯罪分子。
从本质上讲，这种推理不会引起异议。但我还是不相信，十月革命后每一个公爵必定要成为强盗，伯爵变成扒手，被剥夺了产权的工厂主变成收买赃物的贩子。
我怀疑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盗窃案，如果设想他是盗匪中的一员，那么，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随身带着一个首饰匣呢？为了给刑侦工作带来一些方便吗？此外，守门人和清扫工证实，瓦西里，梅斯梅尔离开莫斯科不晚于一月八号，而法衣圣器室的被窃据推断是发生在十五号以后。这就得出了一个他不在现场的结论，尽管还有某些可疑之处。倘若不是考虑到某些情况，我甚至会认为首饰匣是从梅斯梅尔那儿偷来的，并故意扔在盗窃现场以迷惑民警局的侦破人员。……
不过，有关瓦西里·梅斯梅尔的哥哥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瓦拉姆修道院的修士的材料令我困惑不解。如果出家人阿法纳西是在俄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其他修道院里祈祷赎罪的话，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然而。瓦西里·梅斯梅尔恰恰是选择了瓦拉姆修道院。这不由引起了我的各种想法。向题是，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这座距彼得堡不远的大修道院的首席神甫不是别人，正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从一九一六年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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