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恰洛夫用一道粗线把人字形斜线的下端连在一起，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盗窃案吗？”
“是的。第三种说法——盗窃是出于政治目的。”
“这令人怀疑。”我说。
雷恰洛夫惊异地瞅了我一眼，他不习惯自己的部下对他提出的看法得出出乎他意外的结论。
“与你不同，我很了解季米特里。他不会干这种事……”
雷恰洛夫两手一摊说：“战争总归是战争。不管怎么样，这一假设还是应当验证一下的。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对此我表示同意。
“不能指望杜博维茨基吧？”他问道。
“杜博维茨基起不了任何作用。不过更糟的是：刑侦局无论在西特洛夫卡，还是在苏哈列夫卡，都没有可靠的据点。不管多么不可理解，但我总认为，对刑事罪犯的确认是最困难的。只得主要采用围捕或者挨家挨户搜查的办法。”
“唉，遗憾的是，我们放过了那起案件。”雷恰洛夫说，“真是追悔莫及。如果当初认真对待，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局面。那可是从自己手里滑过去的……”
雷恰洛夫是指去年春天的那件事，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由一群特赦刑事犯散发的呼吁书。“扒手和强盗弟兄们！”呼吁书上写道，“现在我们象被狗追捕的野兽一样活着，只能靠武力给自己搞点吃的或者饿死。因为，‘清白的人’和吃饱肚子的人不让我们从事正当的劳动……弟兄们，我们应当在一起商讨一下自己的前途和疾苦，应当找到出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报纸，我们应当告别这种犯罪和被追捕的日子了。”呼吁书最后倡议在哈里迈耶夫习艺所举行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五月初举行的，除了特赦的刑事犯们，还有各党派和协会、联盟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大会。雷恰洛夫也出席了。用他的话说，那里群聚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毫无疑问，同这些人打交道是很值得的。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数不清的大事，布尔什维克们日夜操劳，使雷恰洛夫未能立即处理这件事，而后来已为时过晚了……
特赦分子没能办成自己的报纸，只有少数人过上了清白的日子。可是，近六月时，在西特洛夫卡市场成立了一个“无党派者协会”不久，又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应当对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给予充分的认识，在大会后的几个月里，它不仅在西特洛夫卡扎下了根，而且在苏哈列夫卡、格拉切夫卡，上马斯洛夫卡和下马斯洛夫卡都扎了根。特别在阿尔先季耶夫胡同的事件发生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就更大了。当时莫斯科市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拉什科夫站出来庇护四个盗窃犯免受私刑，结果他自己连同四个盗窃犯一道被狂怒的群众处死。在埋葬拉什科夫时，当时至少有两百名过去的（下仅是过去的）刑事犯参加了拉什科夫的葬礼，在数不法的花圈中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大花圈特别惹人注目。这是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捉拿不到的万能的土匪头子送来的。在黑红两色的经带上用金字写着：“献给为在俄国争取刑事特赦的民主权而斗争的勇士、永不垂朽的拉什科夫兄弟！”匪首本人当然没有参加追悼会，而由谢廖扎·博克代替他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讲话。博克指出死者在争取社会平等的神圣事业中的丰功伟绩之后，预言将会出现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在实现这一革命后，“流氓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下将用自己长满茧子的双手，不仅拧断资产阶级，也要拧断小资产者的喉咙。”
“我们那时放过了西特洛夫卡一案，确实令人遗憾。”雷恰择夫说，“不过已毫无办法了。你很久没有见到我们的老朋友萝扎·什捷论了吧？有人告诉我，她正在流氓无产者和其他社会游民中从事宣传活动。”
我在十几天以前见到过什捷伦。当时在莫斯科市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提案，要求取消监狱，他们建议把监狱改为博物馆，介绍沙皇专制下被压迫的历史，同时也撤销警察局。她是陪着联盟宣传部的负责人来拜访我们的，这位负责人个子很矮，长着一双天真的眼睛，他叫波尔·克罗波特金。他显得有点不大好意思，因为要解释的是人人皆知的肤浅道理。他简单地对我说，在采取这类行动后，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信会增长。而萝扎声称，联盟将以自已的一个革命者的良心为全部前囚犯担保，并对他们负责。
开始我向他们介绍了刑侦局发出的通报内容，表明犯罪现象有明显的增长。波尔·克罗波特金难过地耸了耸肩说：“难道你总是以‘宫员’的身份看到这些具体的事，而不能从更高的高度去看问题吗？”
“实质上呢？”萝扎两眼炯炯发光，雷恰洛夫倒是挺喜欢这对眼睛。
“实质上”显而易见，是不同意。我说，出于对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尊敬，不能严厉地谴责这个提案，至少，这是一个轻率的提案。
“你知道，在勃良斯克市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刑事犯吗？”萝扎转为进攻。
“知道。现在那儿的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了。”
波尔·克罗波特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他痛心地点着头。可是萝扎显然恼怒了。
“这是最后的答复呜？”她以其特有的气质内遣。
“晦！”我叹了一口气，并礼貌地补充了一句：“尽管对你抱有好感，可我不能为之效劳。”
我们就这么告别了……
雷恰洛夫听我讲述时，不住地轻声发笑。当我说完后，他问道：“你为什么没把这些事告诉我呢？”
“因为在你的日程表上没有安排。”
“这是实话，”他同意我的说法，然后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要把侦破情况告知我。”
看来，他还留有几分钟的机动时间。他预祝我取得成功并劝我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小食堂里吃点东西（“你一定
还有事没办完。大概，午饭还没有吃，对吧？”）。
二
苏霍夫往民警局苏维埃打电话找我，此时我正在说服民警工会的代表，指出，目前要求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民警的工资，至少是不适时宜的。
“有新消息，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苏霍夫急促地说。听口气，我明白他告诉我的消息是重要的。
原来对苏哈列夫卡市场进行搜查时，拘捕了一个销赃贩子，也就是倒卖赃物的家伙。在他那儿找到了宝石，与牧首法衣圣器室失落的宝石极相似。诚然，倒卖赃物的家伙拒绝说出他是从谁那儿和在什么地方买下了这些东西。沃尔任宁正在审问他，苏霍夫认为，在审讯中沃尔任宁会取到口供。他甚至认为，在没收的宝物中有“圣母泪”和“约翰·兹拉托乌斯特。”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用放大镜看，”他的声音还象年青人那样清脆，“全都准确无误．”
“什么准确无误？”
“棱角。”
“什么棱角？”
“普通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就是那种样子，还记得审问克贝尔的记录吗？”
“怎么，你数棱角了吗？”
“是的，”帕维尔肯定地回答道，“我数了两遍，珍珠也在这儿，非常坚硬，象核桃似的……”
“那么，我们谈妥了？”当时我刚把话筒挂上，摇了把柄，工会代表立即自信地问我。这是一个紧追不舍的年青人，在临时政府时期是警察罢工的组织人之一，他不习惯空手而归。
我命令民警局苏维埃的值班员派一辆汽车来。
“谈妥什么啦？”
“关于满足广大民警的民主要求。”
“关于这一点，不错，是谈妥了。一旦‘广大民警’肃清了匪徒科托夫、科舍利科夫、米什卡·丘马、萨胡、科祖里、杰维亚特卡·斯梅尔基以及其他猖极的反革命分子后，全部要求都将得到满足。”
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讥刺挖苦吗？现在不是克伦斯基时代了！”
“对的，确实不是克伦斯基时代了，”我赞同道，“对怠工者和恶意煽动者我们是决不客气。如果有人试图组织罢工，即使是在莫斯科市的一个委员部内组织罢工，那么，将立即予以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你都听清楚了吧？”
他没有回答我，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现在全都明白了。当他默默地和恭敬地把我送到汽车前时．我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在刑侦局的值班室里烟雾腾腾，电话铃响个不停。
在一排很宽的木栅栏后面，挤满了例行搜捕时被拘捕的人。有的骂，有的哭，有的人捶胸顿足；也有的人用梳子伴奏，想唱上一段；后排的一些人起劲地打着扑克。一个上了年纪的民警，敞着怀，用手帕擦着满是汗水的面颊，他想整顿好秩序，但是徒劳。
“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他不停地重复道，“不要瞎吵了！你们是在民警局，不是参加舞会，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
可是，“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根本不予理睬。
两名从刑侦局来的纠察队队员蹲在墙角擦重机枪。我找到了苏霍夫。
“我等你等了好长时间，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说完就笑了。他笑的开朗温存，不仅双唇在笑，眼睛也在笑，笑时面颊泛起红星。我从来不会这么笑。可惜的是，人的笑——那是对其童年的回忆。然而，我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就如同不愿想起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修士大司祭……
“怎么，这些人是从苏哈列夫卡抓来的吗？”
“不，对那些已经筛过了。这是从斯马连斯克抓来的，刚刚送到。”
“沃尔任宁的工作进展得如何？”
“不大顺利……”帕维尔吞吞吐吐地说。我明白了，“苏哈列夫卡的核桃”比他们俩预想的坚硬得多。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后，苏霍夫从铁柜里拿出一个沾满油秽污腻的小布袋，解开紧紧系着的带子，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桌上。
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放在脏桌布上，宝石给人的印象很一般；无非是些玻璃制品之类的东西。
有名的，克贝尔曾为其写过散文诗的“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惊叹，一颗红色钻石滚到笔筒的阴影处，那儿的桌布被染上一块墨迹，因而红钻石更显得平庸无奇了。
“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吗？”我疑惑地问，并用铅笔头戳了戳宝石。看样子，帕维尔不喜欢我对钻石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谨慎地从我手中取走了铅笔。
“你为什么认定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呢？”
“怎么，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把所有的棱角都数了两遍。”
“棱角就是棱角，而……”
“你看，多么夺目的光泽。”
苏霍夫小心翼翼地，好象怕压碎或碰伤宝石似的，用两个手指捏起钻石，把它举到灯光处。
“看到了吧？”确实，这颗寻常的小玻璃块突然光彩夺目，闪闪发光，一道红光顺着手向四面射去。
“亲眼见到了吧，而你却怀疑，”他得意地说，就象拿起来时那样，又小心翼翼地把钻石放回原处。
红宝石安放在笔筒的阴影处，那块染了墨迹的桌布上。不过现在，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玻璃块了。现在它已被视为“鸽子血”色的钻石了。它的光焰没有熄灭，只是弱了一些，不象刚才那么灿烂夺目。
“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约翰·兹托乌斯特是个什么人呢？”苏霍夫问道。
“教会的创始人，君士坦丁堡的圣明的大主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这我也知道，我们在上宗教课时学过。”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呶，一般说……”
看样子，苏霍夫是想弄清兹拉托乌斯特的社会出身及其政治立场。
“他出身在富裕之家，可是，他的观点在四世纪是够进步的。”我郑重其事地说。
“进步的？”他感到惊异。
“完全正确。比如说，他认为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他反对奴隶制，抨击富人和贵族。他在布道时说，所有的人生来彼此本无差异，穷困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苏霍夫迷惑不解。看来，宗教课教员在介绍约翰·兹托乌斯特时，认为讲这些内容是多余的。
“这就是说，兹拉托乌斯特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是吗？”
“不，他离这一步还很远。”我忍不住笑了。“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仅仅是丘慈善家和自由主义者。他试图说服富人同穷人有福同享。‘许多人指责我攻击富人，’他说，‘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穷人呢？我不是怪罪富人，而是怪罪那些贪暴的家伙。’无论如何不能拿他同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
苏霍夫笑了起来。
“同立宪民主党倒挺相近，对吧？”
“很相近。”
“真有趣，”苏霍夫说完，又接着问：“你要放大镜吗？”
看来，他确信我会象他那样数棱角。
“我想，最好去请教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我们先研究一下情况，然后再去拜访他。沃尔在宁正在审问那个倒卖赃物的贩子，你以前认识那个人吗？”
“不太熟悉。他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普什科夫，在苏哈列夫卡开了一爿旧货铺子，经营呢料大衣，外衣和裤子。”
“从前收购过珠宝吗？”
“收购过。十二月，卡什卡·穆霍莫尔把库兹煌茨卡的格林贝格首饰商店的柜台洗劫一空，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头一次同他打交道。搜查时没收了九只金戒指。所以，今天凭着老交情去看望了他……他把宝石藏在这只小袋子里……”
“他怎么说的？”
“他总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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