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 第11部分

　　他没有反驳，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就要熄灭的烟卷。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最奇怪的是，我同你，看来，要协手共事了。”

　　“我不怀疑。”

　　“在法衣圣器室里的那次谈话之后，我根本不相信能做到这一点。而现在……”

　　“现在，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让我们再回到案子上来。”我说。

　　“是的，是的，当然了，案子——高于一切。”

　　雷恰洛夫非常满意的是博林非常理解“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性。顺便说一句，纪律对雷恰洛夫来说，简直是一种本能。

　　依照雷恰洛夫的指示，我暂时解脱了在民警局苏维埃的工作，转到刑侦部门，杜博维茨基为我安排了办公室。

　　他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十分高兴。但他尽量装出满意的样子，不断地来看望我。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对他说，对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深受感动，但无权领受。这些话使他清醒了。

　　根据我的命令，纠察队组织了几次搜捕，阿尔秋欣和沃尔任宁也参加了这些行动。如果说，他们俩人还没交上朋友，那么，已彼此熟悉了。在一次搜捕后，阿尔秋欣得意地给我拿来了三块假宝石，是法衣圣器室里收藏的宝石的仿制品：菲拉列特牧首拐杖把手上的“苦行僧”，缟玛瑙红宝石“特级公爵”和钻石“第一个叫安德列的人”。搜查前，一个被拘留者把这些假宝石扔在值班室的地板上，究竟是谁扔的还没有查清。克贝尔肯定了我的初步判断，这些假宝石在制造手法上与前者相同，毫无疑问，出自一人之手。给人一种印象，好象这位不知名的大工匠正在大批生产人造宝石，指望以此发财。然而，这位大工匠是谁呢？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即逮捕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赫沃西科夫已经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们；还必须逮捕来自西特洛夫卡的老头子马霍夫；四下搜查，审讯被捕者，必要时进行当面对质。不过，最简单的办法未必是最聪明的办法。对上面提到过的那个普什科夫的无结果审讯已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只好把他放了。简单的做法往往得不到真实的口供。如果我们逮捕了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如果在他的住所里我们什么也搜查不到，那么我们得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商人的儿子会立即意识到。我们除了抽象的推测外，任何证据也没有，即无人证，也无物证。这又怎能迫使他供认呢？所以，我倾向采用别的办法：对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住所进行长期监视，如果有可能，对他本人也要监视起来。我认为，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迟早要与“荷兰人”和马霍夫见面。

　　对付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则更困难一些。无法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设立监视哨，接近马霍夫也很难。马霍夫被视为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二号人物。

　　“是的，”赫沃西科夫对我说，他由博林推荐重返刑侦部门工作。“我敢说，这个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够你对付的。我清楚这一点。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有自己的耳目，比我们的要能干。我们曾几次想打入他的内部，可是没有成功。他是个狡猾的销赃犯，能使鬼推磨……”

　　赫沃西科夫在旧警察局忠心耿耿地干了三十年，他长着一对酒鬼似的红肿眼睛。他对犯罪世界了如指掌，阅历很广，工作热情也很高，用阿尔秋欣的话说，“在新政权下不能盘腿闲坐。”他不愿意到“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干活。现在他要使出浑身解数协助我们侦破法衣圣器室的盗窃案。

　　“正如所说，没有资金，寸步难行，”赫沃西科夫得意地对我说，“无论是做公平的买卖，还是去犯罪，都一无例外。溜门撬锁需要各种工具；拦路抢劫——需要武器。这些东西到哪儿去弄呢？西特洛夫卡的商人们就有这些玩意儿。那些人既搞现钱交易，也可以赊帐。偷来的东西又怎样销赃呢？同样得去找他们，尽管只出一半的价钱，可要比旧货市场可靠得多。于是钱就朝着他们那儿流去，有时象小溪，有时就象涨水的大河……”

　　他说，西特洛夫卡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很阔绰，据警察局的情报，这些人的收入曾达到过一年可赚一万到一万五千卢布。最富有的人甚至雇用经理和推销员，他们把主人的商品（撬棍、万能钥匙和职业赌棍用的纸牌）推销给外省的地痞流氓。有些人，其中包括马霍夫，在其他城市开设了地下办事处，店铺和分支收购点。

　　西特洛夫卡的资产阶级分子养肥了刑事犯中的上层人物，在犯罪世界颇有影响。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大头目经常关心自己的“工商业者”，在没有同“希瓦自由城［希瓦是乌兹别克的一座古城，曾是过去希瓦汗国的首都。希瓦汗国是十六世纪时出现在阿姆河下游的中亚细亚封建国家。马霍夫自称是“一国之王”。——译者注。］的头号商人马霍夫谈妥前，他是从不做任何决定的。

　　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一马霍夫在五十年前是一个普通的扒手，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犯罪生涯。当时他有一个滑稽可笑的绰号——莫尔科夫卡（胡萝卜）。后来干过投机买卖，并与侦缉队暗中勾结，买卖越干越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已当上了“苦役”酒馆的老板，斯维尼胡同里的黑窝子和制造纸牌的地下工厂的头子。数十名销赃犯和卖私酒贩子为他效劳。马霍夫的酒馆成了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独树一帜的交易和行政中心。西特洛夫卡集市好象已成了俄国犯罪世界的指挥部。这时，马霍夫已不再怕警察局了，而是警家局怕他。

　　同赫沃西科夫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直到现在还惧怕马霍夫。总而言之，他也好，博林也好，除了建议我等待时机外，再没有提出其他好主意。如果说，对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或者梅斯梅尔“等待时机”尚可获得什么的话，那么，对马霍夫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监视他，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法去监视他。必须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建立一些关系。这时，我突然想起可以利用在集市上落户的“无党派者协会”或者“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

　　可是从何下手呢？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我们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关系还是彼此相容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把自己军火库中的武器分发给黑卫军［黑色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色，黑卫军即其武装力量。——译者注。］，那么，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关系就冷落了下来，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份，在相互关系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尖锐的矛盾。诚然，联盟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公开声明中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奉公守法。譬如说，列昂·乔尔内在同一家报社的记者谈话时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支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的政策都符合人民的利益。但令人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根本社会改革时，表现了令人不能理解的迟缓和拖延。因而这才迫使无政府主义者“促进”他们一下。

　　“实际上，矛盾很深，也是原则性的”——这不是别人，正是克鲁泡特金［１８４２－１９２１，公爵，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２年他在旅居国外时参加了巴枯宁所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译者注。］亲口说的。老头子早就不搞实际活动，与联盟断了联系，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才可能说出心里话。他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声明无政府主义现在和未来将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同沙皇，同布尔什维克……无政府者既然反对任何政权，那么就不会，也不可能对我们有所例外。

　　无政府主义者无视中央征用委员会的一切法令（联盟装做承认它的存在），强行侵占商店，把食品和布匹分发给老百姓，征用私人住宅、汽车和仓库。他们把贵族和地主的庄园及其全部财产都捐赠给了自己的公社。因此没有他们的参与，屠格涅夫的庄园不会被洗劫一空。毫无疑义，这一切全部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促进”行动迟缓的执政党布尔什维克。

　　当我们提出抗议时，他们恭恭敬敬地听取，并保证无政府主义者不谋求政权，最后还困惑不解地耸耸双肩。

　　我把打算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寻找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珍宝的想法向雷恰洛夫做了汇报，他持怀疑态度。可是当我把巴里事件讲给他听之后，他笑了。

　　“看来，这是个办法，或许会搞成。试试好了。”

　　据我估计，巴里事件完全可能成为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暂时合作的基础。这起事件在莫斯科引起过很大反响，而在无政府主义分子中则引起一片惊慌不安。克鲁泡特金就此案给我打过电话，他希望在释放狱中国犯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克鲁泡特金只字不提巴里事件。但是我很清楚，这正是突然看重我这个普通人的奥秘所在。巴里事件象根鱼刺一样便在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咙里，没有我的帮助或者是雷恰洛夫的帮助，无政府主义者就无法拔出这根刺。

　　这是一桩大丑闻。著名的莫斯科工业家巴里是一个饮酒作乐的家伙．八天前他被绑架。这事发生在深夜十二点左右，当时巴里酒足饭饱后正同令人倾倒的女歌手一道走出“莫斯科自由俱乐部，——前“莫扎伊卡”剧院。在台阶旁停着一辆“代姆列尔”牌小轿车。巴里还没有来得及抬腿，两个健壮的小伙子就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汽车。当女歌手明白过来她该干什么时候，是晕倒在地还是喊人救援，汽车已疾驰而去……

　　绑架犹如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使用氯仿［一种麻醉剂。——译者注。］、戴假面具，不言而喻，还蒙上眼睛。

　　巴里被带到某个别墅里，一个“脸色苍白、目光紧张的小伙子”用左轮手枪对准他，递过来一张纸，上面盖着“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莫斯科地下小组”的图章，在一格里写着被绑架者的名字，而在另一格里写着赎金的数目：八十万卢布。巴里掏出钱包，里边仅有五十卢布。“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们狂怒了，但还是收下了这笔钱。然后他们让他写一张两天为期的欠条，共欠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卢布（巴里讨价还价定为三十万）。在欠条上还有这么几行字：“在我获释之际，我做为共和国公民和一个正人君子立下誓言，并已正式警告我，如果拒付和延误交付欠款，将对我和我的全家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直至使用威力巨大的炸弹。”

　　巴里表现出令人羡慕的镇静，这天夜里他照旧在情人家里过夜。可是，再挺不住了，第二天清晨巴里全家逃出，搬进刑侦局……

　　杜博维茨基着急了，他还没有碰到过如此果断的行动。

　　“你们，怎么啦，是打算在这儿过夜吗？”他问那位热爱生命的一家之主。

　　“是的，”巴里干脆地回答道。

　　“可是明天你们总还得回家呀！”

　　“回家吗？挨炸弹？”巴里反问道，“不，你错了，明天我们也不离开这儿。”

　　“你们打算在这儿住多久，一周还是一个月呢？”

　　“你什么时候抓到强盗，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去。”

　　“假若我们抓不到罪犯呢？”

　　巴里对刑侦局局长的宣言没有在意。他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这时搬运工已把皮箱和行李搬进来。

　　世上杜博维茨基最怕争吵。他决定不能让受到死亡威胁的一家人露宿街头，于是把巴里全家安置在二楼宽敞走廊的尽头处。这里摆上了吊床，桌子和沙发。这使那些搞侦缉的战士们，尤其是住在营房的纠察队的年青战士们过得舒适一些了：这儿有从“莫斯科自由俱乐部”餐厅弄来的食品，而在第一天晚上为庆祝自己的搬迁还备有香槟酒。

　　喜欢热闹的沃尔住宁对巴里十分关切和同情。他喜欢巴里的处境，也喜欢他如此泰然的态度，他住在刑侦局里犹如在自己家里一样。沃尔任宁一有闲空就登上“餐厅”同乔迁的主人聊上一阵子，顺便也同漂亮的侍女闭扯一会儿。我不知道沃尔任宁的殷勤献得如何，用阿尔秋欣那挖苦的话说，他象一只土鹅似的在姑娘面前摆来摆去，不过，找到劫持犯的功绩却属于沃尔任宁。

　　杜博维茨基正准备同这些吵吵闹闹的房客讲和，但不料就在沃尔任宁查明汽车是温达沃至雷宾斯克的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之后第四天，就抓住了罪犯。

　　这个犯罪集团共有七个人，首领是一名牙科医生的儿子，一个超龄的中学生，因学习成绩太差被莫斯科第二中学除名。他就是那辆汽车的司机。

　　这桩案子纯属刑事案件，因为绑架巴里的这伙人不属于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是在搜查其首领的住宅时。刑警偶然注意到了一个留着额发的青年人的照片。这副面孔很熟悉。刑警从墙上摘下了照片，在背面的硬纸板上写着：“我们不再毫无意义地重复那句‘尊重法律’的老话，我们要说：“藐视法律，摆脱一切约束！’‘服从法律’是怯懦和卑鄙的语言，我们要取代的：‘否定一切法律，与其相对抗！”

　　谢尼亚，要永远、随时记住克鲁泡特金说的话？！

　　这个中学生叫谢尼亚，而照片上的青年人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社会革命的无私无畏的好汉”。照片背面是他亲笔写的克鲁泡特金文章中的摘句。

　　尽管刑警暂时还未彻底查明格雷兹洛夫是否直接参与了策划绑架商人一案，而谢尼亚也避免回答那些敏感的问题，但案件牵连到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如果报纸转载了调查材料，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便会处于非常困窘的境地。他们很懂得这一点。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能否在马霍夫这件事上协助我们呢？

　　我把博林和赫沃西科夫叫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如何评价无政府主义分子在西特洛夫卡的影响。