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了回来。格拉祖科夫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点儿毛病也找不出来。不久珠宝商以大价钱把这颗珍珠卖了出去。
“我不是新手，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格拉祖科夫对我说，“对宝石我是内行，我懂得为了掩饰绿宝石上的疵点，应当把它放在橄榄油里煮。再往里面加上颜料和化学药剂。再比如，给蓝宝石加热可以使其褪色，或加深其颜色。我知道怎样给绿松石上光，如何用橄榄油和亚麻油增加马达加斯加海蓝宝石的色泽。可是珍珠……当然，有时用少量的酸液也可使其恢复光泽，但这是极罕见的现象。而且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它的某些特色消失了，这样的珍珠就象是洗过后熨好了的旧衣服：既是原来的，又不是……而阿尔斯塔温给我送回来的那颗珍珠……我甚至认为是另外的一颗。珠宝商人有个迷信说法：要想让珍珠恢复原来的光泽和美丽，据说必须让贞洁的少女带上它到海里去洗一百零一次。然而，在可爱的莫斯科找不到大海，卡什卡同贞洁的少女又毫不相干。他倒是同那些不贞洁的女人，请原谅，关系极为密切……”
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为近二十颗珍珠复了原。每一颗经过复原的珍珠都使格拉祖科夫欣喜若狂，他甚至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大金矿。但是，格拉祖科夫很快就大失所望，在同买下第一颗“复原”珍珠的顾客争吵后，神幡手联盟的成员才恍然大悟：他高兴得太早了，赚钱的生意变成了赔钱的买卖。珍珠重新得到的光泽和美丽很快又消失了，过不了两三个月美人儿又变成了丑婆娘。这样的珍珠有时还能瞒过偶尔从外省来的买主，但瞒不过被珍珠商人看重的那些老主顾。
商店的信誉面临崩溃，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冷下来了，以后就彻底破裂。然而，格拉祖科夫，就我所知，希望揭开珍珍复元的秘密。他懂得只要谨慎从事，既使是一时的美人儿也能使自己发财，甚至是发大财。格拉祖科夫，怀疑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仅仅是个中间人，在他背后还有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在化学和珠宝方面都是个内行。但格拉祖孙夫无法同这位“第三者”联系上，因为商人的儿子小心从事，不让合伙人知道“第三者”的名宇，也不打算把他介绍给任何人。
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命运女神朝着珠宝商人微笑。三月的最后几天的一个傍晚．阿尔斯塔温喝得醉醺醺地来找他，并让他买下大约二百粒钻石、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的仿制品。用格拉祖科夫的话说，这批假宝石在制作工艺上完全可以同科尔吉耶的假宝石媲美。
“灿烂的光泽，同天然宝石相近的重量、硬度、色彩……”格拉祖科夫说，“米什卡要价又便宜。但我不急于买下，而是在拖延，磨时间……”
“为什么？”
“警察局，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他简要地说了一句，“没人愿意受到警察局的怀疑。”
“请你，对不起，说详细一些，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我要求道。
“可以。当时在莫斯科出现了一批骗子手，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他们把假宝石当成天然宝石卖给一些傻瓜。有六个人，或许还要多，上当受骗了，事后到警察局报案。我在侦察人员那儿看到了其中的一颗假的绿宝石，仿制的真好！即使是珠宝商人，如果经验不足，也会搞错的。那颗假宝石很象米什卡给我送上门来的一批货……能买下吗？应当讲良心！我可不是坏人，我是好人，坦率地讲，是个老实人、规矩人，从不干不正当的交易，只有对法衣圣器室的珍珠，鬼迷了心窍……”
格拉祖科夫说自己老实，当然是夸大其词。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珠宝商人认为，制作这批假宝石与复元珍珠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他可以用警察局要逮捕贩卖假宝石的骗子来吓唬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不管怎么说，当关于假宝石“诺列”的丑闻宣扬出去后，珠宝商帕夫洛夫服毒自杀。格拉祖科夫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推心置腹地谈过之后，他抓住了米哈依尔的把柄。他让对方明白，他不反对协助警察局抓获漏网的骗子手。他之所以没有迈出这一步，只是因为可以同阿尔斯塔温达成协议。如果阿尔斯塔温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那么，格拉祖科夫会忘记这一切。阿尔斯塔温同样也吓唬珠宝商，他暗示，上帝会给恶人作上记号，不得好死……但是贪财之心使胆小如鼠的格拉担科夫成了勇敢的斗士。他对威胁的回答是，在窗子上安装了密实的栅栏和牢固的铁护窗板，在门上装了一套很复杂的锁和门闩，给职工发了武器，并弄到了四条狼犬。不走运的米哈依尔·阿斯塔温逐渐明白，珠宝商人是吓不倒的。同时“诺列”丑闻之后，害怕警察局怀疑上自己，于是他们俩人重新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格拉祖科夫结识了久巳期待的那个第三者——正是此人十天前给他送来了被窃的珍珠。
阿尔斯塔温的同伙自称叫列什。在珠宝店帐房里的会面和谈话是极为秘密的。现场仅有两条狼犬，这是警告列什：任何轻率的行动都会给他带来可怕的后果。
格拉祖科夫含混地谈到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从各方面判断，他们达成了交易，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总之，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在格拉担科夫店里的一个大橱窗里摆满了仿制的假宝石。复元珍珠的买卖也干得挺顺手。这时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成了多余的人，被排除在外了。
但是，列什依然和过去一样小心从事。
“就象狐狸那么狡猾。”格拉祖科夫说，“不能相信他，要知道我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我推测，他住在索良卡或西特洛夫卡的一个地方。曾有两次我乘马车把他顺路送到那些地方。不过，我不能担保他就住在那儿，也许他到那儿去办私事。谁能知道呢？”
“如果你在业务上有急事要找他，那怎么办呢？”
“通过米什卡·阿尔斯塔温或是苏哈列夫卡的小铺老板。”
“老板姓什么？”
“他姓什么我不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那间小铺我可以指给你看，它紧挨着苏哈列夫卡塔楼。不过，那个老板和我同父名，我叫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而他——伊万·费奥多洛维奇。他秃顶，在苏哈列夫卡都叫他“秃毛”，这是他的绰号。他头上真的连一根头发也没有，脑瓜儿象个大鹅蛋。”
这么一来，我又得去结识一个有趣的人物——“秃毛”，伊万·费奥多洛维奇，他在苏哈列夫卡是个爱饶舌的赃物贩子。在那里我又发现了假宝石。我把这些假宝石拿给格拉祖科夫看。“这是列什的手艺。”他肯定说，“是个高手，无可挑剔。真是一双金手！”
我现在应当弄清列什同“希瓦自由城”的财政兼贸易部长马霍夫的关系。不过，我失算了；格拉祖科夫不认识马霍夫。列什也从未对他提到过这个人。
看来，这一次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彻底坦白交待了。““你对我们表现了诚意，诚意应当受到表扬……”我说。
格拉祖和夫与我告别时，似乎还不敢相信他今天夜里可以回家睡觉，他激动得哭了。
“我一辈子要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科萨切夫斯基公民！我，我的夫人，以及我的女儿都为你祈祷……”
“算了吧，何必为这点儿小事去打扰上帝，我说，“他还有别的事要做。只是请你，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注意。你在这儿说的一切，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顺便说一句，这是为你考虑。”
“我连这个还不明白吗！如果让列什和米什卡·阿尔斯塔温知道了，那要倒大霉，我马上就会送命……”
“你还用那些狗看门护院吗？”
“怎么能不用呢！”他咧开嘴笑了。“这个年头要不是狼狗看门的话，老虎早进屋了。”
苏霍夫走进办公室。他一看见格拉祖科夫，那张带有稚气的孩子般的脸立即变严肃了。他使劲把从制服口袋里露出来的那本从彼得格勒搞来的关于宝石的小册子往里塞，用手紧紧捂住，郑重其事地问：“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同志，可以叫汽车了吗？”
苏霍夫说话的声调冷冰冰的，每逢有“旧制度的残余分子”在坐时，他总是用这种声调同我说话。他极不赞成那些同资产阶级分子拉近乎的同志。格拉科科夫自然是在“残余分子之列了”。
“我们马上就走，”我说道。“先让我介绍一下，这是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格拉祖科夫，一个好人，还是一位宝石专家。你正在阅读宝石方面的书，而在你面前就有一个活人，他可以解答你提出的住何问题。”
苏霍夫的脸上泛起了少女般的红晕，总算把那本硬皮书塞进了口袋，井随便嘟囔了一句：“可以解答任何问题……”
“是的，几乎是所有的问题。”
苏霍夫的脸红了，他不喜欢我拿他迷上珠宝艺术一事开玩笑，于是以生硬的口气对我说，“那么，我就去通知司机，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二
当我审讯格拉祖科夫时，雷恰洛夫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见面之前到他那儿去一趟。
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办公大楼的前厅里，在不知从哪所中学里弄来的黑板上刚贴上一张纸——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俄国全体劳动者的公开信：“……敌军在占领德温斯克、维登、卢兹克后，继续向前，企图切割交通干线和用饥饿困死革命的中心……我们要和平，我们准备付出重大代价以换取和平，但是我们也应随时准备回击敌人，如果德国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我们……”
一名患肺结核，穿着破旧军大衣的士兵，用被莫合烟熏黄了的手指指着木板上的俄国大地图，地图上用特制的小旗标出了战线的位置。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弟兄们，我来自莫吉廖夫，来自大本营。将军们把士兵们出卖了！枪毙那些坏蛋！”
苏霍夫痛苦地瞅着我，他的目光在对我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们应当到前线去！”
传递信件公文的女秘书们在走廊里急冲冲地来回奔走，鞋后跟不停地敲打着地板；旧军官们站在刚成立的前线工作部的门口等着接见；
一位年仅十七岁，穿着皮夹克和马裤的委员正向赤卫队员们解释莫斯科军区特别司令部刚下达的命令：全城转入战争状态，昼夜巡逻，实行宵禁，收缴武器。就地处决犯罪分子……
举行罢工的医生们站在宽楼梯台上，不停地倒换着双脚。原来放在那儿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半身石膏像已被搬走，代之的是某个未来派雕塑家雕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塑像。
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值班室人员瞅了一眼宣传画——“用铁拳粉碎罢工”后，严厉地说：“公民先生们，应当结束罢工了。闹一阵子——就该满足了。恶性罢工事件将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我给你们二十分钟的时间，再多一分钟也不行，革命法庭的审判员们在等着。我们要自觉，不能再耽误审判员同志们的时间了。办案的审判员已在催我了。”
从医生们的面部表情看，值班员的这番话，尤其提到的“法庭”和“审判员”这两个词击中了要害，使他们明白了自己在浪费时间。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刚走到雷恰洛夫办公室的门口，挂在走廊里的壁钟正报出我们受接见的时间。过去我从未注意到时间计算得如此准确。可是雷格洛夫却不在办公室，这可不是他的工作作风，我不知所措，难道雷恰洛夫改变了自己多年养成的准时习惯吗？
我从值班员那儿得知，雷恰洛夫已受命前去布置莫斯科铁路沿线的岗哨（从战局考虑，出入莫斯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半小时前他从亚历山德洛夫车站打来了电话，请您等他一下。”值班员说，“再过五到十分钟回到这里。”
可是，我们等了不是五分钟，十分钟，而是整整一个小时……
尽管雷恰洛夫似乎在注意听取苏霍夫和我的汇报，可给我的印象是，他此时此刻正在思考别的事情。
“请再说一遍，从格拉祖科夫那儿没收来的珍珠价值多少？”他问道。
“大概值三万到四万。”
“这么说，经过十天的搜寻，只还给国家三千万中的三万卢布，平均每天三千卢布。”雷恰洛夫小结道，“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干下去，那么，找回全部失窃的珍宝需要八年多的时间。太久了吧！对吗？”
当然，可以提出反驳，因为不能在刑事侦察和财会工作之间打上等号。但是雷恰洛夫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现有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
总是站在正义和公道一边的苏霍夫开始向雷恰洛夫解释我们遇到了的重重困难，但雷恰洛夫打断了他的话。
“困难不是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指出的是，你们放过了瓦西里·梅斯梅尔……”
“看来，梅斯梅尔同盗窃案无关。”我说。
“‘看来’……现在，把希望都放在无政府主义分子身上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我反驳道，“如果格拉祖科夫的口供属实，我相信，数日内可以找出盗窃犯。”
“不过，以我的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列什抓起来，对吗？”
“是的。”
“而这一点，看来，行不通。”
“我想，行得通。对‘秃毛’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已经进行了监视。我们正在悄悄地接近马霍夫。从逻辑上推断，他一定会在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身边出现。”
“逻辑终归是逻辑，”雷恰洛夫说，“而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价值三千万金卢布，这是专家们确定的数目。你的逻辑推断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评价。如果有人估价的话，不会说它能值三千万。”
“谁知道，也许估价人会估四千万。”我用笑话来缓和一下气氛。
苏霍夫笑了，可雷恰洛夫不动声色。他又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